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AI时代：知者不惑，仁者不忧

    ■李钧

    以人工智能为重要标志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必将引发全产业链前所未有的迭代升级。面对这场不见硝烟的后现代革命，人文学科从业者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职业焦虑，一个具有象征意味的学案就是陈平原先生在《读书》杂志2024年第1期发表《中文系的使命、困境与出路》，对唯科技趋向与人工智能带来的中文专业学科危机、师生职志困境等做出了预判和思考，意在纾解当下的文科恐慌并回答“中文何用”问题。但我却愿作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乐见AI其成，因为我相信“俱分进化”“孤阳不生，独阴不长”，相信AI时代会给人文学科带来高质量发展契机，而人文学者只须顺势而为，更好地发挥“自反的现代性”职责，完成“自我救赎”并为社会各阶层提供“再启蒙”的精神动力。

    悲观和焦虑往往缘于无知或一知半解。回顾历史不难发现，前三次产业革命都曾引发世纪末情绪和末日危机论，但事实证明，世界不仅没有毁灭，反而总体朝向更加美好的前景发展；如今面对AI，人文学界与其杞人忧天，不如首先真正弄懂何谓AI。近代以来，由于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密，导致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巨大隔膜，以致当下很多人文学者眼光囿于专业圈子，对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元宇宙、新材料等第四次产业革命的核心领域一无所知，对其带来的不确定性自然会产生巨大惶恐。因此，今天的人文学者对AI等新技术应当保持好奇心，保持拿来主义态度，保持跨学科学习与理解的能力，以便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华裔科学家、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斯坦福大学人工智能实验室（SAIL）主管李飞飞在一次演讲中指出，现在某些所谓“科普专家”对AI细节所知甚少、缺乏理解，却如先知般夸夸其谈，这不仅无法预见AI的利益所在，也难以评估其真正的风险；这样的“专家”只会传播“无知”的信息，误导公众或政策制定，最终使国家和社会完全错过AI革命的窗口期、融入期。在我看来，人文学者面对AI及其他自然科学领域的进展，不仅要保持敬畏和尊重之心，更要保持深度学习的能力，大胆拥抱新世界、拒绝单一信息源、放弃二极思维，进而确信AI技术的最大利好是信息公平、祛魅除蔽，会在全领域减少信息屏蔽、专利壁垒和暗箱操作，更好地推动人类社会走向真正的自由民主平等。

    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在AI时代将大有可为。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在未来社会最重要的职责是为制度设计提供不竭的想象力和预构力。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郭良平《“提前”为AI量子时代做准备》预言，AI助力下的生产力可以很快实现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生产力的升级必将引发生产关系变革。到那时，“自愿互助，为使用而不是交换价值、以人而不是利润为本而生产，是它的精神和伦理；充分发挥被资本主义边缘化了的、人性中固有的良善动机，从而彻底更换社会运行的动力机制”。因而我相信，AI不会导致“人之死”和“历史的终结”，相反，AI时代将使人类实现从“人口红利”论到“人才红利”论的转型，而未来社会最需要的一定是具有稳定情商和人文情怀的综合型人才，而不是单向度的科技怪人；人文学科从事的那些更具有情绪价值、人文素养的服务行业，那些有关爱与美、学习陪伴、精神成长、心理抚慰乃至“最后告别”的人文领域，都将变得更加重要。比如，人类在19世纪的不治之症是肺结核，20世纪的不治之症是癌症，21世纪面对的不治之症则是心理疾病（世卫组织“世界心理健康报告”指出，全球目前超过1/8的人口患有心理疾病），如果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代价，那么这个代价是否太过于惨重？ 是否也意味着AI时代更需人文学科发挥作用？ ——或依据马斯洛“需求五层次”原理去指导人生，或依据欧文·亚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给出有关人生四个终极问题（死亡、自由、孤独和无意义）的优化建议（[美]欧文·D.亚隆：《存在主义心理治疗》，黄峥等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导论”第9页），或依据马克思“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对人性异化问题做出反思，或依据“终生学习”原理重新阐释“人所以为人”的权利、乐趣、尊严和幸福感，或以加缪《西西弗斯的神话》式的作品发挥“审美代宗教”救赎作用等等。职是之故，做出如下预判并非没有理由：AI时代将会使人类社会制度更趋优化，人文学科从业者也会迎来真正“职志合一”的高质量发展时代。

    AI时代更需要人文学科提供“自反的现代性”的再启蒙精神。启蒙精神就是往返质疑的精神，就是对一元进化论的反思能力。史蒂芬·霍金指出：“如果机器生产的财富被共享，每个人都可以享受奢侈的休闲生活；如果机器所有者成功游说反对财富再分配，大多数人最终可能会陷入贫困。”也就是说，一维的AI科技也能加速把世界变成乔治·奥维尔《1984》中描画的恐怖世界。因而政治决策者与机器所有者的选择在AI时代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人文学者在这个决策过程中将发挥智库与道德启蒙者的角色，以便预防和减少现代性悖论和异化荒诞剧的发生。从产业革命角度看，AI必将建立一个虚拟的世界市场、科研共同体，会将全球最前沿的信息集约起来进行创新发展，那么如何能确保这些成果为人类共享而不是被几个寡头垄断，这是人文学科需要警惕的严重危机所在。而在社会各层面各行业的体制机制设计中，也需要人文学者和社会学家发挥批判性思维和想象力，以免陷入AI霸凌、技术独裁，比如如何保持各族群之间的文化多元主义而非硬性区分高低差等，如何保证那些“无用阶级”和“落后社区”不会被“定点清除”，如何引领人们走向个性化、定制化、创造性工作中安身立命等等。因而可知，AI时代更需要人文、艺术、社会学科作为平衡器。

    AI可能会带来种种挑战和危机，但最大的危险是藉由极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而走向变相的闭关锁国，导致无法真正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百七十年前，《共产党宣言》就断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一百年前，陈独秀《敬告青年》宣称：“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鲁迅《随感录三十六》指出：“许多人所怕的，是‘中国人’这名目要消灭；我所怕的是，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言犹在耳，在在提示：中国错过了前两次产业革命，导致国人缺乏应对现代化的经验；中国因改革开放而搭上了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快车，才有了高速发展的40年；今天的中国更要保持开放，积极融入第四次产业革命大潮。而面对AI引发的恐慌，人文学者“须有相当的进步的智识，道德，品格，思想”，才能做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在AI时代切实发挥再启蒙作用，呼吁与鼓励中国社会各阶层积极融入世界，搭上时代列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中真正行稳致远。——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伴有巨大阵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