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

    ■李岩

    意识形态一词，一般被认为由法国启蒙哲学家特拉西首次提出。特拉西在1818年出版的《意识形态初步》中，基于法国经验论和心理学的发展成果创造出的一个关于意识、观念的概念。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内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系统批判了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唯心主义观念体系，核心是脱离人的现实存在与社会历史现实，没有从物质实践出发而只是从虚幻的观念出发，来解释现实世界的观念体系，因而得出意识形态是虚假的、颠倒的意识的结论。列宁认为，“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社会主义的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列宁：《怎么办》）。正因为如此，列宁特别注重意识形态建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其意识形态理论具有阶级性、灌输性、文化性、斗争性等鲜明特点。

    由此可见，所谓意识形态，就是服务于特定政治目的观念体系。如果这种目的是反动的、唯心的，那这种意识形态就是虚假的、颠倒的；如果这种目的是进步的、唯物的，那这种意识形态就是科学的、先进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就是政治观念，因而具有鲜明的政治性、阶级性。意识形态的外延可以接近文化，但是又远远小于文化，因为文化是各种意识形态的角力场，因而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斗争性、对抗性。延安时期的意识形态正是一种进步的、唯物的、先进的科学意识形态，代表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中追求民族解放和人民自由。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发展史上的一座高峰，奠定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工作的基础，其形成的行之有效的诸多理论、策略、机制、方法，在当下依然具有守正借鉴的重要价值。

    在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下，由何军博士积数年之功撰写、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铸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经验研究》一书，系统梳理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局部执政条件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历史脉络。系统地研究和总结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的过程和经验，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学术价值，而且对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一、大力推进理论创新，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

    该书强调，延安时期是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史上的一座高峰。延安时期的理论创新，是自觉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线，从多个方面系统展开和发展，并最终汇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成果集中体现的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从而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推进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是深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指出：“没有搞翻译工作我们就看不懂外国的书……如果不搞一点外国的东西，中国哪晓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3卷）延安时期的翻译出版工作更加注重系统性，先后组建了军委编译处、编译局等专门机构，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10卷本和列宁全集16卷本，对《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经典著作进行了重译，结合中国革命实际编译了《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文艺》等专题文献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理论创新奠定了文本基础。

    二是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该书指出，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就批评了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第一次提出了思想路线的问题。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了认真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彻底批判与纠正教条主义的错误与危害，1937年七八月间，毛泽东撰写了《实践论》与《矛盾论》，联系中国革命实践，全面论述了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深入阐述了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真理的标准问题、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等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奠定了哲学基础。1941年5月，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第一次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提出了“实事求是”，并对其进行了新的解释。实事求是既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集中体现，又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生动表述。

    三是系统阐明新民主主义理论。该书指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开始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的探索，以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等著作为标志，新民主主义理论的萌芽已经逐渐形成。延安时期，毛泽东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战争和战略问题》等重要理论著作，在科学分析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情基础上，勾勒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形成了系统完善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第一次系统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性质等重大问题，是延安时期马列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标志性理论成果，也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

    四是突出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全党。毛泽东思想，是延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建设的最为重大、最具代表性的成果。作者在书中系统梳理了毛泽东思想的提出过程。1941年三四月间，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心如在《共产党人》发文，提出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认为“毛泽东同志的言论著作是马列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典型的结晶体”。1943年7月，王稼祥在《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第一次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党的七大上，刘少奇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全面科学阐述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主要内容及理论的指导意义，强调：“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指出“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

    二、以理论创新成果引领指导文化建设，完善意识形态体系

    “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成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作者引用程洪宝《当代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构问题研究》指出，意识形态建设包括建构、传播、认同三个基本环节。在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把理论创新的成果扩展到文化建设各个领域，推动党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化认同，指导文化建设、完善意识形态体系，这是延安时期意识形态建设的又一重大历史经验。

