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涛上的历史哲思

    ■项大鹏 李博 王政皓

    浩浩沧溟，渺接天隅。作为地球上最大的水体，太平洋不仅是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舞台，更是塑造人类与行星历史的核心力量。现代世界的诞生便始于跨洋探索。当哥伦布船队刺破海洋迷雾之时，被汪洋割裂的文明版图开启了史诗性的相遇。尽管对当时人类而言，大洋彼岸的世界无异于崭新的“第二地球”，但“哥伦布大交换”与此后的“库克大交换”却如同文明的缝合线，将分隔万年的生态孤岛编织相连，使人类共享一片整体的海洋生态。至19世纪，随着科技革命带来的认知迭代，太平洋超越大西洋成为更具变革性的场域。这片海洋不再只是被跨越的对象，更成为参与文明演进的主体。它既是承载资源流动与技术试验的新腹地，又是搅动风云、重整权力的自然主体。亚洲同世界的联结方式与千万现代人的生活图景也因之而发生重构。

    然而，这片至关重要的海洋，迄今仍处于人类认知的弱光带之中。为此，2025年3月29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召开“太平洋与太平洋世界的环境史”学术研讨会，邀请来自北京大学、都柏林圣三一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山大学的各方学者齐聚燕园，重新思考太平洋与太平洋开启的现代世界。

    会议开幕式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侯深教授主持。李伯重教授致辞。李教授首先对环境要素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予以强调，认为传统研究往往将人类活动视为核心，从而忽视了环境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载体。2005年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将“人与自然”作为核心主题，标志着全球史学界对环境的关注已经走向主流，这要求历史学者必须将环境维度纳入自身的研究框架。在聚焦太平洋历史时，李教授通过对中国古代至近代航海实践的回顾，揭示了环境认知与技术局限对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尽管元代中国已有远洋航行的尝试，但受制于地理知识与航海技术的不足，中国对太平洋的系统探索长期滞后于世界，以至于错失参与全球海洋秩序建构的机遇。

    太平洋的生态经纬

    在接下来的一个上午，来自海洋科学、环境史、世界史等领域的多位学者围绕太平洋世界的环境与历史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上半场由上海师范大学副校长陈恒教授主持。

    在学术报告环节，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院长胡永云教授率先带来题为《太平洋的前世今生》的演讲。胡教授从地球科学角度梳理太平洋的板块构造史，并通过视频图像展示未来数亿年的板块运动，表明了地质活动长期性对人类认知的挑战。此外，胡教授还分析了太平洋的台风生成机制、洋流系统对区域降水与气温的调控作用，并以厄尔尼诺现象为例，阐释气候异常对全球农业与社会经济的连锁影响。他特别提到，历史时期的台风路径与季风规律对东亚海上贸易路线的塑造作用，如郑和下西洋便具有依赖冬季东北季风出航、夏季西南季风返程的特征。

    随后，清华大学梅雪芹教授用《何以太平？ 生态史观下的历史纠葛》为题，对太平洋的“太平”叙事进行了反思。“太平洋”命名源于麦哲伦船队经历的短暂平静，但这一命名掩盖了其自然与人文层面的长期动荡。为此，梅教授提出“历史纠葛”概念，强调太平洋地区人和自然的矛盾、殖民暴力与生态破坏的共生关系。诸如元朝征日舰队因台风覆灭等事件，均体现了自然与人类活动的复杂交织。同时，她还进一步探讨了“自然能动性”的学术争议，主张将太平洋视为“历史的共同作者”：承认自然能够通过物质系统对人类行为施加刚性约束，同时避免激进生态哲学将自然过度主体化的倾向。

    在上半场的最后，南京师范大学仇振武老师进行了题为《海洋作为“第二星球”：在太平洋书写生灵史》的报告。仇老师指出，太平洋长期被主流史学边缘化，因其不符合以陆地、欧洲与人类为中心的叙事框架，但其独特的岛屿网络、生态轴线和跨洋交流实为塑造现代世界的关键动力。为此，仇老师提出“生灵史”的方法论革新，主张研究人类与非人类生命的共生关系，并通过比较白令海峡土著对鲸鱼的灵性认知与工业化捕鲸的物化逻辑，揭示了土著文化中“万物有灵”的生态观与现代工业文明资源掠夺行为之间的张力。此外，仇老师还援引唐纳德·沃斯特的“行星史”理论，呼吁从地球整体性与生命脆弱性的角度反思历史书写，重构人类与海洋的关系。

