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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伟
法国文坛巨擘儒勒·列那尔（Jules Renard，1864-1910）以其跨文体杰作《胡萝 卜须》（Poil de Carotte）名世，这部融小说叙事与散文语言于一体的名著通过孩童视角呈现人世压抑。翻译家黎烈文以《红萝卜须》为题首译全书，其译笔再现原著冷峻幽默的文风，为黎氏翻译生涯的代表作，广受读者推崇。
《红萝卜须》的译介出版，实为上世纪30年代《申报·自由谈》文学革新的重要成果。《申报·自由谈》素为鸳鸯蝴蝶派文人把持，刊文充斥着才子佳人叙事。直至1932年末，《申报》掌门人史量才力排众议，推行改革，毅然摒弃旧式文人群体，启用留法归来的新锐作家黎烈文主持编务。史量才的胆识与黎烈文的学识，为《红萝卜须》见诸《申报·自由谈》埋下伏笔，也为彼时报纸副刊向新文学阵地转移提供了范本。至于《红萝卜须》面世的细节，不妨从一份编辑启事说起。
1933年4月22日，《申报·自由谈·编辑室》栏刊登了一则耐人寻味的启事：
本刊登载张资平先生之长篇创作《时代与爱的歧路》业已数月，近来时接读者来信，表示倦意。本刊为尊重读者意见起见，自即日起将《时代与爱的歧路》停止刊载，改登近代世界文学名著法人Jules Renard作《红萝 卜须》（Poil de Carotte），至希读者诸君注意为幸。
在撰写《编辑室》时，黎烈文似乎稍显仓促，便将“明日”误作“即日”。当期《编辑室》所在版面并未刊登《红萝卜须》，仍然连载的是《时代与爱的歧路》。“明日”即指1933年4月23日，《申报·自由谈》首次刊载了署名“林取”的译作《红萝 卜须》。值得注意的是，张资平的长篇小说本是编者黎烈文主动约稿，为何遭到腰斩，让位《红萝卜须》？ 同日《自由谈》还刊登了黎烈文所写的《介绍赖纳和他〈红萝卜须〉》一文。文末给予进一步解读：
因为近年来国内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很多不是译错，便是艰涩得使人不懂，于是大多数读者，都趋向于许多容易消化的“创作”，对于比较有价值的西洋名著，倒望望然去之。本刊打算在可能范围内，刊载几篇忠实晓畅的译稿，老老实实做点介绍工作。《红萝卜须》的翻译，也就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个最初的尝试。
黎烈文对当时文坛上诸多粗制滥造的翻译深感不满，于是决定亲自进行“老老实实的尝试”——边译边刊《红萝卜须》。1933年3月末至7月初，《红萝卜须》连载完毕。鲁迅先生关注此作，给予揄扬。7月29日，他去函黎烈文（1981年版《鲁迅全集·第12卷·书信》），信末附文：
向未作过长篇，难以试作，玄先生恐也没有，其实翻译亦佳，《红萝卜须》实胜于澹果孙先生作品也。
信中所述“澹果孙先生作品”，实指法语翻译家李青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事》。该作彼时也在《申报·自由谈》连载发表。不过，在鲁迅的评判中，《红萝卜须》显然比《平凡的事》更具艺术价值。这一评价真实体现了鲁迅先生对黎烈文翻译工作的高度认可。
1934年，中国文坛对于《红萝卜须》印发单行本的想法，呼之欲出。同年，日本文学界已先行一步——翻译家山田珠树不仅译完法文剧本《红萝卜须》，东京和京都两地更相继将《红萝 卜须》搬上舞台。电影《红萝卜须》也已拍完，先在东京上演，后登陆上海银幕。值得注意的是，日本艺术界与教育界还专门为《红萝卜须》召开了教育研讨会（1934年《文学》杂志第3卷第2期相关报道）。在国内，诗人、翻译家穆木天正是《申报·自由谈》的撰稿人与读者。他早年以《胡萝卜毛》为名，在《华北日报》刊发剧本。当黎烈文译文见诸报端时，穆木天读后，兴致颇高地撰写了《谈〈红毛子〉》一文，刊发于1934年4月5日《申报·自由谈》。他于文中肯定黎烈文《红萝卜须》是尚佳译本，又于文章结尾喟叹：
勒那尔死了二十多年了，现值他的诞生七十年。在这个时节，我希望小说《红萝 卜须》能出单行本。但是，译者最好补作一篇有批评性的序文。瓦罗桐的版画，也最好插了进去。
勒那尔即列那尔，瓦罗桐即勒那尔的年轻友人瓦洛东（F.Vallot⁃ton）。从序言的写法到插图的选用，足见穆木天对单行本的设想可谓精益求精。设想容易，落实不易。不过黎烈文是书林里的幸运儿，获得鲁迅先生的鼎力支持。鲁迅不仅对书籍装帧艺术有着独到的见解，更是《红萝卜须》的忠实读者。黄源先生有记，1934年6月，鲁迅先后购入两种日文版《红萝卜须》——一册普通版本，一册特制精装本（见1979年版《鲁迅书简漫忆》）。同年7月25日，鲁迅致函黎烈文（见1995年版《鲁迅文集全编》），为其译文出书提供便捷：
