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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芳民
在中国古典园林发展史上，无论是具体的造园实践，还是园林建构的美学思想，唐代无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与影响。然而“人事有代谢”，唐代园林的实物景观，大都因“风吹雨打”而消逝不见，因此，相对于明清时期有较为丰富的园林实体遗存，唐代园林研究最大的困境即在于实物遗存的欠缺。不过，诚如园林史家所言，中国古典园林“与诗文、绘画艺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园林、文学、绘画这三个艺术门类在中国历史上同步发展、互相影响、彼此渗透的迹象十分明显”（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 自序》），因此，透过唐代丰富的诗文文献来复原消逝的园林景观，再现唐代园林艺术的美学风貌，是唐代园林研究重要且可行的途径。王书艳教授的《唐诗与唐代园林景观的审美建构研究》，正是在这方面深入探索且取得突出成绩的一部学术力作。
作者十分重视唐诗对于唐代园林研究所具有的文献价值与意义。在作者看来，唐诗中包含了丰富的造园史料，从园地的选择到每一处景观的审美建构，再到景观要素的组合与配置，还有园林规划的整体布局和分区，以及唐代园林景观建构的原则、技艺与手法等，都在唐诗中有大量的记录。此外，与文人相关的园林活动如游览宴集、闲居感怀、高卧读书等，在唐诗中同样也都有着丰富记录。而就园林的题写与吟咏而言，唐诗更是保存了文人园林的称谓、命名方式、分布特点，以及园林的景观建构与审美。至若与园林有关的品赏行为，在唐诗中亦有较为普遍的反映。
但是，仅仅关注唐诗之于园林研究的文献价值还是不够的。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站在审视中国园林艺术审美演变史的高度，体悟和揭示唐代园林在审美层面所具有的历史地位。园林史家认为，唐代是承魏晋南北朝之后园林发展的全盛期，“全盛”一词当然具有丰富的内涵，而文人园林的兴起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内涵之一。本书值得重视的新见，即在于透过文人园林，对从六朝时期的自然山水审美向园林山水审美过渡这一历史史实的揭橥。作者认为，六朝时期，由于审美逐渐转向日常宅园之生活环境，促使山水审美开始了向园林审美的转向，但只有到了唐代，园林审美伴随园林的兴盛发展与文人的亲自参与构园，方臻于全盛。正是这种变化，才推动了中唐以后文人园林的发展，园林艺术才进一步吸收了山水美感之话语，完成艺术审美的建构。在这一转变中，“景观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作者认为，“景观化”审美建构的完成正是在唐代。
本书对文人的园林题写与吟咏所具有的美学价值的深度开掘，是很能反映本书学术探索精神的又一亮点。在作者看来，当园林进入文学视野，园林就不再是纯物质的冰冷建筑，而是熔铸了情感、寄托了心性的精神空间，园林之所以能够引发文人关注并促使其源源不断为之题写和歌咏的原因即在此。园林是充满诗意的所在，包含着唐人对理想生存空间的向往和想象，它既是对现实的超越，亦是自我的表达，而这也是唐代园林走向艺术化、审美化与诗意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可以说，唐代园林正是在诗歌不断书写与吟咏中逐渐由物质建构上升为精神建构的。由此，作者围绕唐诗的审美功能，从其对园林景观的创构、园林景观的诗意化、园林景观审美概念的形成、园林意境的审美类型等不同层面，做了深入细致地论析，由此来呈现唐代园林的审美风貌。
写意园林形成于何时，园林研究者的认识似并不一致，或以为成于宋，或笼统谓成于唐宋。这种认识上的分歧，主要缘于研究者对“写意”与“写意园林”概念理解的不同。本书第三章第一节以“诗文‘写意’与唐代写意园林”为题展开讨论。作者首先追溯了“写意”作为一种艺术旨趣的绘画渊源以及其在诗文中的表现，然后对写意园林的构成要素做了分析与界说，由此展开对唐代园林审美艺术特点的观照，从而得出了写意园林出现于唐代的论断。在作者看来，“写意”不仅是一种表现手法，更是存在于文学、绘画、园林等艺术领域的一种旨趣。唐代绘画领域已经出现了关于写意的理论与创作实践，这就构成了唐代写意园林发展的重要的文化背景。同时，唐代写意园林在六朝园林写意因子累积的基础上趋于成熟，有其发展轨迹，它的出现要早于文人写意画，故写意园林的形成，并非北宋文人写意画影响所致。（第152页）作者认为：“诗歌之于园林，不仅在于诗歌保存了大量的园林史料，更在于通过比兴、象征、隐喻等方式对园林及其景观进行吟咏，从而使园林由物质性建构上升为精神性审美，从这个意义上说，园林的写意性与诗歌密不可分。”（第158页）至若唐诗对园林景观诗意化审美建构的影响，作者在书中也有深入而精彩的剖析。作者认为，唐代园林景观的审美建构其实就是园林景观与诗歌相融后的再次创构。
本书第四章围绕唐诗与园林景观审美概念展开讨论，园林之“景”“赏”与“境”是本章讨论的中心。最值得注意的则是围绕“境”概念形成与演变的史的梳理，以及围绕园境与诗境之间关系的阐发。意境，作为一种诗学概念，在唐代尤其是中唐时期已基本确立，但有关意境的形成原因或者说意境理论形成背后的文化因素，则众说纷纭。从以往学界有关意境形成的分析与论述看，尚没有人注意到园林的园境与诗歌意境理论形成之间的联系。作者在书中第四章第三节中，专门论析唐诗与园林之境的关联，指出唐代文人园林审美意识的不断深化，凸显了“境”的审美义，为唐诗意境理论的形成创造了一定条件。同时，唐代文人的诗歌创作和诗歌意境追求又进一步影响着园林意境的营造与唐代文人的园林审美观念，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与相互促发的。
本书学术上的创获，当然不限于上述数端。从全书的论述看，作者选择从审美建构的角度展开，无疑是一个有新意且很恰切的视角。通过这一视角，作者不仅复现了唐代园林的历史景象，而且还进一步揭示了唐代园林的美学价值与美学风貌。尤其是书中围绕唐代园林景观审美建构的概括分析，景观审美概念的提炼归纳，以及围绕园林意境的讨论，使得唐代园林在中国古典园林史上的地位与意义，得到了有力彰显。从作者的论述中，读者不难体会到，尽管唐人没有留下如明代计成《园冶》那样专门的构园理论著作，但是从唐人的园林生活与构园实践看，其园林思想、景观审美等，可说都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准，且对后世园林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全书围绕唐诗展开论述，也显示了唐诗在唐代园林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价值与意义。因此可以说，本书也是唐诗研究、唐代园林文学研究、唐代文学研究的重要创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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