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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旭景
▇对大型出版基金项目编校流程的重新设计，我们重在基于以往的编辑经验、项目管理经验，提前对各个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预判，追踪编校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落实情况，分类和清单式地排查问题，也借此不断优化重大项目高效、联动的协作模式。
《近代中国国学编年史》既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国学文献汇编与编年史编纂”的标志性成果，也是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全套书共12卷，380多万字，由桑兵、关晓红教授领衔主编，跨度从1902年到1952年，依时间顺序梳理编排所有以国学为名或与国学相关的机构、学人、学会组织、出版物的文本史事。这样一套大型丛书，做好项目的管理工作和出版流程的把控，保质保量按时结项非常重要。对于这样的重点项目，我们有针对性地对一些流程做了特别设计，在细节上增加了更多把控。
重新设计流程
编校流程的设计，重在基于以往的编辑经验、项目管理经验，提前对各个环节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预判，追踪编校过程中各个环节的落实情况，分类和清单式地排查问题，也借此不断优化重大项目的集团内高效、联动的协作模式。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也将出版基金项目纳入集团的全年工作要点以及编辑的全年绩效考核当中，从机制体制上给予保证。
在收稿后、编辑加工工作开始前，我们尽可能地要求作者提供使用的原始文献，做到资料的全部共享。每卷责任编辑也都先粗翻书稿，看12卷是否都完整，书稿的整体质量是否都达到了出版的要求；同时也对书里占比重较大的引文和注释的标准进行细节的统一，根据套书的实际情况制定编辑加工的规范和原则。尤其是民国文献涉及的大量异体字和通假字问题，年月日的表示和数字的用法，语言的表达规范，标点符号问题，以及如何处理文献中存在的脱衍讹误问题——我们力求在现代的编辑规范和尊重历史文献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在求真和传承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曾经有一个阶段，出版集团的三校人员相对较少，校对的待遇也整体偏低。现在三校人员都是集团正式员工，且专业对口，这首先是解决了校对收入过低、不愿过多投入的问题，其次是经过了若干年的实践，集团的三校队伍也更加成熟，形成了以全国编校大赛获奖人员为团队核心的校对队伍。严格来说，本套书是偏文献性质的书，12卷中的7卷都是由擅长文献的校对人员进行三校，其余5卷也都由其来做校对质量的把关，这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校对质量。
整个项目以最终的结项时间来倒推各环节的进度，以周作为时间单位，责任编辑每周五反馈进度和问题，项目负责人汇总进度每周五向主编和作者汇报——责任编辑反馈的问题，项目负责人在经过研判、拿出解决方案后，集中性、统一性的调整汇报给主编和作者，以同步信息。
同时，我们定期不定期地召开集团内的线下统筹工作会，及时沟通各环节的进展和问题，快速调整流程。与之相配合的是工作群的建立和一对一联系的建立：一是涉出版基金项目的各部门，包括项目负责人、所属部门负责人、责任编辑、复审、终审、校对、质检、审读、美术编辑、总编室、分管领导在内的企业微信群；二是主编、作者、责任编辑、项目负责人、校对部门负责人、分管领导在内的微信群；三是每卷责任编辑与作者一对一微信联系的建立，项目负责人与主编一对一的微信联系的建立。
编校质量如何控制