《红萝卜须》作者小照，已去复照（因为书是不能交给制版所的，他们喜欢毁坏），月初克可晒好，八月五日以前必可送上，想当来得及插入译本罢。
在鲁迅书信前的20天，黎烈文对《介绍赖纳和他〈红萝卜须〉》一文进行了全面修订与扩充，最终定稿为《略谈赖纳和他〈红萝卜须〉》，并将其置于书首，视为序言。同时，他又将旧译的法国批评家果尔门的《论赖纳》一文，编排于书末。这一前一后的两篇佳作，恰好契合了穆木天此前关于“补作一篇有批评性的序文”的设想。1934年10月，生活书店出版了黎烈文译本《红萝卜须》。该书装帧考究：扉页印有鲁迅提供的著者肖像，封面及内页插图均署名为“FV”——这正是法国画家瓦罗桐（F.Vallotton）的姓名缩写。是年岁末，黎烈文又意将新书《红萝卜须》寄赠鲁迅，以表谢忱。
《红萝卜须》以其精美的图文编排与精湛的译文质量，广泛赢得读者的青睐。老作家曾卓少时珍藏过黎烈文的两本译著《冰岛鱼夫》《红萝卜须》（1994年版《曾卓文集》）。作家路翎仔细读过《红萝卜须》，还写过一篇《谈〈红萝卜须〉》。不过可见的读者评论，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释读《红萝卜须》的时代价值，即认可黎烈文《略谈赖纳和他〈红萝卜须〉》中的观点，红萝卜须正是法国的阿Q，具有典型性、代表性。范坚白写有同名评论《红萝卜须》（刊于1936年第2期《量才流通图书馆馆刊》）：“在宗法制度的中国社会里，一般家庭向以尊严的态度对待儿童”，从儿童教育的角度赞美《红萝 卜须》的价值观。康子于《红萝卜须》（刊于1936年2月16日）中感叹：“阅读黎烈文译本，赖纳的《红萝卜须》给我的感动，不在于清朗的活泼的文笔，也不在于幽默的使人忍不住发笑的语句，而是由于他的本身是一篇富有讽刺意味的悲惨故事……一部作品的伟大，全在于作者有对现实的透彻的认识。”北平大同中学的晓乐，也撰有《红萝卜须》（刊于1935年第57期《青年论坛》），与康子相得益彰，注重分析著者有关人性与自然的深刻认知：“谈到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我们就不能不惊叹赖纳的艺术认识的透辟，他把人生和自然观察得那样的透彻，那样的入微。”晓乐还以读者的身份，向黎烈文致谢：“我们能够读到这部世间的名著，而且有这么好的译本，我们应该向黎烈文先生道谢！”这部译著的影响力持续发酵，直至1948年仍有读者深生在《人报》（3月3日）发表《由〈红萝卜须〉谈到痛苦的孩子》，呼吁“从事教育的工作者，以及许多教育方式不当的母亲”，都应该认真阅读这本书。正如经典教育读物《爱的教育》一样，《红萝卜须》以其普世价值跨越年龄界限，深刻影响了数代中国读者。
在推动《红萝卜须》传播的过程中，作家兼编辑范泉的贡献尤为突出。这位对原著充满热忱的文化工作者，以创新的方式吸引了更多的小读者。1946年，范泉在其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哈巴国》（“少年文库”首部作品，由永祥印书馆出版）中别出心裁地设置了“故事大会”章节，通过英文教师姜先生之口，简述了《红萝卜须》的故事精髓。范泉的推广工作并未止步于此。1948年，他将黎烈文译本精简为原篇幅的四分之一，进行改写，纳入“少年文学故事丛书”，仍由永祥印书馆负责出版发行。这一改编版本相当成功——据现存旧书网站的交易记录显示，永祥印书馆缩写本流通量颇大，而生活书店原版本极为罕见。通过这种创造性的改编与推广，范泉让《红萝卜须》以更贴近少年读者阅读习惯的形式，进一步发挥着它的文学与教育的双重价值。
回溯《红萝卜须》中文转播史，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的两次热潮分别受益于黎烈文与范泉两位先驱，那么这部著作的第三次广泛传播，则要归功于翻译家徐知免先生（1921—2015）。这位江苏如皋籍翻译家的人生轨迹颇具传奇色彩——抗战时期，他于昆明中法大学求学，受教于闻一多、朱自清、魏建功、冯至、闻家驷等名家，由此奠定了不凡的中法双语文学修养。新中国成立后，徐知免长期执教于南京大学外文系。退休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法语文学译介工作，系统翻译了列那尔的三部散文作品《自然纪事》《胡萝卜须》和《日记》，并将其合编为《胡萝卜须》一书。1986年5月，百花文艺出版社推出此书，并以独特的装帧设计令人耳目一新：软精装封面以素雅的白色月亮、青色海岸与黑色树木，构成清新的意境。印量不足千册，如今难得一见。论及译文，徐知免在昆明求学期间就以散文创作获得朱自清的赏识，故而将散文家的凝练笔法带入译作，形成了简洁明快的翻译风格。整部译本以其准确的文本呈现和精湛的翻译质量，引领新时期的读者重新发现了这部法国文学经典的价值。谈到细节，相比黎烈文译本，徐知免最显著的改变当属书名译法——从《红萝卜须》改译为更准确的《胡萝卜须》。
