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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25年06月04日 星期三

    在彼得大帝改革后短短的100余年里,俄罗斯就奇迹般地涌现了包括罗蒙诺索夫、普希金、格林卡、勃留洛夫、门捷列夫和柴可夫斯基在内的众多文化英杰。有人说,彼得大帝设下了一个谜,而普希金正是要破解这个谜。

    诗人史学家普希金

    《 中华读书报 》( 2025年06月04日   12 版)

        普希金的多才多艺还表现在他对历史题材的驾驭中。普希金虽然主要是一个诗歌创作者,但他对俄罗斯历史的研究和考证不亚于当时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充分肯定了人民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同情人民大众的命运,公正客观地评价农民起义的领袖和统治者。正因为如此,他创作的史诗《波尔塔瓦》《青铜骑士》和历史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以及历史小说《上尉的女儿》才成为俄罗斯历史题材文学作品的范本。

        俄罗斯是一个有近1200年历史的古老国家。它大约在公元9世纪中叶开始形成,它的发展历程缓慢而艰难,经历了内外复杂的矛盾与斗争。普希金在外交部历史档案处工作时,对俄罗斯的发展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创作了一系列以俄罗斯历史为背景的文艺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有历史剧《鲍里斯·戈东诺夫》、长篇史诗《波尔塔瓦》和反映圣彼得堡1824年大水灾的《青铜骑士》。

        普希金的创作兴致是十分广泛的。还在皇村学校时英国莎士比亚的戏剧和俄国古典戏剧大师冯维辛的作品就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引发了他创作戏剧的冲动。俄国戏剧发展停滞不前的状况也是促使他涉足戏剧创作的另一个因素,他决心向莎士比亚学习写一部真正表现俄国命运和意志的历史悲剧。1824年他被软禁在米哈伊洛夫斯科耶,他唯一的自由就是散步和读书。这期间俄国著名史学家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使他常读不倦。书中关于“混乱日期”的枭雄鲍里斯·戈东诺夫的沉浮史引起了他的创作欲望。维雅捷姆斯基当时询问普希金有什么写作计划,他在给维雅捷姆斯基的信中说:“把第十卷的结尾和整个第十一卷都拿去,这就是给你的计划。”于是,普希金确实在《俄罗斯国家史》第十至十一卷以及尼康编年史记载的史实的基础上写出了历史诗剧《鲍里斯·戈东诺夫》。

        这部作品写的是留里克王朝结束后俄罗斯一段波澜起伏的历史故事。普希金通过戈东诺夫的沉浮史艺术地表达了一个深刻的思想: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心所向决定历史的走向,人民大众的意志不可违背。

        普希金对悲剧有这样的认识:悲剧要表现个人命运与人民命运的密切联系。他认为,悲剧作家应具有史学家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能力、敏锐的洞察力和艺术家丰富的想象力。人民应成为悲剧的主人公。因此,普希金十分推崇莎士比亚的表现大众的剧作。在《鲍里斯·戈东诺夫》剧中,悲剧的主体不是戈东诺夫,尽管他总是以灵魂受难者的面目出现。悲剧的主体是那些受压迫的广大民众。他们在格里高利的夺位斗争中起了决定作用,但不是真心帮助他,而是通过他达到反抗暴政的目的。悲剧的深刻性在于:虽然普希金写出了人民是决定历史走向的根本力量,但又反映出他们却无力改变自身的命运。作品中浸透着作者对人民的同情,也饱含着对祖国的爱。普希金在作品中抒发了他对自己祖国俄罗斯的爱,他渴望呼吸故乡清新的空气。被流放异乡的普希金时刻想到的依然是他的人民和他的祖国,崇高的思想使《鲍里斯·戈东诺夫》成为一部真正具有人民性的历史悲剧。

        俄罗斯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它是从野蛮的封建农奴制走向近代欧洲文明社会的。这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既闪耀着历史进步的辉煌,又充满着农奴与平民的血泪。可以说,俄罗斯的近代史是一部发展与痛苦相交织的凝重的历史。

