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潮流与龚书铎先生的学术人生

    ■曹志敏

    2000年元旦，全国第一届“1949年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作为台湾师范大学的校友，龚书铎先生和日本爱知学院水明富教授站在讲台上热烈相拥，与会者大受感动。50年前，台师学生龚书铎冒着生命危险，从台北奔向大陆；与此同时，另一名东北大学的学生顶着连天炮火，从大陆赶往台湾师范大学就读。两个素不相识的青年，几乎在同一时刻作了截然相反的两种选择。50年后他们不期而遇，当年从台北奔向大陆的龚先生终成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而从大陆远赴台北的水明富先生则成为日本爱知学院教授。二人相拥之际，历史机缘又使他们殊途同归，为1949年中国的巨变欢聚一堂，成为“1949年的中国”的历史见证人，是海峡两岸交流史上的佳话。

    作为一介书生与历史学家，龚先生的阅历中没有驰骋疆场的惊心动魄，也没有坐而论道、指点江山的激昂，但在社会剧变的年代，他起伏跌宕的学术人生是千万读书人的缩影，成为一代知识群体的共同感受。龚先生曾亲口对学界同仁讲述1949年大陆政权转移之际，自己从台湾返回大陆的曲折辗转，生动精彩程度堪比传奇。那时他20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龄，这样的经历在学界同辈当中绝无仅有。

    从台湾求学到主持“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

    龚书铎先生（1929-2011）出身于福建泉州通政巷龚家，是读书世家“翰林龚”后裔，其家族以“读书养气”激励子弟。但对于自己的出身，龚先生却常说，他生活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家境贫寒，没有老先生们那样的私塾根底，马列主义理论也不系统，但人生经历却也丰富多彩。他从不提及身为“翰林龚”后裔的家族荣光，大概与当时政治氛围有关。

    龚先生求学得益于阿姊龚书绵的资助。早年在阿姊影响下，他喜欢背诵唐诗宋词，长而好文。1947年7月，在书绵女史资助下，他东渡台湾，考入台湾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与教育系的阿姊同校读书。当时大陆学潮波及台湾，1949年5月，龚先生因参加学潮而被通令“缉捕”，因此和几名同学乘坐闽商货船，五日五夜后抵达泉州，重回晋江小学教书，还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活动。1950年3月，龚先生辗转来到北京，向教育部申请复学，四五天后得到批准，在北师大历史系二年级插班复学。党对青年人求学成长的关心，龚先生有着切身的体会，因此他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伟大的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这份体会在史学研究中逐步上升到理论高度，并一生信仰马克思主义。

    青少年时代，龚先生经历坎坷，铸就了“少年老成”的性格，形成做事严谨、做人低调、少动声色的朴实作风。这几乎影响了龚先生一辈子，闲谈中他总是以平静的口吻，统称之为“兵荒马乱的年月”。从另一方面来说，龚先生也非常幸运，因为党的关心而顺利在北师大复学，1952年毕业留校，分到中国近代史教研组从事教学与科研。1979年开始带硕士，1986年被授予博导资格，一生指导硕士、博士、博士后总计70人，教过的本科生不计其数。直到2011年去世，他在北京师范大学执教近60年，成为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教育家。

