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古音到现代官话：汉语语音史的全新讲述

    ■董建交

    汉语是具有悠久历史的语言，商代晚期成熟的汉字甲骨文出现以后，汉语得以被文字记录下来。此后，汉语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绵延了三千多年，不曾间断。与其他所有语言一样，汉语也是处在不断变化中的，变化体现在语音、语法、词汇等各个方面。语音的变化通常是长期渐变的过程，时间跨度至少是以百年计的，因此不易被人们察觉。明代学者焦竑、陈第等开始真正认识到古今语音的不同，陈第《毛诗古音考》中明确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开启了科学的古音研究的序幕，促进了顾炎武以降清代三百年古音学研究的繁荣。瑞典汉学家高本汉（1889—1978）的巨著《中国音韵学研究》通过比较现代方言及域外汉语借词的字音，首次系统地为中古《切韵》音系拟测了音值，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开始传入中国。受此影响，赵元任、李方桂、罗常培、陆志韦、王力等众多学者投入汉语音韵学研究中，传统汉语历史音韵学研究完成了向现代阶段的转型。

    1957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上册）》，这是汉语语音史的奠基之作，其中第二章“语音的发展”以中古音为枢纽，系统阐述了从上古到中古语音的发展以及从中古到现代语音的发展。王力先生晚年出版的《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是在《汉语史稿》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对以往的构拟做了修订，内容更加详实，体系更加完备，是汉语语音史研究的重要里程碑。此外，邵荣芬、方孝岳、史存直、任铭善、黄典诚等先生都出版过系统性的汉语语音史著作。这些著作从不同的学术背景和研究范式出发，构建了各具特色的语音史体系。

    21世纪以来，汉语音韵学研究更是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上古音、中古音及近代音等各个分支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现在我们对隋唐及后来各个时期汉语标准语的语音已经有了充分的了解，有较大的把握重建已经消逝的古人语音，知道唐人如何吟诗，宋人如何填词，元人如何唱曲。对于先秦时期的上古汉语语音的构拟，学界虽然还存在很大分歧，但通过对古代文献、韵书、方言、汉字谐声系统以及汉藏语系亲属语言比较等多方面的综合研究，学者们逐渐在很多关键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2020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沈钟伟教授的A phonological history of Chinese（中译本《汉语音韵史》，上海教育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该书是首部用英文撰写的旨在向国际学界介绍汉语音韵学基础知识和汉语语音史系统框架和前沿进展的著作。作为一部通论性的汉语语音史著作，该书兼顾普及性、系统性和前沿性，既提纲挈领地介绍了汉语音韵学的基础知识，同时又充分吸收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对各个历史时期通语音系的演变做了全面系统的梳理。

    传统音韵学一向被认为是艰深的学问，号称“绝学”，其原因之一是涉及大量的专业术语和概念，要把这些概念和术语向西方学者介绍清楚殊非易事。该书第一章“导论”就对传统韵书和韵图所涉及的术语，如摄、等、开合、声、韵、清浊、内外转、重韵、重纽等等，作了深入浅出的介绍，在现代语音学理论框架内对传统音韵学术语做出了科学阐释，使初学者能够快速了解基本概念的内涵及其相互联系和区别。

    接下来该书分“上古汉语”“中古汉语”“官话的开端”“新的标准”及“走向现代官话”五个部分系统介绍了不同时期汉语通语的音系及演变情况。其中“上古汉语”部分充分吸收了近二十年上古音研究的最新成果，对郑张尚芳、潘悟云、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斯塔罗斯金（Starostin）等新派学者取得的共识，如上古六元音体系、复辅音的构拟、介音与音节类型的关系、韵尾后置成分与声调的关系等等，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中古汉语”部分采纳了学界提出的中古汉语应进一步分为早期中古汉语和晚期中古汉语的观点，分《切韵》和唐宋两个时期分别介绍，主张对《切韵》音系的元音进行音位构拟，并对音位构拟的原则和方法做了专门探讨。这些都是该书前沿性的体现。

