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乐舞之美”到“造像之美”：丝路石窟中的文明交流

    ■周爱媛

    佛陀巍然端坐，垂目低眉；飞天舞姿轻盈，体态婀娜——丝绸之路沿线的石窟寺中，随处可见这样的场景。乐舞与造像共生于同一片岩壁，一个以流动的风姿镌刻永恒，一个以凝固的慈悲注解须臾，共同创造出辉煌灿烂的石窟艺术。从犍陀罗到巴米扬，从古龟兹到克孜尔，从莫高窟到麦积山，从云冈堡到龙门镇……这些或庄严神圣、或瑰丽曼妙的乐舞与造像，如朵朵莲花绽放在丝绸之路上，构成世界现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朝代序列最为完整的石窟艺术走廊，记录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碰撞，成为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历史见证。

    陈柯翰、王凯编著的《乐舞之美：丝路石窟中的乐舞世界》和《中国造像之美：丝绸之路上的石窟艺术与文明流变》，分别将乐舞与造像两大元素以系统性、专门性、精细化、大众化的形式呈现在读者面前，并形成互补之势，共同以石窟艺术为棱镜，带领读者在欣赏“美”的同时透视丝绸之路上文明交流的历史空间。

    《中国造像之美》的开篇介绍了这样一组雕像：它出土于公元2世纪的绍托尔佛寺遗址，正中是典型的犍陀罗风格佛陀坐像。然而，守护在佛陀两侧的并非是当前习惯中的二位胁侍菩萨，而竟是两位希腊神——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和命运女神堤喀。这看似荒诞的组合实则反映了佛造像的产生与东西方文明杂糅交融的历史。公元前四世纪，亚历山大东征为印度次大陆带来了高度写实的希腊艺术，深刻改变了佛教艺术的发展路径。公元1世纪，犍陀罗和马图拉一带出现了人神合一的佛陀雕像，结束了佛教有形无像的时代。此后五百年间，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希腊雕塑刚劲的肌肉线条蜿蜒成佛陀袈裟的“曹衣出水”，阿波罗般的深邃轮廓出落成清雅出尘的秀骨清像。每一笔线条的变化都是一次文明的碰撞与融合，照映着佛教艺术逐步本土化、民族化、中国化的演变脉络与传播过程。

    乐舞则是一场圣俗交融的汇聚。《乐舞之美》展示了敦煌220窟《药师经变》中盛大的乐舞场面——中间双人乐伎足踏小圆毯翩翩而舞，左右两侧乐队中，既有笙、筝、箫、埙等中原乐器，又有琵琶、箜篌、羯鼓、答腊鼓等外来乐器，似在表演一场颇具和合之美的梵音佛舞。乐舞是佛国的礼赞，亦是俗世的欢愉。乐器与舞蹈的演变是丝路文化交流最显著的现象之一。印度北宗音乐在龟兹转变为琵琶七调，源自西凉的《婆罗门曲》最终成为轻盈飘逸的《霓裳羽衣》，胡旋、柘枝等西域舞蹈在长安坊间流传。贞观年间定《十部乐》，“凡大燕会，则设十部伎于庭，以备华夷”。其中除燕乐、清商两部为中国传统音乐、高丽部来自朝鲜半岛外，余下西凉、龟兹、疏勒、高昌、天竺、安国、康国七部音乐均自丝路传来。圣俗两个世界在乐舞空间的互动和交融，折射出宗教与世俗、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在丝绸之路上印下文明交流的足迹。

    今日的丝路，文明对话仍在延续。“一带一路”倡议下，敦煌研究院举办“从巴米扬到敦煌”“阿旃陀与敦煌”等一系列“丝绸之路文化艺术”项目，赴伊朗、阿富汗等多国进行考察交流；在巴基斯坦塔赫特巴希佛寺遗址，“犍陀罗守护人”项目的中巴两国志愿者共同为当地儿童开设遗产保护教育课；沿线国家的文物、音乐、歌舞齐聚丝绸之路国际文化博览会，以“科技+”“创意+”“旅游+”的方式将丝路的厚重历史与传统文化活化传承、推向世界。乐舞与造像构成了丝路文化凝固的历史，“一带一路”又在科技、教育、考古、艺术等更广阔的文化场域中续写新的篇章。

    巫鸿在《“空间”的美术史》一书中提到：“并不是图像在空间里，而是图像构成了空间，空间因而存在于图像之中。”乐舞与造像蕴含着丝绸之路上文明交流和融通的历史，石窟艺术的总体造境构成了可供阐释的文化空间和意义空间，显现出以宗教为基础的超越文化、种族、信仰差异的文明模式与兼容并蓄、和合共生的文化格局。从“乐舞之美”到“造像之美”，从石窟艺术的华彩万象到美美与共的繁盛画卷，文明的脚步永不停息。当飞扬的风沙在弹指间凝成永恒，历史的刻刀正将我们的足迹镌入下一季的岩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