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彝的《鱼乐图》

    ■郑达

    蒋彝（1903-1977）是二十世纪中叶最著名的华人英语作家之一，他的哑行者游记系列畅销西方世界。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成就斐然的书画家，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熊猫入画的水墨画家，写过好几本以熊猫为主题的儿童读物，包括1944年企鹅出版社推出的儿童读物《明》，销量高达二十五万册，一时洛阳纸贵。

    此文主要谈谈1963年夏天蒋彝所作的《鱼乐图》。我首次听说《鱼乐图》，是1999年初，当时我在搜集资料，准备蒋彝传记的写作，为此，我去纽约夏志清教授家采访。夏老六十年代初应聘哥伦比亚大学，曾与蒋彝同事，并且合用过一间办公室，所以相互十分熟悉。那天，夏老拿出一幅铁线篆文书法长卷，是蒋彝的墨迹，得意地展示，且不乏褒奖之词。谈话中，他提到蒋彝的《鱼乐图》，说那可是件精品，其中戏水游鱼，出神入化，栩栩如生。

    说来也巧，隔了不多久，我到康州拜访蒋彝的二公子蒋健飞，我们在交谈中提及《鱼乐图》。蒋健飞一听，兴奋地给我描述了一番，接着去储藏室，拿来一幅印刷品，送我留念。【图一】

    画作长约75厘米，宽40厘米，十来条游鱼，神态各异，悠闲有致，左右盼顾，穿梭不息，饶有妙趣。左侧的长段题跋，节录庄子《逍遥游》的《秋水篇》：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鲦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故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这是庄子与惠子在濠水桥上观看河中戏水鲦鱼的一番辩论，惠子认为人不是鱼，所以无法感知游鱼是否快乐，而庄子的观点则恰好相反，他坚称，游鱼快乐，而人也能感知它们的快乐。这一段精彩的文字，是古代哲人对宇宙、自然、生命的思考，其中涉猎自由、人生、认识论的本质内容。题跋的结尾部分为“第二癸卯夏江州哑行者蒋彝”，即1963年夏日，江西九江蒋彝所作。【图二】

    中国绘画中，常常融合书法、绘画、诗文、篆刻诸形式，珠联璧合，交相辉映，此《鱼乐图》，可谓典型。题跋下钤有两枚红色印章，分别是“蒋彝印信”和他的笔名“哑行者”。画的右侧下方，也有一枚印章：“大洋舟里看初日，如读平生未见书”，那是蒋彝三十年前赴英途中所赋的诗句。他当年去西方留学，立志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寻求治国救民之道。在浩瀚的大海上，他面对旭日，借景赋诗，抒发胸臆。《鱼乐图》中，因为书画诗文多种内容的并存，读者能同时感触到文学、历史、哲学、文化各种层面，不仅提高了感染力，同时也增加了作品的深度。

    1955年，蒋彝离开英国，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职。翌年，他应邀在哈佛大学的优等生荣誉学会年会发言。一百多年来，获选发言的都是赫赫有名的学者或者政界人士，包括美国总统罗斯福和哲学家爱默生，蒋彝则成为第一个中国人获此殊荣。他经过深思熟虑，决定以“中国画家”为演讲的题目，介绍中国艺术家，他们在千百年传统历史文化中，备受尊崇，集思想家、学者、诗人、书法家于一身；今天，他们将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在现代的世界文化中，为跨文化交流和理解尽己所能，作出新的贡献。他的发言气势恢宏，回肠荡气，广获好评。

    1963年，花甲之年的蒋彝，完成了上述《鱼乐图》之后不久，去犹他州立大学参加第二届东西方交流大会，并作主旨发言，题为“中国绘画以及它与中国哲学、诗歌、书法的关系”。大会印发的宣传册子中，引用了他在“中国画家”演讲中的一句话：“生命不能脱离自然而存在，它必须与自然和谐相处，唯有这样，人的心灵才能与平静的生命节奏相契合。”

    事有凑巧，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鱼乐图》与宋朝名画《落花游鱼图》之间的关联。

    《落花游鱼图》系北宋画家刘寀（生卒年未详）所作，这幅名画现在收藏于圣路易艺术博物馆。据宋代《宣和画谱》记载，刘寀“善画鱼，深得戏广浮深，相忘于江湖之意”。他笔下的游鱼，不同于其他画家的作品，均以渲染为主，不用勾勒之笔，虽不见银鳞或鳍棘，却形神兼备，轻灵生动。宋代时，宫廷收藏刘寀的画作多达30余幅，其中包括名作《落花游鱼图》。该画卷，经元、明宫廷收藏之后，曾一度落入民间，但又复收归清宫廷御书房，并被登录于石渠宝笈。【图三】