    波涛上的历史哲思

    会议的下半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王华教授主持，南开大学曹牧副教授开启报告。曹牧老师以“天津历史书写中海洋性的缺失”为切入点，系统梳理了工业化进程对天津城市属性的重塑过程，并指出，前工业化时期的天津虽为滨海城市，却呈现出显著的大陆性特征：老城区与海洋存在地理疏离，城市命脉系于运河体系。究其原因，在缺乏现代技术支撑的农耕时代，海洋非但无法转化为发展资源，反而因盐碱化等生态问题成为制约因素。这一格局在近代工业化浪潮中发生根本性转变，海洋资源的开发催生了天津独特的盐碱化工产业体系。当天津利用海洋资源满足其工业化需求时，也在反向被海洋塑造，以至于因为滨海地区的发展，形成了“一条扁担挑两头”的双城结构。

    随后，北京大学曹寅副教授将研究视野拓展至印度洋区域，通过案例研究揭示出19世纪中叶太平洋与印度洋的历史遥联性。曹寅老师指出，英帝国对马六甲海峡的控制对其自身与在华英国商人来说是一个两难的困局：马六甲海峡少风、多暗礁，且海盗骚扰频繁，严重不利于贸易。第二次鸦片战争与1857年的印度起义更证明了马六甲海峡困局的严重性。当印度起义爆发时，英国在华远征军成为最近的镇压力量，马六甲海峡的航运瓶颈则严重制约了兵力调遣效率。这促使英国决策者提出克拉通道作为印中贸易路线的替代方案，进而集中体现了英帝国殖民体系下的军事逻辑、鸦片贸易的经济逻辑，与客观世界自然逻辑之间的矛盾。

    紧接着，中国人民大学的吴羚靖老师以《19-20世纪澳大利亚与印度的檀香联系》为题进行发言，对殖民时期澳、印两地檀香物种的知识流动与贸易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吴老师指出，印度檀香与澳大利亚檀香在植物学上属不同品种且起源存在争议，印度檀香早在殖民前便进入东南亚及中国市场，但澳大利亚檀香通过孟买商人与英帝国林业官员的跨殖民地流动，将印度官方垄断檀香资源的管理模式引入澳大利亚，进而促使澳大利亚成为全球最大印度檀香种植区。这一案例不仅揭示了不同区域通过殖民网络形成的知识流动重塑当地生态环境与经济格局的过程，更反映了近代以来印度洋与太平洋在殖民贸易体系下形成的复杂关联性。

    本场第四位报告人是来自北京大学海洋研究院的刘瑞老师。她在报告中以西村渔业公司通过双拖底曳网渔船等技术创新，从下关、青岛、基隆延伸至南洋诸岛的扩张过程，探讨了日本渔业活动对全球深海科学发端的推动作用。刘瑞老师指出，西村渔业的扩张不仅依赖技术积累和生物导向，还受城市资本流动、机械制造及社会预期的驱动。在另一方面，西村渔业等企业通过海洋平面探索和海洋深潜实验，也推动了深海知识范式与深海科学发端，进而影响了人们关于深海的认识。太平洋作为天然实验室，在海洋科学特别是深海科学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能动性作用。

    在研讨会的最后，山东大学公共治理研究院副院长刘琳教授以《从登州文会馆到山东大学：地方国立大学的大陆传统与海洋渊源》为题进行发言，提出了知识社会学中的“三体问题”——即政治权力（中央与地方）、软权力（海外文化）和知识生产自主性（学术独立）三者间的动态关系，用以阐释山东大学兼具大陆传统与海洋渊源的特性。作为中国第二所官办大学堂，山东大学由巡抚袁世凯奏请创办，1901年《山东省城试办大学章程折稿》的颁布成为其大陆传统的起点。但其建校初期的办学方法、条规及教材均沿用具有美国基督教背景的登州文会馆模式，深具海外文化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知识生产自主性的强化进一步丰富了山东大学的发展维度。

