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通创新，探赜求真

    ■高智敏 杨静

    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源远流长，学界对此类研究历来十分关注，但由于史料所限，相关探讨往往多以中国古代后期为重。不过，以出土文献为基础的汉唐户籍制度研究，于1979年即刊行了池田温之《中国古代籍帐研究》。此后，随着敦煌吐鲁番文书的不断揭示，尤其是秦汉魏晋简牍资料的大量出土，汉唐户籍制度研究呈现蓬勃态势，论著迭出，观点纷呈。张荣强的《从户版到纸籍：战国至唐代户籍制度考论》一书入选2022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是作者20余年来从事汉唐籍帐制度研究的成果结晶，体现了其对汉唐间户籍制度演变的通贯认识，代表了学术界在这一研究方向上的最新前沿观点。

    本书由李治安、孙继民撰序，全书共分为4编：第一编，财政年度·造籍日期与官方年龄；第二编，文书考释与研究；第三编，课役与身分；第四编，简纸更替与制度演进，并有新撰之全书结论“战国以降户籍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本书主体各章，有3篇曾收入作者前著《汉唐籍帐制度研究》，其余13篇皆为2011年以后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在收入本书时都有不同程度的修订补充：有一些是具体观点的修订，如对“秦代迁陵县南阳里户版”第五栏登载内容的判定，作者将此前认为著录“老男、老女并及伍长之类备注项目”的观点，修订为“登载奴婢及‘毋室’‘伍长’等备注项目”，这一变化是作者研究秦汉魏晋课役身分、奴婢身分、计龄方式等问题之后的新判断；其变动较大者，体现在章内新节的补充，具体见相关各章之“补记”“补论”，这些补充既涉及作者本人观点的申论，也涉及作者对他人相关论点的检视。本书与作者前著关系密切，除上述3篇，新收的13篇中有3篇主题紧密联系：《汉唐间财政年度演变新论》《长沙吴简中两类户籍簿的功能与性质》《“小”“大”之间——战国至西晋课役身分的演进》，分别接续前著对汉唐财政年度、孙吴户籍文书、汉代课役身分的讨论，并有全新认识。如对汉唐财政年度的新探讨，指出孙吴财政年度已由“计断九月”改为“岁终为断”，这一变化又被统一南北后的西晋政权继承，其背后反映的是南方经济因素对全国制度格局的影响，进而推动学界对孙吴开启其后“南朝化”格局的认识。

    相较前著，本书更体现出作者对新题、新径、新识的不断追求与深化，进而实现对战国至唐代户籍制度演进以及国家统治机制与社会结构的整体把握。这首先体现在作者对题目的选择与编排上。从宏观层面来看，户籍制度作为国家财政制度的一环，财政制度变化会体现在户籍制度上；同理，户籍制度上的相应变化，也能反映到财政制度的变化中。按期编造的户籍，在造籍日期（尤其是造籍的“标准时间”）、年龄登记、课役身分、登载内容、造籍流程、编造周期等诸多方面，都与国家财政制度密切相关。本书第一编中的两章正是从这一角度，讨论财政年度变迁下造籍日期及官方年龄登记的变化，进而为其后各章铺设相关背景。接下来的第二编，按照出土文书时间顺序，分别讨论了里耶秦户版、东牌楼东汉户籍简、走马楼吴简户籍簿、临泽晋简、前秦建元籍、西凉建初籍、吐鲁番唐貌阅文书等重要户籍相关文书，对各种文书的书写载体、登记格式、著录内容、文书性质及相关户籍制度作了判定，为接下来的进一步分析奠定坚实基础。第三编重点关注户籍制度中的课役与身分问题。以人口为基本登记对象的户籍，是国家征发赋役、管控社会的基本凭依。人口的性别、年龄、健康程度、婚姻状态、家庭情况、财产状况等，以及国家以之为基础并按照一定原则设定的课役身分，成为户籍制度发挥其作用的关键特征。同时，户籍制度的这一整套设定并非稳定不变，而是处于具体的历史演进当中，这与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历史变迁相为依托。本编从长时段角度出发，揭举出战国以降课役身分由二分到三分再到西晋丁中制的演进、秦汉魏晋吏民合籍分籍与吏户等特殊户别出现的关系、敦煌与吐鲁番唐代户籍成年女性身分著录差异所见南北朝户籍制度演进的差别、奴婢身分从秦汉作为不计入家口的财产到魏晋以后作为在籍贱民的变化。第四编讨论了户籍书写载体变化相关问题，不仅谈到简纸更替，还关注以往学者很少涉及的以简代牍现象；书写载体的变化带来户籍著录格式与内容、造籍程序与机构等一系列变化，进而影响到国家基层统治重心由乡到县的上移。

    本书在长时段的宏观探讨研究中，更有其深层次的把握，其中最重要者即是对魏晋变革的观察与总结。书中指出中国古代财政年度的变化节点是在孙吴时期，增年节点的变化亦与财政年度的变化相关；户籍书写载体简纸更替的节点是在西晋，随之而来的是户籍著录格式的变化，以及造籍机构乃至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魏晋时期，户籍的身分制特征凸显，孙吴已将所辖吏民划分为民户、吏户、军户，曹魏也有“士家”一类的军户，《晋令》“郡国诸户口黄籍”所见，多种户口皆作为正户著录黄籍；除正户人口外，依附人口中最为重要的奴婢，其从不计入家口的财产到计入家口的在籍贱民的变化，亦发生在魏晋之际。凡此种种，皆体现出魏晋时期中国古代社会制度的深刻变化。这一变革的揭示，与前辈学者倡举讨论的“魏晋封建论”、日本学人所说的“汉魏之际变革说”（由古代到中世）有继承之处，更从新的角度深化拓展了这一研究议题。我们知道，民众的身分性特征是中国古代社会最为显著的表征之一，也是衡察社会结构变化的基础性指标。秦汉时代的“编户齐民”，在魏晋时代分化出更具依附性的“吏户”“军户”；秦汉“非人”性质的“奴婢”，在魏晋时代被视作“贱民”并被纳入人口统计中；秦汉时代的“私属”，以及魏晋时代因人口流散而大量依附于豪民世家的“客”，其法律身分皆为自由民。本书对良贱制形成的解读，在突出新意的同时，更因其概念界定的清晰，得出与以往不同的结论。作者区分法律身分与社会身分，由此认为“吏户”与“民户”一样，都是国家的“正户”而非贱民。

    近年来，学科发展日趋细化，分史料、分专题、分断代（甚至是某断代的某阶段）治史者众。在融贯简牍学与敦煌吐鲁番学以及传世文献、打通汉唐的研究中，学者提出文书学、写本学等概念，提倡长时段研究。基于此，本书作了良好示范，以户籍制度为切入点，深刻解剖考察，上下勾连比较，将中国古代前期的国家发展、制度变迁、社会演进作了整体性分析，实际上即是“整体史”的取向。本书对今后相关研究有多重启发，其所展示的史料辨析方法、相关论题论点、课题视域深度等，为我们继续关注新史料、不断发掘汉唐户籍制度新内涵、揭示这一时期的统治机制与社会结构提供了有益启示，也为研究中国古代后期户籍制度的相关课题、审视古代东亚国家的共性与差异方面提供了重要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