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历史想象中探寻中华文明交融密码

    ■张凡 张锐芩

    《龟兹长歌》是作家邱华栋继长篇历史小说《空城纪》之后又一部深入挖掘西域历史与文化的力作。与前作的“石榴籽式结构”可谓异曲同工，《龟兹长歌》由“琴瑟和鸣”“康家九代”“霓裳羽衣”“战龙在野”“龟兹盛歌”五个篇章构成，通过一把“汉琵琶”的流转与小说人物命运的勾连，形成了严密的叙事网络。作为《空城纪》的延展与深化，小说《龟兹长歌》以西域龟兹古国为叙事核心，跨越西汉至当代两千余年历史，以文学想象激活了被风沙掩埋的中华文明记忆，展现出丝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壮阔图景，填补了前作对龟兹古城军事史书写的空白，并将其神秘而悠久的故事娓娓道来……

    小说《龟兹长歌》完成了《空城纪》关于龟兹古国那些未言尽的故事以及可能的表达，延续了邱华栋擅长的碎片化叙事，五个篇章既可自成一体，又能彼此映照。“琴瑟和鸣”以解忧公主之女弟史的视角，讲述龟兹与汉朝的政治联姻与文化交融；“康家九代”虚构粟特商人家族两百年的故事，勾连起龟兹石窟的开凿史和佛教文化与龟兹文明的关联；“霓裳羽衣”借龟兹乐师白明月参与唐朝宫廷乐舞《霓裳羽衣曲》的创作，再现了龟兹音乐与中原雅乐的交汇融合；“战龙在野”以工匠赵弘节的经历重现怛罗斯之战的残酷以及龟兹历史上的关键节点；“龟兹盛歌”则通过当代民族乐器收藏家李刚前往龟兹遗址寻找“汉琵琶”的经历，串联起多民族音乐的古今呼应。这种碎片化叙事保留历史小说宏大视野的同时，又消除了线性时间的限制，使读者得以从不同角度探索悠久的丝路文明。

    《龟兹长歌》中的器物可以说是穿越历史时空的文化信使，其中“汉琵琶”这一核心意象贯穿于整部小说的五个篇章，消解了碎片化叙事可能造成的松散。文中的“汉琵琶”随着细君、解忧两代公主的和亲之路来到西域，不仅是时间与历史的见证者，更是文化交流与交融的象征。解忧公主之女弟史又带着汉琵琶前往长安学习音乐、文化。汉琵琶在龟兹王族流传几百年，到了康家第五代康正果的妻子迪迪拉热手中。康家第九代时，汉琵琶再次出现在洛阳的大魏宫廷。“霓裳羽衣”篇章中，琵琶高手火玲珑将汉琵琶的乐音融入李隆基创作的《霓裳羽衣曲》。“第四歌”中吐蕃铁骑攻陷龟兹之时，赵弘节选择以血肉之躯守护故土。他将自己封入洞窟，塑成一尊持国天王像，手中紧握的正是从坍塌古墓中寻得的汉琵琶。直到当代，民族乐器收藏家李刚探访龟兹遗址，在库车的一家手工作坊发现了汉琵琶的残身。汉琵琶在宫廷与民间、龟兹与中原、战争与和平、历史与当下之间的辗转，是不同时期各民族对中华文化认同的接力传递。它以实体存在消除了线性的时空阻隔，出现在政治联姻、商贸往来、艺术创造、战争守护等历史场景中，由此不断传达“多元一体”的文明对话力量，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叙事载体。

    邱华栋试图通过文学想象来延展历史空间与文化表达，小说《龟兹长歌》展现出作家极强的文字表现力与超凡的想象力。关于龟兹乐师火玲珑演奏琵琶的描写，作家以通感手法将琵琶的乐音转化为自然意象，将其具象化为春雷掠过麦田、骤雨摇撼林木，一曲《绿腰》在虚与实的交织中迸发出引人入胜的磅礴气韵。这种对音乐的艺术化重构，既凸显龟兹乐舞的感染力，也为历史场景注入诗性的张力。而《龟兹长歌》中有关西域物品的罗列与铺排、中原乐器与西域乐器的介绍、怛罗斯之战中的战术描写，从盛唐军队的弓弩制式（长弓、角弓、稍弓、格弓）、陌刀与大马士革弯刀的锻造工艺，以及怛罗斯战场上大食军的“五肢阵”和唐军“六花阵”的攻防博弈，每一处器物考据与战术推演皆需依托史料的强力支撑。正如作家自己在创作谈中所提及的：他实地考察了高仙芝行军路线，广泛地阅读《旧唐书》与《新唐书》等有关怛罗斯之战的历史资料。作家结合史料重构战争场景，试图填补长篇历史小说《空城纪》中未及展开的龟兹古国的军事史叙写。而这些细节，都彰显出作家邱华栋对西域历史文化、艺术信仰、民生百态等方面的博识与熟稔。

    邱华栋的《北京传》钩沉出三千年都城史，历史小说《空城纪》回望了两千年西域古城发展史，而小说《龟兹长歌》则演奏着龟兹两千年的文明交响曲。《汉书·西域志》中记载：“龟兹国，王治延城，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龟兹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被学者认为是古印度、希腊-罗马、波斯、汉唐文明在世界上的交汇之地。作为古丝绸之路上至关重要的城邦国家，龟兹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交通枢纽，更是人类文明史上极为难得的“文化大熔炉”。十五六岁的少年被新疆大地上汉唐废墟里赤霞染天、群鸽蔽日的景色所震撼，对此留下深刻印象，而这成为邱华栋选取西域历史题材进行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龟兹长歌》以一把“汉琵琶”为叙事线索，以五个篇章为结构框架，将军事、艺术、商业、文化等多重线索串联到一起，不仅展现出丝路文明深邃幽远的魅力，更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有力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