    龚先生对戏剧艺术有着特殊兴趣，1956至1965十年间，曾以笔名“温凌”撰写20多篇关于杂剧、古典戏曲、现代戏研究的论文和剧评，所作《谈京剧〈芦荡火种〉》发表于1964年5月3日的《人民日报》，“算是高峰，颇为轰动”（《芦荡火种》是样板戏《沙家浜》前身）。中山大学桑兵教授评论说：“龚先生喜欢戏剧，而且这种喜好不仅是业余性质，甚至还撰写过元杂剧的书籍。这在专家之学盛行的当今尤其难能可贵。有如此的眼界与学识，才能因材施教。”龚先生在戏剧评论界颇为知名，但在白寿彝先生影响下，投身于中国近代史研究。不过他的戏剧研究始终未断，经常在看剧之后兴致勃勃地写剧评，成为名副其实的“票友”。戏剧艺术研究为20世纪80年代龚先生转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1949年至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近代社会史、文化史稀有人问津，全国高校基本没有设置文化史、社会史专业课程，更没有专门研究机构。1983年5月，全国历史学科“六五”规划会议召开，将中国文化史和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纳入学科规划。这对中国文化史来说，是复兴“绝学”，是学术再出发；对中国近代文化史来说，则是新学科初创。会议决定在上海、北京分别组织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和“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龚先生以其学术素养、组织能力和学界声望成为“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的编委会召集人。十年间（1985-1995）“丛书”共计出版专著7部：钟叔河《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1985），章开沅《开拓者的足迹：张謇传稿》（1986），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1989），王晓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1992），张岂之、陈国庆《近代伦理思想的变迁》（1993），郑大华《梁漱溟与胡适：文化保守主义与西化思潮的比较》（1994），黄兴涛《文化怪杰辜鸿铭》（1995）。这些著作代表了当时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学术前沿，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与一致好评，有力推动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进程。

    需要强调的是，龚先生与学界同仁以“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编委会名义，两次组织召开全国规模的中国近代文化史学术研讨会（1984郑州、1987长沙），与会者对文化史的研究对象、范围、意义以及中国近代文化的特征、作用、历史地位等问题热烈讨论，极大推进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学科建设和相关研究工作的展开。近代文化史研究对龚先生而言，既是学术兴趣顺理成章的回归，更是学术新格局的铺展。他坐言起行，投入北师大历史系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的建设工作，从而形成南有复旦大学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基地，北有北师大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室的双峰并峙格局。

    筚路蓝缕，树立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典范

    学术需要格局，格局就是视野、高度与前瞻，龚书铎先生作为中国近代文化史学科的开创者，充分具备这种格局。1983年后的数年间，龚先生撰写了一系列重量级文章，对中国近代文化进行审视，全方位思考近代文化史的研究主题、范畴、结构、分期、特点、性质以及历史地位等问题。1988年，龚先生出版论文集《中国近代文化探索》，白寿彝先生作序评价说，龚书铎同志多年潜心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对“中国近代文化的特点、中国近代文化结构的变化、传统观念的变化、中国近代文化的历史地位以及中西文化关系等，都做了宏观的探讨，阐明自己的见解……涉及的文化领域也比较广泛，对思想、社会观念、社会习俗、经学、史学、文学、艺术、教育、科学技术等诸多文化现象，也作了综合的考察与论述。现在他将这些研究成果集结成书，对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将起到推动、开拓的作用”。事实确实如此。

    上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十年，龚先生著述进入“丰水期”，他主编策划的《中国社会通史》《中国文化发展史》《清代理学史》陆续成书，凸显出学术格局的宏阔大气，其中8卷本《中国文化发展史》是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全面梳理和总结。《清代理学史》是教育部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清代理学研究”的最终成果，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一致好评，先后荣获第二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北京市第十届优秀学术成果奖、国家新闻出版署第二届“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工程”奖。这些著作浸透着龚先生的心血，体现了他的学术见地。身为作者之一的张昭军教授指出，龚先生对《清代理学史》全书“提纲前后修改七遍，又专门邀请了专家提意见。该书长达108万字，他逐字逐句通读，不仅论述不准确、不精练处要改，而且还亲自核对引文，杜绝曲解史料，做到精益求精”。龚先生晚年参与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颇多，所著《社会变革与文化趋向——中国近代文化研究》《龚书铎自选集》《求是室文集》以及主编的一系列学术丛书陆续推出。

    龚先生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本科生教学影响深远的是参与、主持编写中华书局版《中国近代史》教材。“文革”开始后高校各学科处境艰难，教材被废弃，中国近代史尤甚。1975年前后，李侃、李时岳以及龚先生决定自编中国近代史教材，由此开启影响至今的学术工程——《中国近代史》教材的编写。龚先生成为组织者之一，负责主持书稿的编写、统稿和修订工作。1977年，《中国近代史》第1版由中华书局出版，在全国恢复高考后被相当多的高校采用。1978年，被教育部推荐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1988年，被评为“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二等奖”；1995年，第4版《中国近代史》被评为“第三届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第5版则被教育部指定为“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教材公开发行数量高达200余万册，该书《前言》中“全书由龚书铎同志通阅统改”一语背后，是他常年大量精力与心血的付出。