    一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作者指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充分认识到要进行理论创新就必须根植传统，在传统文化中发掘有益的东西，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另一方面，要实现中国文化的新发展，就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批判旧文化中的消极腐朽成分。通过正确认识处理马克思主义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把传统文化广泛地融入了党的意识形态建设之中，丰富了内容、创新了形式，拓展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是“党的新闻出版事业的发展”。该书指出，延安时期，党的新闻出版事业快速发展，成为配合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在阐明党的理论主张、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动员和组织民众、反对与打击敌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学习借鉴马恩和列宁的办报经验，加强党报党刊建设，把党报党刊作为唤醒民众、动员民众的锐利武器。把办报、办刊、出书作为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重要任务。据统计，延安时期仅在陕甘宁边区出版发行的报刊就有约130种。毛泽东还亲自为《解放日报》《共产党人》等报刊撰写发刊词，他强调：“应该把报纸拿在自己手中，作为一切组织工作的一个武器……组织群众和教育群众的一个武器。”（毛泽东：《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

    三是“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作者指出，延安时期，文艺作为特殊的政治动员方式，采用标语、传单、布告等形式向群众宣传党的理论和主张，采用歌谣、戏曲、版画、说书等艺术形式开展宣传鼓动，在意识形态领域有效发挥了整合文化资源、凝聚群众力量的作用。中国文艺协会、鲁迅艺术学院相继成立，特别是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党的文艺思想和文艺主张，提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在党的文艺方针指引下，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歌剧《白毛女》《兄妹开荒》、歌曲《东方红》《军民大生产》等一大批优秀文艺作品相继问世，对加强民众对党的意识形态的认同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加强党的领导，健全意识形态工作机制

    该书指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传统，借鉴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经验，结合自身斗争的具体环境，不断健全完善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

    一是“牢牢确立起‘党管宣传’的原则”。1941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强调：“全党的宣传鼓动工作必须统一在中央总的宣传政策领导之下……只有在统一的宣传政策之下，才能在现代的宣传战中，战胜我们的敌人。”1942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中明确要求：“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

    二是完善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机构。作者指出，延安时期，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机制趋向稳定和成熟。围绕中心工作适时调整和完善相关组织机构和职能。除原有的宣传等部门外，为加强舆论宣传阵地建设，恢复了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为提高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在延安创办了马克思列宁学院，内设编译部；成立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负责报刊与马列主义书籍的出版与发行；等等。1943年3月，党中央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同志任书记，负责统一管理中央宣传部、解放日报社、新华社及所属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中央党校等机构。除明确中央意识形态工作机构及其职能外，党中央对中央局和地方党的委员会的宣传机构及其职责也作了明确规定。

    三是“注重宣传战略和宣传策略”。作者指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吸取了意识形态工作的经验教训，制定了正确的宣传战略和策略。1941年制定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强调，“总的方针是巩固与发展自己，联合大多数，争取中间分子，孤立妥协分子，分化顽固分子，集中力量打击敌人、汉奸及少数亲日派分子”。同时，也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工作方法。在党内宣传上，注重普及提高，着力提升党员干部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水平。在群众宣传上，按照普遍深入、通俗简明的要求，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宣传鼓动。在对敌宣传上，抗战时期通过激发日军反战和思乡情绪，削弱其战斗意志；解放战争时期，加强党的方针政策和优待俘虏等宣传瓦解敌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面对改革发展稳定复杂局面和社会思想意识多元多样、媒体格局深刻变化，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铸魂——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历史经验研究》一书，通过意识形态建设这一主题，把延安时期党加强思想理论、新闻出版、文艺文化、干部教育等方面工作的做法经验、工作机制、战略策略、方式方法进行了全面梳理，为新时代推进党的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镜鉴。虽然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目标、任务、内容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延安时期探索建立的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把意识形态工作贯穿到新闻出版文艺文化工作中去、不断丰富完善意识形态工作的方式方法、加强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等等经验做法，依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作者为陕西省委宣传部出版处副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