    美国实业家威廉·毕克西比（William K. Bixby, 1857-1931）热衷于古物收藏，1905年退休后，全心致力于此，成为密苏里州圣路易斯的三大收藏家之一。1919年5月，毕克西比夫妇从旧金山坐船，去日本、韩国、中国等地，采购亚洲文物，为新建的圣路易斯博物馆补充馆藏。8月初，他们抵达北京，结识了日本著名古董商山中定次郎，经后者介绍，结识了中国当地的古董商，购买了大量珍贵的瓷器、家具、书画等古董文物。8月下旬，毕克西比偕山中先生一同去醇亲王府，当时王府内财源短缺，捉襟见肘，无奈之下，只得变卖一些收藏的珍品贴补开销。毕克西比从醇亲王府那里购得了宋朝绘画精品《落花游鱼图》，旋即远渡太平洋回到美国，该画卷从此收归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成为其馆藏最重要的珍品之一。《落花游鱼图》卷长255.3公分，高26.4公分，它曾经深得历代书画名家的赞赏，上面盖了许多鉴赏印。乾隆皇帝对其特别青睐，在画卷上留下了六个鉴赏印玺，如三希堂精鉴玺、乾隆鉴赏、宜子孙、乾隆御览之宝等。由于此画卷是绢纸材质，圣路易斯博物馆精心保护，为了减少日光和灯光可能造成的损害，平时深藏不露，偶尔才对公众展出。

    2011年，《世界周刊》载文“北宋落花游鱼图百年难见”，我因此看到了有关此画卷的介绍，并惊讶地发现，蒋彝的《鱼乐图》与其中刊出的游鱼戏藻的局部图可谓酷似。没过多久，我去明尼苏达州旅游，在参观当地的艺术博物馆时，恰逢该画卷在那里巡展，因而有幸得以亲眼观赏真迹。展示的局部恰好是那同一段游鱼戏藻的局部图像，只见河岸上春意盎然，绿叶相衬粉色的桃花，河中落英水藻间，群鱼嬉戏，白鲦小鱼迂回穿梭，间有鲤鱼悠游。【图四】

    就构图而言，蒋彝的《鱼乐图》可谓那一段局部画面的完美复制，其中十来条游鱼，摇曳多姿，灵动自由，鱼的眼睛、嘴巴、鱼腮，全都活灵活现。不过，在墨色的表现上，略有一些修改。例如，画中间的两条鱼，蒋彝以淡墨处理，特别是右向那条，墨色浅淡，这样一来，与周围其它的游鱼之间形成了距离和立体感。在它旁边向左游的那条鱼，墨色比左侧的另外两条又略微淡了些。由于这些细微的处理，《鱼乐图》相较于原作，添加了些许新意。【图五】

    这种截取古画片段而自创新作的方法，是否可取，见仁见智，因篇幅有限，在此不予展开讨论。不过，我想指出如下几点：

    第一，中国的传统书画，一向强调临摹，无论是初习者还是经验丰富的大师，都必须悉心揣摩先人的墨迹，从中窥见三昧所在，经年累月，临摹研习，以求形肖神似，甚至几可乱真，并以此为荣。王羲之的《兰亭序》便是一例，古往今来，追崇临习者难以计数。蒋彝幼年从父学习书画，临摹颜柳和《芥子园画谱》，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不难想象，他见到长卷《落花游鱼图》时，必定为刘寀的画艺所折服。他匠心独到，截取了其中一段，精心临摹，并添加题跋，创作出我们所见到的《鱼乐图》。

    第二，蒋彝在作此画时，使用的是生宣，落笔时毫无迟疑，运用高超熟娴的笔墨技巧，一气呵成，其画艺因此可见一斑。那年秋天，他与艺术评论家高居翰（James Francis Ca⁃hill）的通信中曾经谈到，生宣纸吸水性强，用它作画，难度高，不容修改，可以避免“作弊”，也就是说，画家必须有高超的技巧，而且须胸有成竹，“作画时无法犹豫”，也“无法修补败笔”，等等。他的说法，可以看作是他创作此画的一点心得，当然，作为画家，对于其中的甘苦他一清二楚。

