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初心之路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苏区临时首都保安（今陕西省志丹县）接受美国记者斯诺的采访，在谈到自己的成长过程时坦承：1918年左右，“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这番话表明，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毛泽东在最终选择和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之前，也有一个苦苦探求和艰难抉择的过程。

    面对鸦片战争后深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青年毛泽东立下了拯救民族于危难的远大志向。有一次，他读到一本《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的小册子，开篇写道：“呜呼，中国其将亡矣！”这给他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撼，使他无法平静下来，“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18年4月，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就读的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等进步青年在长沙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新民学会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活动，是五四运动前成立的最早革命团体之一。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上下求索，一度受到五四运动前后风行于中国的新村主义影响，试图用“温和”的社会改良来创建新生活和新社会。同年6月下旬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他随即邀请蔡和森等新民学会会员寄居在岳麓书院半学斋，成立了工读同志会，半耕半读，幻想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理想社会。然而，这一带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新村”是难以实现的，很快因他们忙于组织赴法勤工俭学工作而中断。

    新民学会成立不久，蔡和森等积极响应蔡元培在北京发出的号召，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探求中国的出路，为此毛泽东曾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首都北京，会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准备工作。此后到1919年3月，在毛泽东等人的积极组织下，一大批湖南青年漂洋过海赴法勤工俭学。

    毛泽东在北京期间，为解决生计问题来到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每天的工作除了打扫卫生，便是在阅览室登记新到的报刊和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管理15种中外报纸。毛泽东回忆说：

    北京的生活费用对我来说太高了。我是借朋友的钱来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马上找工作不行。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师杨昌济当时是国立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的主任。这个人就是李大钊，他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创始人，以后被张作霖杀害。李大钊让我担任图书馆的助理员，我每月可以领到一大笔钱——8块大洋。

    这笔钱在北京其实只够勉强生存，虽然物质生活艰苦，但是毛泽东的精神生活却是相当充实的。当时正值五四运动前夕，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和大本营，学术思想非常活跃，人才荟萃，这些给了毛泽东以极大的吸引力。毛泽东充分利用这里的学术氛围和资源优势，除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新出版的图书、报纸和杂志外，还在工作之余到北大的课堂里旁听他所感兴趣的课程，积极参加北大两个学术团体——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的活动，结识活跃于北大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等一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湖南籍学生邓中夏、罗章龙等一批有志青年。

    在这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人当属李大钊。毛泽东在李大钊手下工作，他们朝夕相处。李大钊此时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积极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李大钊的帮助下，毛泽东阅读了当时图书馆收藏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毛泽东还在天安门广场亲耳聆听了李大钊的著名演讲《庶民的胜利》，并阅读了李大钊的另一篇著名文章《Bolshevism的胜利》，毛泽东这时候开始具体了解十月革命和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这对于世界观正处在急剧变化和发展中的毛泽东来说，无疑具有深刻的影响。但在这时候，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还是不清晰的，还处在思考与徘徊之中。毛泽东后来在和斯诺谈到他这时候的思想状况时说：

    在这时候，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用我们的话来说，我正在找寻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一个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1919年4月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转道上海回到了长沙。不久五四运动爆发，他以新民学会为核心，在湖南组织和领导了一系列各阶层人民声援北京的爱国运动，成为湖南地区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为扩大革命宣传，提高群众觉悟，7月14日，毛泽东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他在《创刊宣言》中大声疾呼：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 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 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什么不要怕？ 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但是这时候，毛泽东和当时的许多先进分子一样，选择的仍是温和革命和改良道路，而不主张进行暴力革命，这一点在《创刊宣言》中已经鲜明地表现出来。他写道：

    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

    在对人的方面，主张群众联合，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实行“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无血革命”。不至张起大扰乱，行那没效果的“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然而，军阀统治下的现实却毫不“温和”。1919年8月中旬，《湘江评论》第五号刚出版，便被湖南军阀张敬尧查封。9月，毛泽东又接办《新湖南》杂志。他发扬《湘江评论》的风格，宣传革命思想，对张敬尧反动统治进行了猛烈抨击。当时北京《晨报》评价《新湖南》说：“内容极为完备，是《湘江评论》的化身，所以魄力非常充足。”该刊出版12期后又被张敬尧查封。

    随着五四运动的深入发展，湖南各阶层人民开始觉醒，他们不再容忍张敬尧的残暴统治，在毛泽东的发动和领导下，湖南各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张运动”。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领驱张代表团赴京请愿，控诉张敬尧祸湘的罪行，要求撤职惩办张敬尧。毛泽东还组织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不断地向全国各大报纸发出大量驱张的稿件。由于湖南民众和毛泽东等人坚持不懈的斗争，加上军阀内部的矛盾，1920年6月，张敬尧仓皇逃离湖南，“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

    毛泽东第二次到北京期间，如饥似渴地阅读了许多介绍苏俄情况的书刊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他还多次拜访李大钊，加入了李大钊等发起成立的少年中国学会，还一起讨论了赴俄留学等问题。毛泽东的思想在此期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是他一生中发生的重要转折之一。毛泽东后来在同斯诺谈到自己的革命经历时说：

    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 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阶级斗争》，考茨基著；《社会主义史》，柯卡普著。

    1920年4月11日，当“驱张运动”胜利在望之时，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一直逗留到7月。这期间，他同正忙于筹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陈独秀多次会晤，讨论他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毛泽东后来对斯诺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并认为“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1920年7月初，毛泽东回到长沙。尽管他此时在思想上已向马克思主义急速转变，但他还没有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彻底摆脱改良主义影响，仍然对“无血革命”抱有最后一丝幻想。驱张以后，他和彭璜等人发起组织湖南自治运动，希望通过人民制宪，实行湖南人民自决自治。10月10日，长沙近两万群众冒雨上街游行，彭璜等代表向省政府、省议会递交了毛泽东等人起草的《湖南自治运动请愿书》，要求迅速召开人民制宪会议。有些示威者想在会场上升起红旗，扯下了省议会的旗帜，遭警察制止时发生了争执。事后省议会诬控毛泽东是扯旗事件的策划者，并企图加害于毛泽东。这场以和平请愿方式进行的自治运动在封建军阀的打压下最终失败了。

    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使毛泽东心力交瘁，“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他这时认识到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联合统治的中国，采用温和的“无血革命”“呼声革命”方式，走政治改良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必须“另辟道路，另造环境”。1920年12月1日，毛泽东在给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萧子升的回信中坦言，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而明确表示不同意萧子升主张的“温和的革命”，而对于蔡和森提出的接受马克思主义，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表示深切的赞同”。他深刻反省道：“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英文“democracy”一词的音译，意为民主）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到1920年冬，毛泽东从理论到实践上已成长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毛泽东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内心的痛苦和思想上的激荡后，最终抛弃了温和的社会改良幻想而选择激烈的社会革命，萌发了建党和革命的初心，最终由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本文摘自《青春火种：追寻党的成长足迹》，张神根、张倔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25年4月第一版，定价：42.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