        普希金曾一度在国家历史档案馆主编彼得大帝时代的编年史。彼得大帝的历史功绩与民众付出的代价给普希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当普希金读过那段艰辛的历史后再回首去看他早已熟悉和眷恋的京城时,他不再像以往那样,仅仅感到帝国都城的宏伟与壮观,而开始感到那辉煌背后的沉重。普希金从小就崇拜引导俄国强盛起来的彼得大帝。他清楚地记得这位雄才大略的君王的名言:“我们要打开瞭望欧洲的窗户。”过去,普希金只知道彼得大帝的英名与功业,而研究了圣彼得堡的发展史后,才知道这位帝王仍具有专断与冷酷的本性,当普希金再次注视那矗立在涅瓦河岸边的彼得大帝的青铜雕像时,一种敬畏之情油然而生。历史的变迁像戏剧一样一幕幕地闪过他的脑海,而涅瓦河的浪涛声又把他拉回到现实之中。他又想起1824年水漫圣彼得堡的恐怖情景,就想以一部文学作品将这段历史记录下来。这座城市的悲欢不就是俄罗斯近代生活的缩影吗? 于是,一个神秘而凄凉的传说就在谙熟历史的普希金笔下出现,这就是他的力作——叙事长诗《青铜骑士》。

        普希金用全部的爱心讴歌了圣彼得堡的壮美和秀丽。在普希金的笔下,城市建筑群的雄姿、涅瓦河畔的自然风光、帝俄新都的民俗都生动而逼真地跃然纸上,让读者目不暇接。在这里,读者仿佛看到了流光溢彩的楼塔,仿佛亲眼见到了涅瓦河上空的白夜奇观,又好像听到了彼得保罗要塞的隆隆炮声和俄罗斯少女的欢笑声。

        普希金通过赞颂圣彼得堡来肯定彼得大帝的历史功勋只是长诗《青铜骑士》的一个题旨,而它更重要的意义是对历史与小人物命运相互关系的冷峻思考。毋庸置疑,彼得大帝是俄国统治者的最大代表。他的成功是牺牲人民的利益换得的。俄国对西方文明的引进并未改变它本身体制的野蛮和专制的本质。彼得大帝只考虑他自己的一世霸业,而不顾百姓的死活。普希金真实地描绘出圣彼得堡水灾中城市贫民的悲惨境遇,无情地批判了专制制度,揭露了农奴制与劳动者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成功地塑造了具有双重性格的彼得大帝的形象。这个君王既有宏才大略,却也冷面无情。普希金在历数他的珍贵遗产的同时,丝毫也不掩饰他手中高悬的皮鞭。这正是普希金艺术思想的历史客观性。《青铜骑士》是第一部具有深刻历史主义的长诗。

        人道主义是《青铜骑士》又一个思想特征。在创作这部作品以前,普希金笔下的主人公要么是贵族人物,要么是传奇人物,要么是神话人物,而这首长诗中的主人公却是一个下层的小人物。普希金第一次把普通的小人物推到了文学的前台。作者肯定了普通人追求幸福的合理性,为他们争取生存的权利。普希金虽然是贵族出身,但他始终关注着下层人物的生活命运,人民的喜怒哀乐常常牵动着他那颗善良的心。在《青铜骑士》里他为平民的不幸而哀伤。

        普希金从小对俄罗斯的历史充满浓厚的兴趣,在他生命之旅的最后阶段,他经过实地考察和研究初步完成了两部主要的历史著作《彼得大帝史》和《普加乔夫史》。他走访了普加乔夫当年征战的伏尔加河沿岸地区。在奥伦堡,普希金亲自采访了当年跟随普加乔夫的一位70多岁的老妇人布恩托娃,听她讲述普加乔夫的故事,还送给她一块金子以示谢意。回到圣彼得堡,普希金以亲自采集的第一手史料撰写了《普加乔夫史》。