    第三，画为心声。蒋彝作此画，其实内含深意。耳顺之年的他，经过了六十年的风风雨雨，按理应该心平气和，不会再为逆耳之言或者烦恼之事而郁闷纠结。但实际生活中的蒋彝并非如此。他在异国他乡，远离妻儿，三十余年以来，始终孑然一身，受尽了思乡的煎熬，十分孤独；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学工作不尽人意，由于没有博士学位，难得晋升和重用；他的挚友范·维克·布鲁克斯（Van Wyck Brooks）是著名文学评论家，在学术界可谓重量级人物，布鲁克斯非常器重蒋彝，一直在提携帮助他，但最近因病去世，蒋彝伤心不已；来美国近十年了，他在写作和出版上发展得不错，但这里竞争激烈，前程未卜，始终难以心安；他内心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却无法与周围任何人坦言相告。由于冷战，中美关系紧张，他谨慎处世，平日里都得装着笑脸，似乎无忧无虑的样子。在这幅《鱼乐图》中，蒋彝借助庄子和惠子的对话，似乎在问世人，水里的游鱼真的快活吗？ 你们是否知道我心头的百般忧愁？

    下面与大家分享一段有关《鱼乐图》的轶事。

    2004年，我在友人陪同下，去牛津拜访大卫·霍克思（David Hawkes）。霍克思是汉学家，他翻译的《红楼梦》，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权威译本。四十年代中期，旅英华人作家熊式一和蒋彝都住在牛津。熊式一好客，家里常常宾朋如云。他创作的《王宝川》和《天桥》，轰动英国，蜚声文坛，所以中外的文人和政要都喜欢去他家聚会。当时，霍克思在牛津大学读书，与熊式一的三个孩子是同学，所以他也常去熊家做客，因此认识熊式一和蒋彝。

    那天，霍克思向我介绍了不少有关的往事。临行前，我注意到客厅钢琴上方挂着的《鱼乐图》，顺口说了句，“您也有这画？ 蒋彝画得真好。”

    霍克思告诉我，六十年代末他去日本时，正巧遇见蒋彝，那是他送的。“你见过这画？”霍克思问道。

    我说：“是啊。这是印刷品。”

    霍克思自信地回答：“可我的这一件是原作啊。”

    我感觉它看上去与印刷品非常像，但因为急于赶路，来不及细看，没有进一步探究和辩驳，点点头就告别了。

    一周后，我收到霍克思的来信，他说，多年来一直以为墙上镜框里的《鱼乐图》是原作，经我指出后，仔仔细细看了一番，才意识到那确是一幅印刷品。“我以前不知道，对此很惭愧。”他告诉我，蒋彝在日本送给他这件礼物时，没有说明这是印刷品。

    “毫无疑问，那幅印刷品的制作技艺十分精湛。不知道它是怎么制成的，是谁印制的，在哪里印的？ 会不会在日本印的？ 或许那制作浮世绘版画的精湛技艺传承了下来，或者你觉得会是蒋彝自己印制的吗？”

    我十分诧异，霍克思这位学识渊博的汉学家，竟如此谦恭坦诚，知错认错，毫不掩饰。他在信末写道：“我很抱歉上次误导了你——尽管事实上你可能并没有被误导，而是出于礼貌，没有明说我在误导自己。”我发现他充满了好奇，爱刨根究底，探个究竟。

    看到霍克思的来信，我顿时感觉忐忑不安，马上回信解释道，其实我当时并没有十分的把握，只是匆匆一瞥，没有来得及仔细揣摩，并不能确定那是否印刷品。至于《鱼乐图》原作，蒋彝捐赠给了犹他州立大学博物馆收藏，但我估计他很可能画了不止一幅《鱼乐图》，所以当时不敢完全排除霍克思的画是幅原作的可能，至于那印刷品的质量，确实相当精良。事后我才了解到，那是在康州印制的，那家印刷厂历史长，技术质量口碑极好，厂主与蒋彝是多年至交。

    2009年，霍克思去世。两年后，我去香港，约见闵福德（John Min⁃ford）作访谈。闵福德是汉学家、学者、翻译家，曾经在牛津求学，是霍克思的高足，后来成了他的乘龙快婿。他们俩联合翻译《红楼梦》，霍克思译前八十回，后四十回由闵福德完成。闵福德向我介绍了一些有关熊式一和蒋彝的轶事，谈了他对两位作家的看法。

    无意间，我提到了几年前去牛津拜访霍克思的旧事，还讲起那幅《鱼乐图》。我告诉闵福德说，那是幅印刷品。闵福德一听，不以为然，坚持说那是一幅原作。我试图向他解释，可他坚持己见，绝对不愿苟同。我只好说，您日后回牛津时，不妨再去仔细看一看。虽然霍克思先生已经去世了，我估计他的夫人应该知道有关的真相。

    （作者为美国萨福克大学英语系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