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发经济与银发经济学

　　人口老龄化与消费制约

　　我国人口发展进入新常态：负增长和中度老龄化。从2022年开始，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并将成为相当长期的常态。与此同时，2021年，我国老龄化率超过了14%，意味着我国进入了中度老龄化阶段。

　　根据联合国人口数据，到2034年，我国老龄化率将达到21%，意味着进入高度老龄社会。那时我国的老年人口接近3亿，占到世界全部65岁及以上人口的27%以上。这是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也是一个庞大的市场。因此，研究银发经济要看到人口趋势的变化，才能把握潜在人力资源和消费者市场。

　　在老龄化时代，经济增长会遇到一些新的挑战：一方面，“三驾马车”的结构将发生变化，出口和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力将逐步被消费替代；另一方面，老龄化本身又催生一些不利于消费的因素。

　　从时间趋势上看，老龄化导致消费意愿、消费能力下降。全球老龄化程度一直在加速提高，居民消费率却趋于下降。从跨国比较来看，不同国家老龄化和消费的关系不尽相同。从跨国数据来看，老年化率和消费率的关系没有显著的相关性，即老龄化率高的国家未必就是消费率低的国家。

　　从2012年开始，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降到8%以下，之后逐年减速。与此同时，我国“三驾马车”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投资和出口对经济增长的需求贡献相对下降，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的重要性显著提高。在新冠大流行前，居民消费的贡献率已经达到比较高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经有明显的调整。但是在受到疫情的冲击之后，未来的发展趋势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如何把消费率发掘出来。

　　“人口金字塔消费悖论”

　　人口变化趋势会产生一个“人口金字塔消费悖论”。人口老龄化就意味着人口金字塔形状的变化，在第五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20年时间里，我国人口逐渐向金字塔顶端移动，大龄人口的总规模在扩大，占比在提高，但大龄群体的消费并不占优势。

　　在未富先老的情况下，我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年龄群体及消费人群既符合一般规律，又具有中国特色。从人口占比和消费占比两方面来看：首先，儿童消费偏高，5～9岁儿童消费占比远高于其人口占比，许多一孩家庭更愿意为孩子消费；其次，年轻人消费普遍偏高，20～30岁人群的消费在全部消费中占比比其人口占比要高，其消费能力、消费意愿都偏高。但是，未来这个群体的人口占比将越来越低，而且在就业结构性矛盾加剧的情况下，其就业困难会更大一些。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分人的高消费能力和高消费意愿不足以支撑我国经济未来的消费需要。此外，老年群体人口占比远远超过其消费占比，因为老年人没有劳动收入，养老保障还不够充分、不够均等，所以他们的消费能力、消费意愿都在下降。再看正在就业的中年人，他们的消费能力也不强，可以称为“城市中年人或大龄就业者的现收现付难题”。在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的背景下，这部分人面临三重负担，即养老保险的缴纳、家中老人的赡养、预防性储蓄，这些负担显著降低了中年人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

　　农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普遍更低。从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农村常住老年人用养老金作为生活主要来源的占比只有10%，大部分还要靠自己继续劳动，以及家庭成员的支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属于“家庭养老”。这是我国面临的现实约束，打破这个约束才能有银发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要靠银发经济的发展才能打破这个约束。

　　消费需求侧改革红利

　　从消费需求侧改革来看，银发经济发展如何打破经济中现实的短板和瓶颈制约。首先要创新理论范式、改变政策模式：一是宏观经济政策层面，从以投资者和企业为主要对象转向家庭本位，探索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二是经济发展方式层面，确保居民消费能够在发展方式中发挥基础性的需求贡献，促进“三驾马车”实现新的平衡；三是福利国家建设层面，建设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促进社会流动，释放生育潜力；四是赢得改革红利层面，所有的政策调整、体制改革、制度建设都要靠改革，因此应该将改革放在常态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箱里。

　　其次要解除后顾之忧以提高消费意愿。现在进城的农民工已有1.7亿多，但他们在城里没有户口，将他们现在的人均消费水平和他们有户口后的人均消费水平相比，将有巨大的差别。假设1.72亿农民工都得到了城镇居民户口，仅仅消费意愿的提高，还不算消费能力的提高，就可以增加1.2万亿元的总消费需求。这是一个巨大的政策红利。

