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小希
殷墟花园庄东地M54是一座商代晚期中型墓葬,出土大量青铜器、玉石器、骨角器和货贝等文物,其中玉石器多达228件。在这批玉石器中,其名称多数在殷墟甲骨文中可以寻见,其品类包括礼仪器具、装饰品、器物配件和配饰、生活用具、生产工具等。其生产制作时间大多数在殷商时期,也有少数早在殷商之前的夏代甚至新石器时代。M54墓主人名“长”或是“长”族首领,有爵称“亚”,故M54又称亚长墓。根据出土材料和研究,我们发现亚长不使用玉笄、瓒玉等,很可能不属于商族,但他因赫赫战功和姻亲得以葬身于商王宫殿区附近,地位或并不亚于我们熟知的妇好。因此,对于殷墟亚长墓玉石器的研究在出土玉器研究及商代历史文化研究中,具有特殊和重要的地位与价值。
杜金鹏新书《殷墟亚长墓玉石器研究》即是一部对亚长墓出土玉石器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全书共13章,其中序言详细梳理了殷墟玉器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如李济的古器物学研究、郭宝钧的《古玉新诠》、夏鼐的商代玉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的一系列有关殷墟的研究成果以及作者对殷墟妇好墓玉石器的研究情况。正文内容涵盖亚长墓玉石器的称名、材质、型式、分组与归属、组合与功用、等列、年代,墓主人的族属与职业、职官,周边墓葬与亚长墓的关系等方面,亦涉及遗玉、改玉、假玉、铜器玉器随葬双轨制等内容,可以说对亚长墓出土玉石器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分析与研究。
殷墟玉石器的研究自民国起至今,已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殷墟早期发掘阶段,这一阶段现代考古学的理论与方法传入中国,对中国学术界产生巨大影响,考古类型学和玉料矿物学等一些新学问、新方法得到重视与利用,尤其是甲骨文的出土使得学界对甲骨文中的玉石器称名开始关注,玉石器的研究从传统的古器物学转向了考古学。第二阶段以20世纪70年代殷墟妇好墓的发掘为标志,殷墟玉石器研究除了传统的定名、功用、分类等考古学研究,初步实现了多学科结合,如玉料鉴定、玉器工艺技术分析等自然学科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第三阶段以花园庄M54及亚长墓的发掘和研究为标志,亚长墓的发掘是殷墟考古发掘史上迄今最科学、规范的发掘,无损检测技术、微痕观测技术的引入使得自然科学与传统考古学的结合更加紧密与富有创新性,殷墟玉石器研究的深度与广度大为加深。第四阶段为2010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的推动下,殷墟玉石器研究以更加宽广、宏大的视野展开,脱离了一直以来的单个的、独立墓葬的纯器物研究之轨道,从而升华为多种品类遗物综合对比研究、多个墓葬纵向横向研究、与社会、时代紧密结合的精神领域研究及文化遗产保护与大众考古普及的研究等多个方面。
杜金鹏《殷墟亚长墓玉石器研究》一书即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计划”项目成果,同时也是在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器综合研究”已成功结项并取得一系列富有影响力的成果之后所作的有力尝试,正是殷墟玉石器研究的第四阶段中的前沿理论与先进方法的完美实践。如书中第六章“玉石器组合与功用”中,作者特别强调要“注意器物之间的组合关系,包括玉石器之间、玉石器与其他品类器物之间的关系”,他分析了甲骨卜辞中的“瓒玉”用于祼礼之功用,并与殷墟小屯商代祭祀坑M50出土的两组由玉柄形器、绿松石片、蚌片组合而成的配饰相比较,从而大胆推测“商代玉瓒是祼礼用器,其器以玉柄形器为柄,用漆木制成长方形瓒斗,有的镶嵌蚌片为饰,其前端可能榫插有小玉棒,与觚尊类酒器组成完整祼器”。此外,作者还分析了牙璧或与兽面坠饰、管珠组成一个配饰组合体,章与珑、铜刀、觿组成一个组系配饰等。对亚长墓玉石器的器类组合与形制特征的推测与复原,既以更清晰的视角呈现了商代礼玉的实际功能,又通过与甲骨卜辞的互证,将玉石器折射出的商代社会的复杂面向尽数揭示。
早在一百年前,中国新史学的开拓者之一傅斯年先生曾指出,要使历史研究真正走上科学之路,就必须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而考古学更离不开地质学、生物学。一百年后,不仅是早早为考古学所借鉴引用的地质学、生物学,自然学科的诸多技术手段的运用已是考古研究的常态。对于亚长墓玉石器的研究而言更是如此,亚长墓玉石器资料以其基本完整的单元资料、比较完善的田野发掘、基本完全的科学检测,为玉石器多学科综合研究与深入探讨奠定了良好基础。作者在本书各项研究中,便以充分利用多学科研究成果、采取多学科探究模式为主体思路展开分析。作者力图摸索跳脱原有的考古、文物、艺术、科技等单科研究范式,实现人文社科、自然科学和艺术三大领域若干学科的有机结合,同时对玉器无损检测结果进行全面的分析与研究,正如他所言,或可通过这样的研究、总结,为“出土玉器数据库建设提供基础支持,为公众关注的古玉鉴定科学化问题,摸索一条可行之路”。
同时,作者在文中也强调“多学科结合模式,应该以考古学研究为主,且考古学研究先行,如果把这种主次、先后关系搞乱了,就很容易出现‘两层皮现象’,即各学科各说各话”。因此针对玉石器的研究,“如果先把考古现象吃透,把出土文物的空间位置、相互关系搞清楚,把文物的类、型、式和形制特点弄明白,将各类器物的组合、功用分析透彻,提出有关的问题,然后其他学科跟进研究,既可节省分析资料的工夫,也可避免走弯路的尴尬”。在其他学科研究的基础上,考古学也可以“回头看”,从而形成“螺旋上升的研究模式”。这样高屋建瓴式的研究方法的提出,虽然其在本书中还存在尚未达到作者希望的全面实现的遗憾,但其细致周密和富有实操性必对其后的玉石器研究有启发与指导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虽然为一本针对亚长墓玉石器的研究专著,但是作者在研究及写作过程中,一直将促进公众传播和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贯穿其中,希望可以通过全面的研究分析,打破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界限,使读者获得更丰富的体验;可以使大众体会到古玉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学会欣赏中国的玉文化魅力;可以以此为契机,推动公众考古的发展。如书中第五章“玉石器分组与归属”、第六章“玉石器组合与功用”,以及第九章“亚长族属与职业和职官”、第十章中关于文化传承与交流的内容,皆是在玉石器系统研究的基础上,透物见人,见历史、见社会、见时代,从而使玉石器研究从平面的器物研究转变为立体的社会研究、文化研究,为中华文明体系的形成和中华民族精神的真实体现与研究诠释提供了可参考的角度,这些都将对于考古的科学普及与大众的文化传播有推动作用。
《殷墟亚长墓玉石器研究》一书一方面为我们展示了殷墟亚长墓出土文物的精美与考古资料的丰富、规范,更向我们呈现了现今对于殷墟玉石器研究的范式创新,其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物质性探究与社会文化阐释结合的研究成果,不仅将进一步推动殷商玉器和商文化研究,有力拓展殷墟的文化影响力,更对早期中国文明的手工业生产、礼制起源与跨区域交流提供了新视角。未来,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与更多墓葬的发掘,亚长墓玉石器研究的里程碑性质或将更加突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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