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鸿音
公元713年,来华的印度僧人菩提流志奉诏编译完成了《大宝积经》,这是把众多独立作品汇集在一起的一部佛教丛书,据说依据的是玄奘法师从西天带回的梵文原本。据梵文编译的汉文本共120卷,其中每部独立的经文称作一“会”并另行命题,全书共得39会。有些经文在那以前曾单独流传且有前人的译本,菩提流志把这些现成的译本收入书中,而那些未见前人译本的经文则由他自己补译。这样编成的书涉及了大乘佛教基本道理的诸多方面,在佛学界享有盛名。在那以后,丝绸之路沿线出现过多种用少数民族文字翻译的《大宝积经》,都是在菩提流志编译本的基础上产生的,主要有藏文本、西夏文本和蒙古文本,其中保存内容最完整的是西夏文本。
《大宝积经》的西夏文译本上世纪初发现于内蒙古的黑水城遗址,现在大部分收藏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另有些零星的残片收藏在英国国家图书馆。这些手抄的经本来自两个不同的时期,较早的一批具名西夏惠宗(1067-1086年在位)共皇太后译,较晚的一批具名西夏仁宗(1139-1193年在位)共皇太后校。前者为梵夹装,习惯上称“初译本”,后者为经折装,习惯上称“校译本”。校译本出自寺院的写经僧之手,他们大都受过汉字书法的训练,运笔精熟,从所书西夏字的点画间可以看出颜真卿、欧阳询等唐代名家的书法风格。写经僧的日常工作就是反复抄写佛经,然后为每一卷加上精美的绢质护封。信徒们来到寺院祈福发愿,如果顺便布施了财物,写经僧就拿出事先抄好的一卷,在卷尾补写上施主的名字作为回赠。施主可以把这些经卷带回家中,也可以存放在寺院里。在黑水城遗址发现的就是某个寺院的库存,据目前统计,总量接近六百卷,其中校译本的数量和保存状况都远胜于初译本。校译本有不少卷是多次重复抄写,也有少量卷册已经残损,把所有现存的经文拼配起来,可以得到一部基本完整的《大宝积经》。
经本的开头虽然题有皇帝和皇太后“御译”或“御校”,但他们显然只是工程的倡导者和赞助者,具体的译经工作是由一个高水平的团队完成的。初译本的翻译团队由17人组成,其工作场景被人做成了版画,粘贴在元刊本《现在贤劫千佛名经》的卷首。可以看出,西夏继承了唐玄奘以来的译场组织形式,位于版画最上方突出位置的僧人叫白智光,是翻译的总负责人,分列两边的16人是翻译的助手,分别负责诵经、记录译文和润色文字。除了“译主”以外,在翻译过程中所有人都参与讨论。版画下面的供桌旁坐着惠宗皇帝和他的母亲梁太后,表现了皇室对译经工作的支持。
西夏文《大宝积经》自发现以来一直没有获得解读,这主要是因为它篇幅过大,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在2021-2035年国家古籍工作规划重点出版项目和“十四五”国家重点出版物规划项目支持下,十余位西夏研究者合作译释,前后历时十余年,终于在黄山书社出版《西夏文〈大宝积经〉整理研究集成》第一辑10册。这意味着一批珍贵的黑水城文献的可喜“回归”,也标志着我国整理和出版大型少数民族文字古籍的能力有了很大提升。
仁宗时期的校译者不是简单地校改初译本的错字,而是参照当时能见到的梵文本或藏文本对惠宗时期初译的经文做了一番细致的检查,修改了他们认为不够精确的表述,甚至重新翻译了其中的咒语。遗憾的是初译本纸叶受潮,绝大多数叶片已经粘连在一起,不能提供阅读,因此整理研究选用校译本做底本,只把能见到的初译本里的异文写成脚注,附在页下。
近年来西夏文献的解读有两种格式,分别服务于两个不同的学科。服务于历史学的解读分为“西夏录文”“汉译文”和“注释”三部分,注释时注重专有名词和相关历史事实的解说,这导致历史学家只能利用译者的现成汉译文,却无法通过对读原著去校验。服务于语言学的解读分为“西夏录文”“标音”“汉字对译”“汉译文”和“注释”五部分,力求尽可能详细地展示每个西夏词语的结构、意义和语法功能,这导致语言学家只能着眼于字词,却无从领会句子乃至段落的语境内涵。这次的“研究集成”首创把两种格式结合在一起,力求为更多领域的学者提供研究素材,同时也为初学者指引了识读西夏文字和翻译西夏文献的门径。这种解读规范貌似繁琐,但由于适应面最广,所以有理由希望它能够为更多的学者所采用。
西夏文《大宝积经》整理研究工作有一个最大的亮点,那就是借此培养了一批有能力解读西夏文献、理解中国古代少数民族文化的人才。西夏研究多年来以“冷门绝学”著称,回想二十年前,全世界能解读西夏文献的学者不足十人,目前多已年逾花甲,即使是多年研究西夏历史的专家也不一定认识西夏字。现在我们看到,西夏文《大宝积经》的研究团队全由中青年学者组成,他们既有丰厚的学术底蕴,又有充足的工作热情。看到这部书,我们颇感欣慰的是这门“绝学”后继有人,未来可期。当然必须提醒的是,“西夏学”这个学科还需要不断培养更多的人才,因为仅就黑水城出土文献而言,恐怕是上百人花费上百年也整理不完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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