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成为小说家真是一个偶然的幸运

    漫天飞舞的柳絮缠绕着北京的春天。车子蜿蜒前行，拐进太阳城，在一座雅致的小楼前停了下来。

    蒋韵闻声热情地迎出来，短发，瘦削。因为我们都在山西生活过多年，见了格外亲切。李锐从屋里慢慢走出来。因为治疗，他的脸有些浮肿，看上去反倒显得年轻。二人在山西插队，通过文学相识相恋，是颇有影响的文坛伉俪。他们的女儿笛安是80后畅销书作家，名声不亚于父母。

    2011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张马丁的第八天》，是李锐生病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到了2024年底，译林出版社重新梳理李锐的创作脉络，出版“李锐作品”系列，囊括其代表作《人间》《太平风物》《无风之树》，重述神话、黄土挽歌、岁月往事，有代表性地呈现李锐的创作风貌以及他的精神追求，也带我们重新走进李锐的文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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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从您早期的创作开始谈起吧。处女作是在什么背景下发表的？ 有没有文学的伯乐？

    李锐：最开始进行创作是在“文革”中，我还在吕梁山邸家河村插队。那个时候搞阶级斗争，我是“黑五类”。插队的第一年母亲去世了，隔一年父亲去世了。

    知青刚去农村插队的时候，头一年还允许报名参军。我抱着幻想，也报了名。公社把年轻人集中到一起，武装部长指着我说：“李锐是个团员，群众关系也不错，劳动表现也很好，但是枪杆子是不能交到这种人手里的。”

    可以想象这对我影响非常大。从北京忽然来到吕梁山区，物质、精神、文化……都是天壤之别。一方面我看到了真实的、底层的中国是什么样子，一方面是个人的际遇。所以说，我写小说是为了反抗，或者说，是为了争口气——你们说我是“黑五类”“狗崽子”，我得做件事证明我不是。我一个初中生，能有多少知识？其实就是个识字青年，就是为了把我写的东西变成铅字，来证明一下自己，改变一下命运。

    中华读书报：那时候文学刊物少，发表作品很不容易吧？

    李锐：我算是幸运的。第一篇小说写完，投给了山西省文化馆办的《群众文艺》，过几天居然有了回音。有个女编辑姓曾，我记得好像是叫曾红云，回信说你写的小说有修改的基础。

    狂喜不已！ 经过八九次的大改小改，用了一年的时间，我终于得到编辑回信了，说决定采用。这是我的第一篇小说，发在1974年第一期的《群众文艺》，名字叫《杨树庄的风波》。

    现在回头看，那根本就不能叫小说。那个时候只允许“三突出”，而且编辑的修改意见也都是严格按照“三突出”的原则。但是它的价值不是说我写了什么，而是说我把钢笔写的字变成了铅字。这对我来说是人生最大的意义。

    中华读书报：这篇小说发表之后，您的处境应该有很大的变化？

    李锐：对。对于我来说太宝贵了。绝境之中忽然找到了希望之光一样。我的转折点就是这么来的。后来我就被调到了《汾水》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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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在那个时候您就认准了文学这件事吗？

    李锐：一开始有一种朦朦胧胧的喜欢。我比较喜欢读书。“文革”后期有一些书在学生、青年当中流行。有的地方形成了比较自觉的读书小组。好多人都是互相借书，比如《唐诗三百首》《考正白香词谱》。

    一到冬天农闲了，北京知青全都回北京，就跟候鸟似的。等到过完春节天暖和了，又都从北京回到知青点。回北京了，同学之间也是互相借来借去地看书。《牛虻》和《悲惨世界》，还有巴尔扎克的一些小说，都是那段时间看的。

    中华读书报：处女作发表到后来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发表，中间经历了什么？

    李锐：文学创作真正的开始，得说是《厚土》。在此之前我也发表过不少短篇小说和散文，但是都感觉不对。一部分是“文革”期间的，一部分是打倒“四人帮”以后，经历了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最后快到“伤痕文学”的时候。有一个时期我特别迷茫。

    蒋韵比我出名早。有一次她的同学拿了蒋韵写的《我的两个女儿》手抄本到我们编辑部说：看看我们同学写的小说！ 大家都传看，说这个小说不错，比我们写得好。编辑部经常组织改稿会。我和蒋韵第一次见面就是在改稿会上。那会儿年轻，有精力，我们彻夜长谈，谈文学。那真是一个黄金时代——浪漫的、激动的思想解放时代。

    中华读书报：您说自己“迷茫”，写作有停滞吗？

    李锐：实际上停笔了整整一年。就觉得我写不出来。如果还照着原来的样子写，自己也知道那不是小说。可是好多伤痕文学作品，我看了以后，觉得自己的经历比他们复杂得多。这些都不像，也不是我心里文学应该的样子。我的文学创作一直到“厚土系列”的发表，才真正走上了正途。

