应县木塔大木作研究的演进与突破

    ■王贵祥

    对应县木塔的持续的关注、探索与研究，不仅是中国建筑史界，更是几代清华人挥之不去的学术心结。早在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莫宗江先生初登木塔，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几乎是冒着生命危险，对应县木塔做了第一次全面系统的测绘，为世人了解与研究这座世界级木构文物建筑，留下了至为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从与莫宗江先生的交谈中，也曾得知，1950年代之后，梁先生也一直关注着应县木塔的研究，后来陈明达先生对应县木塔的测绘研究，也曾与莫宗江先生有过诸多交流切磋。上世纪90年代郭黛姮先生在其《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三卷中，对应县木塔也有许多十分独到的见解。

    我自己第一次去应县木塔，是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因为听了莫宗江、徐伯安先生的课，对建筑史感兴趣，参加了由建筑史教研室向系里申请组织的中国建筑史专题学习与研究小组，按照系里安排，要求学习者要到古建筑实践第一线考察，我就报名参加了由吴焕加先生带队的一个小规模的建筑史研学考察小组，沿着大同、应县、五台、太原、正定走了一圈。也是在那一次考察中，第一次目睹了当时在数十里之外就能够看到，且一时间竟几乎令人要拜倒在其下的这座年岁近千年的高层木塔。1978年考研后，在课程中，有古建筑考察这一环节，莫先生又亲自带队，带领建筑系20名研究生再一次系统考察了山西、河北的唐、辽、宋、金古建筑。至今记得已可称老年人的莫宗江先生在进入应县木塔时的兴奋样子，当着我们的面，几步就从二层楼梯扶手，上到了上一层的暗层梁架上，令在场的所有人都啧啧称奇。

    也许因为有这一经历，上世纪90年代初，国家文物局文物研究所张之平老师联系本人对应县木塔做现状测绘时，我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在酷热难忍、蚊虫肆虐的暑日，我带着数十名老师与学生，在塔之内外上下摸爬了几个月，为取得最真切的数据，我几乎是不多的几位能够触摸到这座古塔塔刹最顶端铁质宝珠上皮的人之一。这次测绘，我们用较为传统的测绘方法，与当时几乎是最先进的经纬仪、水平仪等，尽可能地获得了当时能够拿到的十分细微的木塔数据。虽然方法古拙，却也是当时能够取得的最为接近木塔现状实际的一套数据与图纸。图纸完成后，得到了由罗哲文、李世温、柴泽俊等先生组成的专家组召开的鉴定会的充分肯定。罗老特别嘱托说：你测的塔之高度数据，较之前大家所知数据要低一些，希望不要发表。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测绘成果乃学术公器，我将图全数提交，且严守君子一言之诺，除了在2010年在得到张之平老师的允许，写了一个回忆性的“札记”之外，一直未曾发表这方面的文字。

    令人感到十分欣慰的是，又过了三十余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所的刘畅老师与中国文化遗产院再一次合作，并带领他的弟子，用最为现代与科学的方法，用了数年时间，对这座一直被建筑史学人关注的千年古塔，再一次做了十分详尽细致的测绘，并以大量的数据，做了许多别开生面的研究。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套“应县木塔大木作研究”丛书，就是刘畅老师团队数年来勤勉测绘、辛苦研究获得的成果。

    从梁思成先生的初探到今天保护木塔的挑战，木塔话题不仅成为人文学科领域中国古代建筑研究、佛教研究的热点课题，而且可以说已经占据了中国遗产保护科学难度和规模的高峰——自笔者参加木塔工作三十多年以来，应县木塔的这个地位愈发凸显。在这个背景之下，“应县木塔大木作研究”的选题是基础性的，围绕着大木尺度设计、构造设计、加工痕迹三个方面，逼近着对三个核心问题的诠释——并且走在一条逐步去伪存真的正确的道路上。这些问题包括：1.应县木塔构件因自身结构特点、自然因素、人文因素影响存在显著变形，今天能不能通过测绘数据采集与分析逆推得到其原始设计尺度与比例关系？ 这是对辽代建筑之文化背景、技术背景的具体考察与印证。2.如何判断应县木塔现存结构当中贯穿下来的原始设计思路和后期添加与改造的部分？长远地看，这个问题的彻底解答需要依赖科技检测手段——更重要的是无损或微损的科技检测手段，问题的回答直接关乎木塔结构安全性认知与保护修缮方针和措施。3.通过更近距离地考察构造和材料加工细节，我们是否能够逐步揭示应县木塔建造者的更多信息？ 这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话题，是在当代新信息记录手段下得以开展的工作，需要长期数据积累进行完善和推广。

