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社会生活”

    ■黄正建

    宁可先生是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奠基人，一生执教于此。我作为北京师范学院史地系上世纪70年代毕业的老学生，为宁先生文集（《宁可文集》）十卷本的出版感到由衷高兴。史学界对宁先生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成就有许多中肯评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指出宁先生十分重视史学理论，十卷本中不仅前两卷收有多篇有关历史理论的文章，第三卷还是专著《史学理论研讨讲义》。在这些专门的有关史学理论的论著之外，宁先生在具体研究实践中，还暗含有其他重要史学思想。

    这些暗含的史学思想之一，是宁先生对于历史研究中“社会生活”的看法。在宁先生诸多历史书写中，“社会生活”并非与政治、经济、文化并列的社会史中的社会生活，而就是历史本身。似乎在宁先生看来，“社会生活”就是历史，研究“社会生活”就是研究历史。反过来，历史就是社会生活，研究历史也就是研究社会生活。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看宁先生所写《6-13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宁可文集》第二卷）一文。这篇文章是在讲6-13世纪中国的比如衣食住行之类的社会生活吗？ 不是的。文章讲的其实就是6-13世纪的中国历史。所以文章包括七个方面：一、中国的经济重心转移到了长江流域；二，历史的轴心由东西方向转成了南北方向；三，民族关系；四，统一国家的最终形成；五，这时期出现了两个世界帝国；六，社会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抑制，不能顺利地发展起来；七，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是强化的，而且是僵化的。这不明确显示，文章所写实际就是6-13世纪中国历史的发展演变吗？

    这篇文章后来改为《6-14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宁可文集》第四卷），文章将其中的第六小节改为《社会生活不彻底的转型》。这其中转型的“社会生活”是指衣食住行之类的社会生活吗？ 也不是的。文章这样定义“社会生活的转型”：“转型期确切的涵义应当是指社会性质——社会制度的变化。在这里，6-14世纪的社会转型应当是指中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或者说，是中国的近代化。”这里也明确显示，文章所写的“社会生活”实际是指社会性质和社会制度。

    再如还有这样的题目：《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的影响而作用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地理环境对社会生活的直接影响》《地理环境不是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宁可文集》第八卷）等等。这其中的“社会生活”也不是指衣食住行之类。文章讲得其实就是地理环境对“历史”或“历史进程”的影响。例如《地理环境通过生产力的影响而作用于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内容包括农业生产、土地所有制、政治制度、宗教、法律和文化。

    因此，宁先生所说的“社会生活”包括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制度等多个领域，基本就是“历史”“社会历史”或“历史进程”“历史发展”的同义语。

    那么，宁先生为何在这里不用“社会历史”或“历史”而特意要使用“社会生活”这一词汇呢？

    我推测宁先生是有意这么写的。可能在他的心目中，所谓历史，其内容只是社会生活而已，即人们生活在社会中，才能从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换言之，政治之类并非历史最重要的内容，只有用“社会生活”才能更好概括历史全貌或历史进程。

    还以《6-13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一文为例。如前所述，这篇文章其实讲的就是6-13世纪中国历史发生的种种变化。一般这种长时段的历史叙述，会先讲政治的变化、经济的变化，然后是社会、文化的变化。但是宁先生列出的七个方面，恰恰将政治的变化放在最后。放在第一位即最重要的是“中国的经济重心转移到了长江流域”。其中首先讲气候问题，说唐宋时期黄河流域气候变冷了、变干了，长江流域气候比过去好了，水少了，变得比较适合农业，适合开发，比较适宜居住，也比较适宜交往。其次讲农业，提到隋唐以后粮食结构变了，养活的人更多了，人们生活改善比较好办了。还有衣料的变化，棉花的传入。结论是“我们看衣食住行，吃的问题有变化，衣料也有变化，这变化都相当大，都在唐宋这个阶段里头”。然后讲人口、工商业和城镇的发展、人文状况。接下去才讲民族关系、统一国家、经济发展、专制集权的变化。

    这样的例子还见于《隋唐五代历史概述》（《宁可文集》第二卷）一文。一般讲隋唐五代历史，都是先讲政治统一、机构整备、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政治事件，然后讲经济发展、土地制度、赋税徭役，讲军事制度、法律制度，民族关系，最后讲社会文化。但是宁先生不这样讲。其章节排序是这样的：一、隋唐时代风貌；二、隋唐五代的历史进程；三，隋唐帝国的历史地位；四，转型期的经济。放在第一位的是时代风貌。那么什么是时代风貌呢？ 用宁先生自己的话就是：这一节“唐朝的生活，我们讲到从死人到活人，从陵墓到房子，从城市居民到多方面的生活，特殊的一种人就是妇女，还有少数民族，可以体会到唐朝的一些特点，开放、宏伟、包容、多姿多彩，比较自然”。在这样一种社会风貌的基础上，再来讲历史进程、历史地位、经济转型等问题。这与前述《6-13世纪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叙述思路是一致的。

    这样一种从气候、人口到经济、民族再到政治文化的书写历史进程的方式，令人不由得想起法国的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名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在论述15-18世纪资本主义产生这样一种历史进程时，就是首先讲物质文明，然后是经济的变化，最后才是资本主义的产生。

    宁先生是研读过年鉴学派论著的。他在《史学理论研讨讲义》的《自序》中曾说过：“我很向往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布洛赫的《历史学家的技艺》”（《宁可文集》第三卷）。布洛赫就是年鉴学派的领军人物之一。因此，宁先生这种在叙述历史发展特别是长时段历史发展时，先讲物质生活再讲经济最后讲政治的写法，可能借鉴了年鉴学派的方法。

    与年鉴学派的相似还有一些。我们知道，年鉴学派最主要的理论就是长时段说。他们把历史分为三种时段：第一是地理环境，被称为长时段，以变化极其缓慢、时间跨度很大为基本特征。第二是经济状况，被称为中时段，以节奏较慢、周期变化为特征。第三是政治史，被称为短时段，以瞬息即变、一掠而过为特征（张广智《西方史学史》）。我们看宁先生论述地理环境。他将地理环境分为自然环境、经济环境、人文环境三类，说：“自然环境因本身的内在的因素而发生的变化是缓慢的长久的”；“至于经济环境和人文环境的变化，一般往往是比较显著的、剧烈的、迅速的，而且带有全局性和即时性”（《宁可文集》第八卷）。“全局性”自然指经济变化，“即时性”则指政治变化。虽然年鉴学派是讲整个历史发展，宁先生是讲地理环境的不同层次、不同作用，但其间的相似性还是比较明显的。

    正因为重视社会生活，认为它其实就是历史本身，所以宁先生在历史研究中关注农业生产、粮食产量、人口盛衰、经济状况、社会基层组织等，就很好理解了。因为这些内容正是“社会生活”或曰“历史”发展的基础。

    总之在宁先生的历史书写中，“社会生活”并不是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并列的、隶属于社会史的社会生活。由于宁先生可能认为人类历史的内容基本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因此在他心目中，社会生活其实就是历史本身，所以他用“社会生活”来代替“历史”或“历史进程”进行表述。这种认识，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也借鉴了西方史学理论，是宁先生史学理论、史学实践中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值得我们认真领会学习。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