在常规的“三审三校”环节之外，我们特别增加了复终审复核和印前质检环节。这三个环节不仅需要人力和金钱的投入，更需要时间的投入；不仅需要有常备的质检专家，还需要有专职的复审能够投入较多的时间做复审复核工作。
对于这套书如何做复终审复核和印前质检，我们也做了特别的设计。丛书字数多，所以采取复审复核和印前质检交叉进行的办法——责任编辑尽可能提供原始文献，全部拷贝电子文件给复审和印前质检人员，这样更有针对性，也避免复审和印前质检人员还要自己花费大量时间去各个数据库寻找文献，也多三个环节帮助责任编辑降低差错率，毕竟人人都有盲区。
复审需要对送印前质检的清样进行抽核，原因一是，对于复终审意见的处理情况的判断，是否改到位了；二是，对于引文再次检查，对于可能存在问题或重点监控的图书，做到全书25~50%的引文的全面核对，判断引文的核实情况，是否核查了、核查过的是否还有错漏、有无共性的需要全套书统一注意的问题。
复审复核后，差错率在万分之一以下的，发印前质检；超过万分之一的，返责任编辑继续处理。复审复核和责任编辑的处理痕迹保留，暂时不返改，一是方便印前质检知道哪些页已经进行了检查，有哪些已批注的问题可以在其他部分继续关注，尤其是可能涉及的全书统一的问题，如文献名、标点符号、格式问题、人名、时间，等等；二是节省时间、人力、物力成本，每返改一次，排版就要计一次改版和打纸样的成本，编辑就要核对一次，有遗漏和改错的还要再改一次，这之间的工作等着印前质检全部结束一起做也是可以的，编辑也能对问题有全面的判断。
印前质检随机抽取复审没有核对的部分，一是按照常规的质检要求，依照编辑规范进行质检，二是同样进行引文的核实。印前质检和成品书质检的标准是一样的，差别只是一个在出书前和一个在出书后，印前质检的不合格以万分之一点五为界，给责任编辑一个自我检查、纠正的机会，超过万分之一点五就是不合格，需要编辑根据意见举一反三处理之后，送二次印前质检；二次印前质检再超过万分之一点的视作不合格，编辑还要再处理。经过这样的流程，全书也都检查到位了，避免出现印刷上市后、编校质量不合格的情况。本套书的印前质检差错率都在万分之一以下，算是理想。
民国处于从文言文到半文半白、纯白话的过渡阶段，涉及民国史料，引文照录原文，会明显出现大量用法、表述和现代汉语不一样，只能做繁简转换和句读的处理，不能轻易改动，除非是错漏和重复。
质检需要一个标准：明确哪些改了不是错、哪些没改算是错，这些都需要项目负责人提供。和原始文献一起提供给质检的还有统一性问题的处理办法——编辑在编加过程中就自己处理的每一卷当中遇到的共性问题，项目负责人逐一答复之后请作者确认。在质检第一、二本的过程中，质检人员也会来询问关于一些错误如何判定的问题，主要是对于明显的重复、标点、错漏的改动，使得个别处没有和原文一致。这些不用硬追求和原文一致，但其他尽量和原文一致。后面大家逐渐上手，就对规则很明晰了。
单位时间内同时完成十二卷的质检并非易事，一个人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质量管理部需要发给不同的人去做检查，即使有规范，每个人对于规范的理解还是有差异。这样就需要，每一卷的责任编辑和项目负责人从不同的层面对质检意见进行分析、判断、统合。
首先，每一卷的责任编辑收到质检意见之后，确认是否有不合理之处，如有，提供确切的依据，和负责质检工作的质量管理部对印前质检的结果进行商榷，最终的差错率以商榷的结果来确定。其次，十二卷的质检意见，项目负责人需要统看：其一，是不是严格地按照商定的原则处理了；其二，质检意见是不是都合理，是否存在误判；其三，是否存在一本书内的前后一致性问题需要处理；其四，是否存在同一个作者的几本书之间、同一套书之间的一致性问题需要特别关注。
经过这样一个过程，项目负责人汇总一个注意事项并附实例、合并想到的其他问题发给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再根据这样一个清单，举一反三地去处理意见。如此，也方便后续项目负责人根据清单去检查最后的清样。
跨部门协同
除了书稿的编辑加工和校对，版式的设计、修改、确定，每一次的排版文件的修改，也是花费时间和精力比较多的环节。
在选择排版人员时，我们优先选出错率低、时间上能以本套书优先的，对于重点项目能重点保证的同志。这样的排版人员，首先自己就很有责任心，每次改完之后都会自己抽样核对一遍，既保证了正确率，也减少了校改环节的人力损耗，尽量避免改错或改漏。