    中华读书报：《厚土》发表是1986年，获了很多奖。

    李锐：《厚土》得了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就像跳龙门。只要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作家的身份就得到承认了。但最主要的是改变了我对文学的理解和想法。我就是想写最感动、最打动自己，最想表达的东西。我常常开玩笑，不写小说兮我心不快。为什么？ 我不写小说，不表达自己曾经有过的体验，对自己就是一种亏欠。

    中华读书报：《太平风物》也很有代表性。它的出现是偶然，我想也是必然。

    李锐：写过《厚土》以后，我不想再重复去写。好多作家喜欢这样。写了一部作品后，就在一个平面上写同样的题材，类似的故事再写上好几部。我不想这样。我老想有点变化。

    写《太平风物》的契机就是我在废书堆里捡出一本薄薄的《中国古代农机具》。当时我们插队的邸家河村，农民有很多方言是没法描述的。字典里也没有。比如说他们管树叫“钵儿”，把一种专门用来收割玉米和灌木枝的镰刀叫“苦镰”，架上毛驴磨米面不叫推磨，叫“推喂子”。我们北京来的城里人闹不大清楚这些称呼的来历，也想不出和“苦镰”“喂子”相对应的文字，就随便拉来一个发音相似的字瞎凑合，还想当然地把这一切弄不懂的发音统统归结为方言，归结为穷乡僻壤的落后和固执。

    但这本书看得我惊心动魄。所有农民使用的农具，都有长得叫人难以置信的历史，都有极其丰富的发展经历。尤其是农民嘴里的一些农具。原来我一直认为字典里根本就没有的字，认为是乡下人固执、封闭的语言偏好的所谓方言，竟然和两三千年前的历史完全重合，和古音古字一模一样。就是在这本小册子里我看到了“公输班作碨”的记录。公输班是春秋时期的鲁国人，又因为是鲁国人，所以后人称为鲁班，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古代工匠的祖师爷。我才知道原来是鲁班造了石磨。“磨”这种称谓，只是汉代以后才流行起来的，在此之前的漫长历史中它一直称作“碨”。邸家河的方言竟然跨越两千五百年的历史，直续春秋！ 那一刻，我真是如雷轰顶，目瞪口呆。和历史心领神会的遭遇就在那一瞬间发生，悲怆和遐想久久难平。从那时起，我就觉得也许应当写一本关于农具的小说，应当有这样一场和祖先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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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您的作品很早就“走出去”了。

    李锐：我因为写小说受到了各国的邀请。第一次出国，就是因为《厚土》。当时美国新闻总署有一个国际访问者计划，邀请一些国外的作家到美国去参观访问。飞机在旧金山机场上空盘旋的时候，我看见底下的公路车水马龙，灯火辉煌，第一次看到什么叫繁荣，当时真是有点激动。从空中看去，真像是一种幻境。心里说中国什么时候才能这样？ 没想到没过几年，天天为塞车发愁。陆续去美国、瑞典、法国，还有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香港，也接触了各地的同行，接触了我的那些翻译家。

    中华读书报：谈谈您和马悦然的交往吧。

    李锐：莫逆之交。马悦然先生和我打交道、认识我，也就是因为《厚土》。因为他在中国的《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还有一些杂志上陆陆续续看见几篇，就写了一封信说：我叫马悦然，我很喜欢你的《厚土》，我想翻译，你同意不同意？ 我也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就给他回信说你喜欢、你想翻译，我当然高兴了。后来我在报纸上看见他来中国参加会议，才知道他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

    中华读书报：文坛都知道你们交情很深。

    李锐：马悦然陆续翻译了我四部作品，《厚土》《无风之树》《万里无云》《旧址》。从1986年6月第一次写信商讨翻译《厚土》，到2019年10月17日悦然去世，我们有33年的友情。

    1990年马悦然邀请我第一次去瑞典访问，就是和他当时的夫人陈宁祖一起冒雨到机场去接的我。到瑞典的第一顿饭，就是宁祖亲手做的热汤面。那天晚上，悦然的茅台酒、宁祖的热汤面，和她爽朗的笑声，让我如归故地，一下子回到了家里。有四五天的时间，我住在瑞典南方他们的别墅旁边。那几天宁祖天天给我做中餐。后来他还来过邸家河，到过我插队的村子，在邸家河住了三天，请全村老少打牙祭，办了一场地道的乡村酒席，总算圆了他的一大心愿。一个瑞典人，因为喜欢中国文化而走进了中国，因为翻译一本小说而记住了吕梁山，记住了千万里外那些原本和他毫无关联的山民。