　　现在的户籍制度导致在城镇常住人口中，户籍不在本乡镇街道的人的比重相当高，剔除市区内人户分离之后还高达37%，特别是就业人群，从20多岁到30多岁、到40岁的人群，没有本地户籍的比例更高。因此，户籍本身也是阻碍他们获得高质量就业的一个重要制度障碍，消除这个障碍还可以进一步提高这类人群的消费能力。反映收入不平等的指标，例如基尼系数或者帕尔马指数，在过去这些年（特别是2009年之后）是有所改善的，但是整体改善速度比较慢，而且近年来有一些徘徊的趋势。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城乡差距造成的，因此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等一系列改革都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相应也会缩小整体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缩小意味着让那些消费倾向更强的人获得更高的收入，很显然这是具有巨大的消费扩张效应的改革。

　　发展银发经济的着力点

　　未富先老决定了年龄结构和消费能力、消费意愿之间的不平衡。我国老龄化率比世界平均水平至少高5个百分点，而我国居民消费率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8个百分点。在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情况下，我国居民消费能力未能赶上世界平均水平。因此，不仅要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还要进行结构性调整。

　　银发经济有三个着力点。一是填补经济增长缺口要以银发经济产业为抓手。银发经济是一个朝阳产业，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长久之计，因此必须从新质生产力培育入手和起步。从需求侧来看，未来3亿老年人口作为市场需求主体，是双循环的重要驱动力。

　　二是市场机制和产业政策的紧密结合。银发经济和涉老产业发展首先要借助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调节供求、激发活力，应对人口的变化、老龄化的外部性现象，是一种多重的、跨代的社会收益和外部性，是我们实施产业政策补贴的重要依据。

　　三是供给和需求相互促进的应用场景。一方面以高质量供给消除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消费支出之间的不对称；另一方面，有好的供给才能创造出充足且可持续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供给创造需求这个命题在我国未富先老这个特定的场景下才可以达到。因此，供需两侧的同步改革可以实现银发经济的产业大推动。

　　照护劳动市场化的前景

　　促进银发经济发展，不能仅仅将其看作一项旨在提振宏观经济的短期措施。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负增长和快速老龄化时代这一事实，使得银发经济成为未来的主流产业领域。根据联合国2022年的预测数据，我国老龄化率不仅持续提高，在2030年后还将在已达到的基础上明显加速，提高的势头将持续到2085年。即使到21世纪末，我国的老龄化率仍比2022年的水平高27个百分点。可见，对我国来说，银发经济发展不是权宜之计，而是百年大计。因此，在更广的范围内研究老龄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别是探讨银发经济发展问题，应该成为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的一个主流领域。

　　我们可以把照护经济当作银发经济的特殊例子，由此来认识发展照护经济的紧迫性，同时看到照护经济产业链所具有的社会效益和市场效益，就是说，它虽然是关乎老年人的银发经济，但也是一个朝阳产业。我们从观察以下几个事实开始。

　　事实一：老龄化要求更多的照护活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老龄化和养老面临的矛盾是照护比在下降，也就是能够照护老人的人口数量与他需要照护的老人数量之间的比例在下降。这个比例的下降基本上是自然现象，无法改变。

　　年老以后，必然有一个阶段是需要别人照护的。虽然很多老年人身体健康且能够自理，但是仍有部分老年人由于残疾、疾病导致失能，必然需要他人照护。我们可以关注一个数据，即虽然不同类别国家的老龄化程度和预期寿命不同，但是需要他人照护的时间是差不多的。一般来说，人口的预期寿命与健康预期寿命之间的比例关系十分接近。特别是，60岁及以上人口的不健康预期寿命占预期寿命的比例，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为25.6%。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为24.2%，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为24.7%，低收入国家为25.5%，基本上都在25%上下。中国的占比与其他收入组国家相比还要低一些，是23.6%。

　　这个数据比较表明：一方面，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老年人口更健康，具有比较好的医疗卫生发展水平和保障水平；另一方面，与高收入国家相比，我国的老龄化程度较低，老年人口的年龄不是很大，虽然我国的老龄化率增速很快，但是目前高龄老人占比仍然较低。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国老年人的余寿年限中，需要被照护的年份相对少一些。但是，作为人口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我们在这方面的负担必然加重。这几乎是定论。

　　事实二：我国的家庭照护负担已经很重。当然，在谈论家庭负担时，不仅包括照护老人，还包括照护其他家庭成员，特别是孩子。随着老龄化率的提高，照护老人是其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再来看一个跨国比较的数据，即在每天的24个小时中，女性有多少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同时也是无偿劳动）。

　　我国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占比为11.1%，有数据的73个国家或地区的算术平均值是12.5%，也就是说我国女性的家务劳动负担没有比其他国家更重。但是，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极高，达到60.5%，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之一，其他国家的算术平均值仅为51.6%，可见差距很大。