    开题之会各倾江海

    研讨会结束后的当日下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8至20世纪的太平洋城市化、物种交换与环境变迁”开题报告会随之进行。

    会议伊始，项目首席专家、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侯深教授阐述了研究计划，指出太平洋作为联系亚、澳、美三大洲的巨大场域，是理解现代世界形成的关键维度之一。该项目将建立在“行星史”视野之上，围绕“城市化、物种交流、环境变迁”三大主题，运用“动态平衡、脆弱性、韧性”三大关键词，通过考察人类与地球上各种生物群落的相互作用，探讨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化历程。就研究架构而言，项目将设四个子课题：侯深教授负责“太平洋物种交流与全球环境史研究”工作，首都师范大学乔瑜副教授承担“太平洋物种交流与全球环境史研究”项目，上海师范大学刘晓卉副教授负责“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农业生产与环境变迁”研究工作，北京大学刘诗古副教授承担“太平洋的鱼类种群与环境变迁”项目，都柏林圣三一学院郑坤艳博士协助完成档案整理工作。

    在课题组汇报之后，与会专家对项目设计进行了深入评议。上海师范大学陈恒教授认为该项目通过“太平洋世界”框架融合环境史、物种交换与城市化研究，是对时代议题的深刻回应，有望带动中国环境史和海洋史研究的整体跃升与学科平台建设。他建议课题应该聚焦重点，适当“瘦身”，以提升整体的完成度和学术产出效率。同时，他鼓励课题组在现有框架下加强比较研究，挖掘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现代性形成过程中的共性与差异，特别是物质文化对人们社会行为、精神观念与日常生活的影响。

    南开大学付成双教授认为，将“城市化、物种交流与环境变迁”置于太平洋这一宏大空间中统筹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但子课题之间的内在关联仍需进一步加强。项目应该明确首席专家的统摄地位，围绕太平洋作为全球生态与贸易网络的核心地位撰写总论，进而帮助课题组适当收缩研究范围，深化对自然环境与地区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联动理解，最终通过若干典型案例实现高质量的成果积累。

    厦门大学陈博翼教授则从各子课题间的统筹协调入手，建议在不同子课题中嵌入、强化“危机与挑战”“食物”“技术与基建”这三个主题的维度，增强项目整体的内在关联。他指出，城市史部分应进一步挖掘与食物系统之间的潜在联结；物种交流需考虑将代表性作物与饮食结构、农业体系相结合，突破单一物种的叙述局限；农业部分则需明确研究重心，聚焦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气候适应与制度演化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王华教授在评议中指出，课题组在理论构建上已有扎实基础，但仍需进一步明确框架逻辑，处理好全球、区域、国家与地方社群层面的关系，避免陷入微观个案的视角，特别是在农业研究中要妥善把握研究对象的充分代表性。

    中山大学费晟教授认为，课题设计应进一步强化“太平洋世界”的整体空间意识，避免将太平洋理解为若干区域的拼接，可以适当关注南太岛国等关键节点在物种传播中的作用，以形成更具说服力的空间串联机制。同时，研究案例的选择应强化代表性与解释力，并界定案例选择的标准与意义。就方法而言，他还呼吁课题组加强自然科学知识与理论的引入，特别是在气候机制、远洋生态与地理数据等方面加强对话，推动环境史研究从“生态思维”走向实质性的跨学科研究。

    清华大学梅雪芹教授则在评议中强调“现代性视野下的人与自然关系重构”应作为本项目的核心焦点。课题组在保持主题广度的同时，应明确空间、时间与议题的界限，厘清当下的核心问题，以及作为延展或储备的议题。她认为，首席专家理论方面已有成熟思考，应该通过总论将之明确表达出来，以作为子课题开展的理论锚点。梅教授特别强调“动态平衡、脆弱性、韧性”三大关键词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可以作为贯穿各子课题的分析工具，以增强项目整体的逻辑统一性。

    会议最后，课题组成员围绕评议内容展开交流讨论，并回应了各位专家对课题焦点、结构、方法等方面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