作为国家重点项目，集团安排最擅长文史类图书装帧的美编，进行该书的设计。在装帧方案的设计上，本着稳重大气、贴合书呈现内容、体现现代审美的原则；在内容的安排上，不再每一卷反复出现总序、总目、参考文献，只第一卷出现总序、总目，最后一卷出现参考文献。但为避免其他卷出现信息缺失，我们将这些内容放在集团音像社统一开发的电子资源平台——京师智教上，在书上附二维码和简短的文字说明，买书扫码即可下载。一来避免啰嗦，二来也节约纸张。
在纸张的选择上，印制人员选择呈现效果好、手感好、重量适中、方便阅读的纯质纸；在印厂的选择上，我们遴选最好的印刷企业开展印刷工作，这样的印刷企业本身也有自己的“收文件-出蓝图和彩样-检查蓝图和彩样-返出版集团-收回蓝图和彩样-确认蓝图和彩样无误-交付印刷-拼版-调色-印刷”一套严格的流程和规范。集团内、外的严格筛选和把控，才能共同造就一套质量过硬的丛书。
与人工智能“握手”
在本套书的编加过程中，我们的校对软件主要使用了方正和蜜度校对通。方正对于字词的错误，以及异体字是否正确，还是有比较好的表现；对于一些可能出现的敏感问题也有涉及。在这两方面，帮助编辑发现了更多错误、降低了错误率。
本套书作者提供了大部分的原始文献的电子文件，比如PDF格式和图片格式，省去了再去搜寻的工夫。项目最初，我们尝试联系了行业内的人工智能公司，希望能试做一两本的引文的核对，与人工核对的正确率和花费的时间做一个比对。可惜的是，目前，人工智能还是一种决策式的人工智能，对于PDF、图片，首先要进行OCR识别、做一个库，这是个非常大的工作量。而且OCR识别本身就容易有很多错误，日常的出版工作中，OCR识别之后的，我们都需要先校对一遍、才能进入编辑流程；其次，大量的民国文献是竖排繁体，需要进行繁简转换；另外，排版也非常复杂，尤其是《申报》《大公报》这样的报纸，一版上有很多个栏目，非常不容易马上对应到引文所引的部分，即使是人工也要有一个定位的过程，还要去逐行找到具体的引文。
现在《申报》已经实现了OCR识别，左栏是报纸扫描件，右栏是横排的没有句读的繁体字，但在编辑的编加过程中，对照左栏的原文，发现还是有错漏之处。
三是，对于定位到的引文，要判断句逗；对于异体字也要识别，并且改对。后者在古籍的识别上做的要好一些，因为古籍的版式比较简单。
基于以上三点，加上类似于《申报》数据库是否能够开放给人工智能公司的问题，我们放弃了用人工智能来做引文核对的设想。但我们对人工智能还是抱着积极的态度，毕竟人工智能的迭代，就是从一般性、简单的、重复性的问题入手，经过不断的训练，达到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程度。
这套书本身就是一个小型的数据库，时间、人名、地名、事件等要素都齐备，非常适合开展基于AI的“一问一答”。在后续，我们也希望能够开发基于本套书的“一书一AI”，也算是做一个小小的尝试。
“复盘”下的思考
尽管我们一直与作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但是碍于作者方和编辑对编辑规范的部分细节的认知还是有差异，包括一些规则还是不够清晰、确定，我们走了一些弯路。一是从业属性的不同，还是会导致关注点不一样；二是每个责任编辑与作者的沟通效果，还是因人而异。这也就是所谓的“人的温度”的一种体现吧。
当然，尽量地尊重作者、尽可能地遵守出版物规范还是首要的。以后类似这样的情况，还是要再增加一位权威的细节顾问，以平衡作者、编辑、质检、审读等提出的问题。这位专家，最好是作者方也认可的非常权威的业内专家。当然，出版行业的不少编辑，正是在这样的磕磕绊绊的出版过程中成长的。也希望通过做这样一套书，所有的参与者都获得了能力的成长，比如，执行能力、编校能力、统筹和时间管理能力、灵活变通能力、推进问题解决的能力，等等。
（本文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新史学策划部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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