    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近代文化史

    龚书铎先生思考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来研究近代文化史，是此一学术领域健康发展的关键。20世纪90年代中期，文化史研究的具体领域成果倍增，但学界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关系问题探讨不足。社会上出现一些不太和谐的声音，声称“告别革命，远离政治，疏离主流，淡化意识形态”。龚先生公开申明自己信奉马克思主义，恪守唯物史观，1996年8月27日在《人民日报》发文指出：“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最科学、最完善的理论，只有运用它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历史，才能够把握本质，明辨是非，使历史得到最清楚、最全面的解释。”在此指出，龚先生具有坚持真理的精神，因此被田心铭先生称为“学者兼战士”。

    面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汹涌澎湃涌入中国的西方理论和学术思潮，龚先生持欢迎态度，认为研究近代文化史应借鉴西方文化学或文化哲学理论，指出“我们不排斥从西方有关文化学的学说中吸取有用的东西，但重要的是应当着力建设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学，不能照搬西方的说法，更不能以此来贬斥马克思主义”，此语彰显出龚先生治学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与独立思考的治学精神。在他看来，研究近代文化史要详细占有资料，同时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掌握立场、观点、方法，而且还应当学习马克思主义有关文化问题的论著……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近代文化史，才能使近代文化史的研究顺利地发展”。

    龚先生一生信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这与他坚持实事求是、学术自由的理念并不矛盾。80年代，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主流。龚先生在新中国成立之际来自台湾，加上所谓“出身问题”，因此在“文革”时期谨言慎行，沉默寡言；“文革”后特别是晚年，他变得敢于说话和坚持原则，甚至直言不讳。对此郑师渠教授指出，龚先生“无论在系里还是在学校或教育部召开的各种会上，他有啥意见就提，而且提得很尖锐，不像一些老同志很谨慎，只栽花不栽刺”。这种变化一是由于政治气候的改变，知识分子的外部环境变得轻松，学者敢于说话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龚先生是正派耿直的学者，不趋炎附势，本着良知说真话，不说假话。

    如何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龚先生看得很重。他认为学术与政治不能等同，过去学术研究紧跟政治，搞影射史学、儒法斗争，严重影响正常的学术研究。但学术问题又不能远离政治，社会科学中大多数学科与政治有关。在龚先生看来，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主要指基本原理和方法，而不是像“文化大革命”将马列主义变成教条。其他各家各派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有独到的见解，应合理批判和吸收，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但不能成为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根据。此外，龚先生认为研究传统文化，提倡读“原典”无可厚非，但不能与社会现实相脱离，因为原典所说“毕竟是死的，而社会是动态的，人是活的。文化研究需要认真地领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原则，坚持社会经济的决定作用和政治影响的基本观点，用全面的相互联系的方法去思考和研究问题，只有把文化同社会实际联系起来考察，才能把握历史的脉搏和文化的真相”。

    龚书铎先生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的学科开创有筚路蓝缕之功，是此一领域研究的“先行者”。身为弟子的宋小庆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龚先生陆续提出一些文化观点，“虽看似寻常、从无惊人之语，但是，现在回头来看，它们不仅大都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而且对现实也往往依然具有启发和借鉴的意义”。桑兵教授认为，龚先生“接续中国文史之学的大道，顺应时代变化的前驱，开辟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崭新领域，既不畛域自囿，又不随波逐流，看似不动声色，实则蕴含潜力。其说虽然不以新史学自炫，耸动观听，却能够实实在在地先因而后创、温故而知新，并且避免各种华而不实、今是昨非的流弊”。以此评价龚书铎先生的学术人生，颇为中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