        彼得大帝始终是普希金学术关注的中心,他生前撰写了《彼得大帝史》的初稿。这是普希金最重要的历史著作之一。普希金虽然不是专业的历史学家,可以像卡拉姆津一样写出《俄罗斯国家史》那样的皇皇巨著,但是他仍是一位具有深邃历史意识和独特政治见解的诗人史学家。普希金一生都对雄才大略且个性复杂的彼得大帝颇感兴趣。在沙俄外交部档案处就职时,他有机会较为系统地研究彼得大帝及其时代的丰富史料。他在阅读这些资料的同时,还撰写了22本研读笔记。在深入探究了17世纪末18世纪初俄罗斯的辛酸血泪史后,普希金再次感到了彼得大帝业绩背后的不能承受之重。作为具有民主意识的诗人史学家,普希金决定向读者再现一个不加任何粉饰的历史个性,还原一个真实的封建帝王。

        普希金以赞许的态度记述了彼得大帝的历史功劳——彼得大帝竟然以平民的身份深入造船厂、工厂、舰队和学院,回国后派大批的贵族青年去西欧留学,为俄国的工商业和科技文化发展培养人才,同时又邀请外国的造船师、雕塑师、农艺师和酿酒师来传授技艺。18世纪初,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到处都能见到外国人。由于彼得大帝的谦逊和热情,像德国数学家莱布尼茨这样的大科学家也来讲学。彼得大帝还下令大量译介西欧的文化典籍并亲自关心图书馆和博物馆的建设,正是这些改革措施推动了科学文化的大发展,为这个国度近代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彼得大帝改革后短短的100余年里,俄罗斯就奇迹般地涌现了包括罗蒙诺索夫、普希金、格林卡、勃留洛夫、门捷列夫和柴可夫斯基在内的众多文化英杰。有人说,彼得大帝设下了一个谜,而普希金正是要破解这个谜。

        普希金在写作这部人物传记时,主要参考了历史学家戈利科夫的有关著作和文献。精通数国外文的普希金还广泛地比较了不同国家有关彼得大帝的历史资料。因而,普希金的《彼得大帝史》的史料十分翔实。在行文方面,没有铺陈,叙述质朴简明。普希金的总体设想是写一部彼得大帝的编年史,所以,传记以事件叙述为宗旨,极少点评。传记中的评论虽然不多,惜墨如金,但都恰在关键之处。例如,对彼得大帝理性和个人品行尖锐矛盾的评价就是这样:“令人惊奇的是彼得大帝的国家机构和他临时法令之间的差异。前者是充满善意智慧的博大理性的成果,而后者‘经常是残酷且为所欲为的,仿佛是用皮鞭写就的’。前者是为了永恒,或者至少是为了未来,而后者却是一个急躁而专制的地主的表现。”在写到彼得大帝为其争霸目的而给他的将士修野战医院时,普希金立刻指出,彼得大帝并没有给普通平民修这样的医院。在记叙彼得大帝所谓主张青年男女婚姻自由时,作者断然揭露,此项法令根本不涉及广大的农民。如此尖锐的批判充分表达了思想进步的普希金对沙皇虚假“仁慈”的厌恶和对下层劳动大众的深情厚爱。

        这些点评思想犀利,含义深刻,实为画龙点睛之笔。它们的思想意义在于站在近代民主的立场上批判封建君主。难怪沙皇当局在1840年审查这部传记时,将这些点评统统删去了,而且禁止出版。直到十月革命后,《彼得大帝史》才与俄罗斯读者见面。普希金虽然敬佩和喜欢他的师友历史学家卡拉姆津,但是对后者封建主义的历史观却不赞同,卡拉姆津在《俄罗斯国家史》中将人民的历史归于沙皇,普希金对这种极其荒谬的历史观做了犀利的批判。他指出,人民的历史就是属于人民。普希金的历史观和他的文学观是一致的。

        鉴于普希金在历史研究领域的功绩,他被选为俄国科学院院士。普希金一生都谱写人民的历史、人民的诗篇。作为文学家的普希金和作为史学家的普希金在俄罗斯的文化史上相映生辉。

        本文摘自《俄罗斯文化之魂 普希金》,吴晓都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25年4月第一版,定价:78.00元。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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