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对曹植诗篇的刻板印象

    ■顾农

    德裔美国汉学家傅汉思（Hans H. Frankel，1916-2003）是名声远播的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里的前辈学者，他涉及的领域相当广阔，除了文学以外还有昆曲和书法。此公一生译著甚多，先前我只读过其中一部《梅花与宫闱佳丽——中国诗选译随谈》的中译本（王蓓译，三联书店2010年4月版），大为佩服，曾在一篇读书札记中说过一点心得（详见顾农《两位海外汉学家的高论》，《汉学研究》2021年秋冬卷。另一位海外汉学家是法国的郁白）。最近很高兴得到新近出版的《玉骨冰魂——美国汉学家傅汉思著述选译随谈》（管宇编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25年3月版），拜读了他更多的大作，其中胜义如云，尚待慢慢消化，这里先说说我最感兴趣的，是他根据“新批评”“人格面具”等西方理论对曹植的诗篇提出了若干新颖的见解，颇有助于破除先前的刻板印象，先来激活思想，然后就可以进入深度探索了。

    中国诗歌的高潮在唐朝，唐人最佩服的前代诗人则是曹植——五言诗在他手里是完全成熟了，多有名篇，而且他的不幸遭遇更是令人同情，于是其人其诗便成了一座高峰，有关的研究也始终兴盛不衰，形成了一些相当稳定的结论，为广大读者耳熟能详。而傅汉思思维活跃，完全不受传统意见的束缚。在《曹植诗十五首：一种新方法的尝试》一文中，他在翻译了曹植的《门有万里客行》《野田黄雀行》《赠白马王彪》《五游篇》《泰山梁甫行》《送应氏》（其一）、《杂诗》（其一）（其二）、《吁嗟篇》等诗以后，分别提出新的解说，又从具体上升到一般，发表带有理论意义的新见道：

    曹植（192-232年）是中国最著名的诗人之一，但数百年来批评家对曹植的高度评价并非完全源于其文学造诣。与其他诸多中国文人一样，曹植的诗人身份与其个人身份严重混同，被刻板地塑造为一个悲剧英雄的形象。

    在研究中国诗歌时，历代学者不遗余力地追溯诗歌创作的日期和背景。这些催生了一系列卓越学术成果和推测。我认为，除非诗歌的标题或序提供了明确的信息，否则任何方法都不能完全准确地确定创作日期。就曹植而言，我们仅掌握了他部分诗歌的序……

    这些高见可以促使人们捐弃先前固有的成见，重新思考曹植其人其作的真相与意义。曹植一生虽然不长，但前后颇有变化。其前期既充满英雄气概，又大有公子气浪漫气：父王曹操死后他遭到来自曹丕、曹叡的打击和冷遇，这原是宫廷政治中的传统节目，比较不常见的是曹植完全不计个人恩怨，一再表达忠心，而且决心为国家出力，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他甚至希望朝廷给他一支军队，以便他去为国立功，其正能量书生气极为可观。曹植太天真了，朝廷怎么可能给他军事实权？ 他如果能认清形势实行韬晦，也许可以少受些迫害吧。

    曹植有不少诗确实很难考证出具体的写作时间，那么估量一个大概的时段也就可以了，关键在于细读原作文本。例如著名的《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

    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见雀喜，少年见雀悲。

    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

    过去往往以比兴说诗，解释为曹丕在上台以后残酷地镇压那些过去一向拥护曹植的人物，如丁仪、丁廙兄弟，曹植很想施以援手，可惜无法做到。傅汉思认为这样的解说在现有资料中根本不能获得确凿的证据来予以证实或反驳，因此不可信；他认为应从文本实际出发，体会诗人“对于飞翔的生物和飞行活动很感兴趣”。像他这样来读此诗当然也未尝不可，其实即使我们想象此诗的主题在于表达保护弱小动物的意思也未尝不可。但是“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这两句恐怕应当有点言外之意，单是要救篱间黄雀那就救吧，这跟“结友”有什么关系？ 而且既然能“拔剑捎罗网”，可见手上是有剑的，这同前面刚刚说过的“利剑不在掌”似乎冲突。看来诗人当时情绪太激动了，有点语无伦次，更可能的是他故意丢个破绽，借以表达微意：有剑而不锋利，难以成就什么大事，只能解放一只黄雀。这首诗名气很大，被评为“语悲而音爽”（《古诗源》卷五），但其中很有点麻烦，到底应如何理解，尚待进一步揣摩研究。

    中国古代许多诗都存在多义性，定于一尊的解说很容易遭到挑战。我们不妨允许诠释的多元存在，有些看法即使像是奇谈怪论，只要它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就放它一条活路。这同数学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与此不合者皆打个叉叉是很不一样的。

    读一点海外汉学的著作往往可以促进我们跳出成见，激活思想，但这些著作中正面提出的具体结论我们也未必就能同意。所谓“可爱而不可信”的原因在此。追求标准答案在数理化考试当中是必须的，欣赏诗歌则大可豁达一点，当然提出新见也得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才行。傅汉思是海外汉学中的高手，对中国传统文化知之甚深，水平很高，他的书是值得认真拜读的，可惜翻译过来的还远不够多。

    《曹植诗十五首：一种新方法的尝试》提到《七步诗》不可信的原因是“如果曹丕真的意图杀掉哥哥曹植，又为什么要给他机会通过考验而逃生呢”。《七步诗》是否可信，尚可从容讨论。关于它产生的背景，《世说新语·文学》载：

    文帝（曹丕）尝令东阿王（曹植）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曰：“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帝深有惭色。

    《世说新语》是一部声誉很高的名著，其中的记载往往被视为可以信据的材料，但这里也记录了一些传说故事，未必能够完全信以为真——但要否定它们，也很为难。估计当时曹丕并没有下决心杀曹植，只是不断地给他施加压力、寻找些麻烦罢了。杀掉这位名气很大的老弟，显然得小于失——曹丕写诗的才华不及乃弟，而算这种政治账，他肯定是要精明得多了。

    （作者为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