　　这意味着我国女性的家务负担虽然不重，但是她们是在就业之余从事家务劳动。其他国家的女性就业率并不高，因此可能很多是专职做家务。所以，我国女性的家务劳动负担很重，似乎已经没有太大的潜力可挖掘。与此同时，老人照护这部分的需求将越来越大。这在宏观上构成一个关于照护的必要性和照护能力不足之间的两难，日益紧迫地成为相关政策面临的问题。在微观上，几乎所有相应年龄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也在为这些照护难题发愁。对年轻人而言，看到了这样一个照护难题，考虑到没有时间生育、养育和教育孩子，因此他们的生育意愿不高，导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降至不可持续的极低水平。

　　事实三：我国有潜力将照护需求转化为产业和市场供给。我们以前即倡导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也就是将家务劳动交给职业化的家政劳动者。劳动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也提出把照护劳动（即家务劳动）市场化。如今很多研究者都相信，这可以带来真金白银的银发红利。

　　第一，家务劳动市场化后，可以显著稳定女性就业。从对我国的影响来看，尤其具有针对性和紧迫性。近年来，我国整体劳动参与率有下降趋势，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更快，女性50岁之后的劳动参与率更是陡然下降。有调查显示，年龄较大的女性退出劳动力市场后，实际上是转到了家务劳动中，例如帮助子女带孩子。在这种情况下，家务劳动既成为女性的负担，又减少了她们的收入。因此，如果家务劳动实现社会化或市场化、职业化和产业化，从而解放这部分家务劳动负担，无疑可以稳定劳动参与率。同时，与目前正在实施的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政策也可以衔接起来，提高部分大龄劳动者继续就业的意愿，避免其过早退出劳动力市场。一旦这部分劳动者回归就业市场，便同那些职业化的照护人员形成合理的劳动分工。

　　第二，家庭照护实现社会化、职业化，也能为其他群体创造就业机会。按照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要求，未来我国还有不少百分点的城镇化率差距需要填补，特别是我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尚存在18个百分点的差别。此外，我国还有超过20%的劳动力在农业中就业，高收入国家的这个比例仅为2%左右，可见我国仍有诸多百分点的农业劳动力需要转移到非农就业。这意味着未来还会有大量的农村毕业生和转移劳动力进城。未来进入城市的人口不再只是新毕业生，而是有一些年龄较大的劳动者，特别是一些年龄偏大的女性劳动者。这些转移劳动力需要非农就业，我们应该给他们创造就业机会。

　　第三，人工智能和人力资源可以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使这个领域成为一个经典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很多年前，瑞典经济学家林德贝克曾宣称，未来机器人会在很多岗位上替代人类，但有一项工作它们无法替代，就是照护工作。目前看来，这个观点已经不太准确，实际上现在很多智能机器人可以照护老人和孩子。但是，用机器人替代人工来照护老人和孩子始终有一个门槛，那就是机器人难以满足被照护者的情感需求。所以，把人工智能与人力资源结合起来，即人工智能赋能于人的照护活动，必然是一个最恰当的人工智能应用场景。通过合理分工和自动化，把一些苦、累、烦的活儿交给机器人来干，照护者这个职业也会变得更加体面，更富有人力资本的内涵，可以提供更好、更高质量的服务。

　　第四，将家务劳动转变为市场化的劳动，直接增加国内生产总值，对经济增长有显著贡献。国家统计局在2018年做过一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发现城乡居民的无酬劳动相当于有酬劳动的61%。无酬劳动这部分活动是不计入国内生产总值的，这就是说，将其中的任何部分转变为市场化的有酬劳动都意味着对应的经济活动增加，从而以一定的幅度扩大国内生产总值。此外，家务劳动市场化也意味着资源重新配置，促进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的提高。

　　第五，能够显著降低家庭为相关服务承受的负担和支出成本，同时改变年轻家庭对未来的预期，有助于提升生育意愿和生育率。二十届三中全会要求，以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为重点完善人口发展战略。这意味着人口发展战略瞄准“一老一小”两个重点，从年龄上构成人口群体的两个端点。同时，人口支持政策并不局限于这两个群体，而是两点连成一线，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能够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和老有所乐，就能向全社会传递一个良好的预期，包括对儿童生育、养育和教育及就业相关的更好预期，对人口发展会产生更好的微观激励作用。

　　（本文节选自《新人口红利》，蔡昉著，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2月第一版，定价：7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