    近代官话和官话方言语音史是作者长期耕耘且有独到创获的研究领域，因此本书对此着墨尤多。以往汉语音韵学界一般以成书于元泰定元年（1324年）的曲韵书《中原音韵》为早期官话音系的代表，并把汉语近代音的起始时代定在元代。实际上，北方幽燕地区官话的很多语音特征可以追溯到更早的辽、金时期。当时的通语存在中原、西北和幽燕三大地方变体。公元10世纪至13世纪，党项、契丹、女真等民族分别在中国西北和东北地区崛起，建立了西夏（1038—1127）、辽（916—1125）、金（1115—1234）政权，这些民族都发明了自己的文字，分别是西夏文字、契丹大字和小字、女真文字，他们在用这些文字记录本民族语言的同时，还用音译的方式记录了大量汉语借词（主要是职官、封号、地名、人名等专有名词），西夏人还编写了西夏语-汉语双语对音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与传统韵书、韵图相比，这些民族古文字中的汉语译音材料能够较为直观地反映当时西夏、辽、金境内的汉语语音，是《中原音韵》之前北方官话历史的宝贵记录，填补了汉语音韵史上的空白。沈钟伟先生利用这些民族古文字材料，探讨了当时西北和北方（东北）少数民族统治地区汉语的语音特征。他认为，现代北方官话的基本特征在辽代已经形成，因而可以将北方官话的源头追溯到辽国境内的汉语。林焘先生很早就推测，10至11世纪在幽燕地区兴起的北系官话是包括北京话在内的现代北方官话的祖先，沈钟伟先生通过对辽代汉语的研究印证了这个推测。

    本书第五部分“新的标准”聚焦元代。除传统韵书《中原音韵》以外，还用到了两种拼音文字材料：八思巴字转写汉语语音的《蒙古字韵》以及波斯文《中国史》和《脉诀》中的汉语译音。《蒙古字韵》首次用拼音文字——八思巴字系统地记录了汉语的语音，为研究早期官话提供了难得的精确标音的材料，杨耐思先生称之为“历史上第一个汉语拼音方案”。波斯文《中国史》和《脉诀》是14世纪早期波斯学者的著作，前者包含了相当多的汉语专名的波斯文转写，后者是中医典籍《脉诀》的波斯文转写版。这些转写是根据当时汉语口语语音而作的，能够反映与《中原音韵》和《蒙古字韵》等不同的口语语音现象。

    可以发现，与传统的汉语语音史著作相比，沈钟伟先生的《汉语音韵史》有两个鲜明的特色。首先是重视拼音文字材料反映的汉语语音，除了以上提到的契丹小字、西夏文、女真文、八思巴字、古波斯文以外，还用到了朝鲜谚文及明末传教士用罗马字记录的官话音材料。拼音文字能够较为直接地反映语音的细节，可以为我们提供从汉字材料中无法获知的语音信息。其次是关注到历史上通语不同地域变体的面貌。以往的汉语语音史著作每个历史阶段基本只用一类材料作代表，形成了上古-中古-近代单线发展的传统撰述模式。而实际上，与现代汉语一样，历史上汉语通语也存在不同的地域变体，即方言。但是中古以前缺乏反映方言语音的材料，所以学者对此关注不多，随着材料的不断发掘，近代以后官话方言的地域特征日益被揭示出来。宋代汉语通语形成中原、西北、幽燕三类方言，后来元代幽燕方言成为强势方言，明代以后南系官话崛起，对北方官话产生影响，现代普通话就是在辽、金、元幽燕方言的基础上，受南系官话影响的产物。沈著对此予以充分关注，用了很大篇幅描写不同官话变体的语音特征，更为全面地展示了汉语通语语音发展的全貌。

    总之，沈钟伟先生的《汉语音韵史》是一部令人耳目一新的汉语语音史新著，既从宏观上系统描写了上古汉语、中古汉语、古官话及明清官话等各个历史时期汉语通语语音的面貌，又对不同材料反映的语音和音变现象作了细致的微观研究。目前国内尚缺少这样既带有通论性质又反映最新学术进展的汉语语音史著作，作为译者，我很乐意把本书推荐给国内的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