    他多次邀请我去瑞典。2001年诺贝尔奖成立100周年纪念庆典，从全世界邀请了所有的获奖作家，又另外邀请了11位各个国家的作家。他邀请我和蒋韵一起去，而且说要量你的身高、腰围、肩宽，要做一套礼服参加活动，还负担往返机票。不巧的是蒋韵应法国邀请参加另外一场活动，我自己去了瑞典。百年庆典搞得非常隆重，好多获奖作家都来了，国王也出席，号手站在金色大厅吹号。

    中华读书报：马悦然翻译了您那么多小说，您应该也大有希望成为诺贝尔奖的获奖作家吧？

    李锐：这都是传闻。诺贝尔奖的评选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只是因为马悦然先生翻译了，当时一些报纸、一些记者就这样猜测分析。其实离真实很远，谁也不知道内情。评奖过程50年后才揭秘。

    中华读书报：能谈谈对马悦然印象吗？

    李锐：我不知道还有哪个外国人像他这样无怨无悔，不辞劳苦，到处传播中国文化，到处传播中国的语言和声音。他把西汉典籍《春秋繁露》翻译成英文，让同胞一起分享《楚辞》、唐诗、宋词、元曲的美妙篇章。他翻译的《水浒传》和《西游记》一版再版，到处流传。他的翻译和介绍让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现当代杰出的中国作家和诗人引起世界的注意。当马悦然回首一生、追忆往事的时候，他用中文写下了《另一种乡愁》。

    在我看来，皓首穷经，著作等身，只是一个学者、学术的证明。而一颗被乡愁缠绕的心所流露的却是情意满怀的人。一个人，如果不是把生命和中国连在一起，如果不是把一生献给了中国文化的学习和传播，如果没有深深的眷恋和寄托，他是不会把中国认作第二故乡的，更不可能体会到中国人悠悠千载的乡愁。

    马悦然去世时，我本来要参加他的葬礼，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得了病。笛安帮我订好机票、旅馆，但是很可惜，不知为什么瑞典大使馆拒签，我就没去成。我后来给马悦然夫人陈文芬寄去挽联，上联是“穷经皓首犹存真情赤子”，下联是“砥砺终生惟想我心悦然”。这是我对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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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从早期的创作到后来《张马丁的第八天》《囚徒》，您的小说中一直都有文明的冲突和对抗。

    李锐：人类总是在创造奇迹和制造浩劫之间来回撕扯，从古至今。所以说历史之河才那么曲折婉转。人类创造了奇迹，创造了文明，但是从来没有妨碍制造浩劫。人类一边有星辰大海的探索状态，一边有毁灭全人类的工具。最具有理性的人类创造最无理性的历史，这是个巨大的悖论。

    这对我来说一直是终极的拷问，并且促使我写下《张马丁的第八天》和《囚徒》。包括我以前的作品，如《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都是写这个思考。《万里无云》不就是写一个创造奇迹、创造人间天堂的启蒙者，最后把他的家乡变成了一片焦土吗？

    中华读书报：您觉得性格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您的创作？

    李锐：让我自己说就很难说了。个性的影响往往是下意识的，而不是说你思考好了再去做什么、怎样做。术常常也是一种直觉、激情。那些被你自己的创作所激发出来的激情，真正的好作家也都各自不同。这个如果要有规律可循的话，倒变成一件简单的事了，索性让人工智能代替一切。

    中华读书报：那您如何看待人工智能？

    李锐：我不太相信人工智能的神话。即使用笔写作的人会被代替，但绝对代替不了人的激情、人的直觉、人的创造性。人工智能可以代替很多东西，但是不会代替人的需求。

    中华读书报：回顾走过的创作道路，您满意吗？

    李锐：只是偶然之中做了最喜欢做的事情，并因此而成为我的职业，成为我的人生。这是一个偶然的幸运。谁也不知道当年那个在吕梁山砍柴的时候剁伤了脚的知青，日后会成为一个写《张马丁的第八天》的作家。这中间不知有多少不确定性会把这件事取消。

    中华读书报：您相信艺术家的直觉吗？

    李锐：把个人的性格、家庭背景、修养，当然，还有最重要的生命的质感综合起来，你可以说是一种艺术家的直觉。

    我常常是等着小说来找我。常常是有写作冲动了，或者被什么事情刺激了一下，忽然觉得可以写了，也仍然要酝酿很长时间。我有时候会把一个感觉放在那儿。比如说《厚土》里的《锄禾》第一句话：“裤裆里真热。”这句话我写在一张纸上，隔了差不多一年，才又花了一天多的时间把这个小说写完。

    中华读书报：“要等小说来找”，那么在等的过程中焦虑吗？

    李锐：等也需要花时间。等不来就不能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