    丛书包含的“尺度篇”“榫卯篇”“工具篇”三篇各具特点，各有专注，各有所成。

    “尺度篇”是理解古人大木作设计的基础。此篇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其综合学科背景。与笔者1990年代测绘应县木塔之时的思路相类，具体方法则显著具有21世纪的时代性。比如说，当年的立足点是测绘学专业的基本思路，借助的是经纬仪、全站仪，配合照片影像，基础数据支撑是手工测量成果。而本丛书“尺度篇”所使用的摄影测量、三维激光扫描、摄像记录、X射线成像等手段无一不受惠于新技术的推广，受惠于原本昂贵神秘的设备大踏步地走入民用领域。本人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这部大书的作者群，不仅是现有技术的熟练使用者、勇敢尝试者，也有针对性地扩大了交叉学科方法的“舒适圈”——典型反映在将木材学作为研究基础引入视野，并显示出比较坚实的材料认知。“榫卯篇”的成果是长期艰苦工作的成果。全面榫卯模型的搭建有一个前提——如此复杂的榫卯细部应当表达在什么样的基础模型上呢？ 是三维激光扫描得到的木塔现状模型？ 是按照实测数据得到的“法式模型”？ 正是出于这个考虑，“尺度篇”先行，“榫卯篇”跟上。先建立一套完整的尺度假说，形成一套完整的数字模型，进而以此为底图，校验榫卯大小、表达搭配方式，完成图纸绘制。换言之，如果“尺度篇”的基础模型是参数化的、可修正的，在此基础上榫卯研究就可以聚焦在大型榫卯与构件之间的模数化关系，聚焦在小型榫卯制作与工具的“绝对尺度关系”之上，同时，因之深化得到的“榫卯篇”模型便可以随前者的更新而得到快捷有效的调整。

    另一个令笔者感到鼓舞的是“榫卯篇”所表达出来的大量新发现和第一次用图纸表现确认的已有认知。这些木塔构造“密码”既包括各层每面通长阑额和普拍枋做法，各层立柱与阑额、栌斗处与常规做法大相径庭的交接方式，叉柱造下部柱肢定位与侧脚设计等与结构安全直接相关的做法，也包括昂栓、斗销、下昂与昂下交互斗交接做法等可能带有木匠“流派指纹”的细部构造。固然，书中的一些信息与笔者历年观察有所出入——如栌斗之隔口包耳在现已公布的辽代案例中往往与斗耳同高，但木塔此处做法在常规条件下不可见，本书中表现细节显然参考了北宋的《营造法式》。笔者期待未来探查新科学手段的应用，也期待未来榫卯研究的长期进展。

    “工具篇”的出现其实出乎我原来的设想，但此篇却是引导并深化木作工艺研究方向的应有举措。今天常规的加工痕迹调查仍然是使用侧光摄影、铅笔描拓等手段开展观察和记录，同时，对于加工工具、方法和痕迹对应的研究也并不丰富。究其原因，在于支撑痕迹研究的传统工具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也在于建立标准、采集数据、实验考古、工具复原的研究路径还未成型。因为本人对古人在大木作匠作工具上的了解深度不够，每每读到这方面的文字，多有期待，此次更是期待的这些应县木塔研究者们正在进行的“工具篇”的未来成果。从其书的前后文中推测，这一独具特色的研究中，将会引入具有木匠本色的实操性实践，并引入传统工具本身的再研究和仿制，甚或也会引入数据采集手段的再审视和新技术的应用，这些在中国古代大木作研究上，都是极具挑战，也极具学术吸引力的。总体来说，“应县木塔大木作研究”丛书为我们拎出了一条研究主题的线索，在建筑史学研究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最后，请允许我提出两点或可供参考的建议：第一，“榫卯篇”为读者展示了详尽的构造细节，尚未全面提供如何形成这些认识的推导过程和证据。期待作者团队在后续的出版物中进行补充，形成学术闭环。第二，笔者深感主编略去自序或前言是一个遗憾。主编乔云飞和刘畅老师长期以来和我保持比较密切的交流，他们鼓励青年学子的初衷深深感动了我；而他们的很多“后台”思考，仍然无法用简短的篇幅全面表达。我衷心期待在未来的出版工作中能够请他们将自己的学术“规划”透彻地讲出来，以启发更多的同行。

    由朱启钤、梁思成、刘敦桢一众大家开启的中国建筑史研究，已经走过了一百年有余的艰难历程。从前辈学者的拓荒之旅，又经历了几代人的前赴后继，现在不仅已经到了优秀学者群后浪蜂起，也到了在学术上应该有更大、更突出成果的时候，刘畅老师和他的团队，与中国文化遗产院同道紧密合作，在这方面的最新成果，不正是代表了近些年来中国建筑史史学发展的这一重要趋势吗？

    （作者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