这一更名之举实则早有先声。早在1930年代，就有两位文坛名人对黎烈文的译名提出异议。穆木天在翻译剧本时采用《胡萝卜毛》的译法。1934年4月，他更在《谈〈红毛子〉》一文中直接向编者黎烈文（笔名林取）建言：“为通俗化起见，书名改译为《红毛子》较为简明。”这篇发表在《自由谈》上的文章，编者黎烈文必然审读，但同年10月出版时，黎烈文仍沿用旧名《红萝卜须》。更具突破性的是，1935年郑伯奇以“方均”为笔名创作电影剧本时，首次采用了《胡萝卜须》这一译名（见《文艺电影》1935年第1期）。郑先生还于文末加注，释读重译书名缘由：
关于译名Poil de Carotte，黎烈文译作《红萝 卜须》我觉得不妥。红萝 卜根圆皮红白肉，而Carotte则根细长，色黄赤，恰当我国的胡萝卜。不过在俗语上，红胡不分，也许黎先生因此便译作红萝卜了。至于Poil de Carotte这绰号的来源，剧中胡萝卜须和校长的对话中，已经讲的很明白：因为这孩子的头发是Blond，她母亲讨厌他就硬说是赤黄色而给他派了这个绰号：并且，原作指明他脸上雀斑既密且浓，也是得这绰号的一个原因。我们把面孔太长的人叫作“东瓜”，把面孔扁平的人叫作“南瓜”，全是一样的道理。所以Poil de Carotte干脆译作《胡萝卜》似乎还要简单恰当些。日人山田珠树译作《人参毛》，而岸田国士后来竟译作《人参》。我本来想译作《胡萝卜》，现在仍译作《胡萝卜须》，完全是从惯的原故。
笔者不工法文，略通英文。英文中大量单词滥觞于法语。英语胡萝卜写作Carrot，明显源自Carotte。重译书名，不无道理。暌违约半个世纪，徐知免与郑伯奇在译名的选择上不谋而合，这种跨越时空的默契，堪称翻译史上的一段佳话。从《红萝卜须》到《胡萝卜须》，不仅是一个书名的更迭，更体现了中国翻译家对列那尔作品理解不断深化的过程。
徐知免对这部译著显然颇为珍视。1988年1月，他特意将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胡萝卜须》题赠恩师闻家驷，在扉页深情写下忆语祝词：“我还记得一九四四年您在昆明中法大学教我们法国诗，从那时到现在，已经四十四年了。谨祝健康！长寿！”当年在中法大学求学期间，徐先生还与同窗王道乾结下深厚情谊。1992年夏，已成为权威法文翻译家的王道乾先生给老同学带来喜讯——施蛰存先生为《胡萝卜须》撰写了书评《杂览漫记》（一）。承蒙徐先生视我为忘年之交，又兼同乡之谊，曾将《杂览漫记》复印惠寄予我。我才知《杂览漫记》初刊于1992年7月11日《文汇读书周报》。时隔发表约两周，8月5日，徐知免便致函挚友、百花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徐柏容谈及此事。这封洋溢着喜悦之情的信札现存我处，其中写道：
告诉你关于百花出版社的《胡萝 卜须》的反响，上一期上海《文汇读书周报》有施蛰存老先生（我只闻其名，不认识他）的一篇评论，表示对列那尔的赞美。你看过吗？施是近九十岁的人了，居然有此精力为文，不简单。
施蛰存早年读过《红萝卜须》，在书评中写道：“这本书三十年代有过一个黎烈文的全译本，现在怕已找不到了。”这番评语，实则暗含对徐知免新译本价值的肯定。至于译本中的不足，施先生则秉持文人雅量，未在文中直言。1994年秋，徐知免专程赴沪谒见施蛰存时，施老才肯直言：封面仅题《胡萝卜须》似有不妥，因书中还收录了《自然纪事》《日记》。无独有偶，另一位钟情黎烈文译本的老作家曾卓，又入藏了徐知免译本。只是新译本，缺少插图，他深以为憾。前辈意见，徐知免都谨记于心。2013年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胡萝卜须》。书名仅用《胡萝卜须》一名，准确无语。更令人欣慰的是，徐先生特意委托旅居法国的同事女儿寻得插图，使新版终成图文并茂之作。可惜此版，又有不足之处。2015年国庆，徐先生惠赠我新版《胡萝卜须》时，在扉页题字中不无遗憾地提到序言仍有不少错字。我翻开书页，发现他已用钢笔一一作了订正。
徐先生逝世后，我有幸淘得那册被施蛰存认为“现在怕已找不到”的《红萝卜须》。每当翻阅这两个跨越时空的译本，我对黎烈文、徐知免两位翻译家孜孜以求的敬业精神，不禁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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