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诗学中的“诗贵识”

    ■程方平

    中国的古典文学，尤其是古典诗词文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心和典范，更是人类文明的精神瑰宝。从形式、内容、影响（可图绘、可歌唱、触及内心情感等）和自身觉悟等各方面看，中国的诗歌都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体现了中国人对生活、生命、友谊、世界、宇宙的赞美与热爱，充满了无穷的创造力和智慧。数千年来，中国的古典诗歌研究不仅大家辈出，其影响也不断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领域和桥梁。

    宋烨是一所高校的古典文学教师，也是我的小文友。因为他常去我参与工作的什刹海书院听讲和交流，得到过国内外诸多经史文教大家的指引，也常就诗文、哲史、教育等问题探讨。所以，当他送我新作并嘱我写篇评议时，我便欣然答应了，因为对我而言这也是一个温故知新的很好的学习机会。

    他的最新英文著作Poetry and Power of Judgment: The Aes⁃thetic Unity of Chinese Classical Poetry一书在国际著名人文哲学出版社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出版（2024）。该书的中文本叫《诗与识：中国古典诗歌审美统一论》，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中英文本均为宋烨本人创作和翻译。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该书可谓一部颇有新意的古典文学理论著作，劳特利奇出版社在历史上曾出版过阿多诺、爱因斯坦、罗素、维特根斯坦、荣格、哈耶克、萨特等思想家的著作。目前为止，在劳特利奇出版社推出的“中国视角”系列出版的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的著作总共有四本，分别是袁行霈先生的《中国文学概论》（An Outline of Chinese Lit⁃erature,2018），林庚的《唐诗综论》（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ang Poetry，2021），张隆溪的《中国文学史》（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2023）和宋烨的这本新著。宋烨的这本书偏向于理论建构，其主要任务或目标是试图在中国诗学史中故有的那些分散的观念中，找到能使这些观念之间得以并存的统一逻辑和统一解释。

    宋烨在书中说，在诗学史上曾依次有人提出过“诗言志”“诗缘情”“诗本气”“诗主意”“诗立思”“诗贵识”“诗尚格”“诗重意境”等核心或重要的诗学命题，但是这些命题实质上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在追问同一个问题，即：对于诗歌的创作、欣赏和评价而言，什么因素是最为重要的？ 而对此，历史上不同诗论家给出的答案都是有差异的，但都似乎各自成理。因此，宋烨在梳理这些分散的命题之后，希望能找到一个能将它们“协调统一起来”的逻辑。通过辨识和思考，他认为以清代诗论家叶燮诗学为代表的“诗贵识”思想，即以“识”来统摄“意”，再由“意”来统摄“志”“情”“气”“格”“法”以及“意境”等，这对中国诗论的认识将比较清晰并具有逻辑性。当然，宋烨并不是简单地要用“识”来替代其他，而是要通过对以往探索过程和利弊的分析，揭示前贤在著述中表现出来的极强理论问题意识与体系建构意识，并试图从中国文化、文字、哲学、教育、审美等中，揭示“识”在学诗、赏诗、作诗中的统合或提纲作用，并在逻辑上找出诗学理论大厦的重要根基。另外，宋烨给我书时曾对我说，他所谓的“统一论”，不是意在高扬或者偏爱某一种单一的审美趣味或风格，而是把从古至今千形万态的诗歌风格，统一在一种普遍的智性能力（识）之中来由其把握。按照作者的意思，这意味着，我们欣赏王维诗风的能力，与欣赏杜甫诗风的能力，以及欣赏李贺诗风的能力，本质上是一种统一的智性能力（即他所说的“识”或者“非确定性知性”）。

    为了牢固其理论根基，宋烨不仅遍览古今中外的重要诗学论著，审定前人探索的贡献及价值，并对“识”的概念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艺术哲学上的思辨考察。通过研读中国诗学文论思想史（以叶燮的《原诗》为代表）以及西方艺术哲学思想史（以康德的《判断力批判》为代表），作者将中国传统诗学中的“识”概念解释成颇有西方和现代色彩的“判断力”，并将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审美活动视为是一种运用判断力的认知活动，而其中对情感的精恰表现（“诗缘情”）则被视为运用判断力的一个主要场所。

    通常，“判断力”被视为近世舶来的概念，但是“诗贵识”作为一个滥觞于宋代的诗学命题，是中国本土自发演成的命题或观念。作者将古典诗歌审美（包括欣赏、创作两大方面）的根基建立在“判断力（识）”上，并用其支撑他的整个诗学概念大厦，试图说明，只有“识”才最能统合与协调中国诗学文论思想史上的诸多观念或专论，使得“意”“志”“情”“气”“思”“格”“法”“理”“意境”“音调”这些特色诗说均能获得恰当的位置，并在彼此之间形成协调有序的整体联系。诗歌创作至今还难以脱离审美规范的约束力，在该过程中，宋烨用“判断力（识）”这种“天然具有规范色彩的概念”去统摄和解释“情、志、意、气、理、意境”等“非天然具有规范性色彩的”概念，比用后者概念单独去统摄或解释诗学本质或特色要更为合理、更有发展和包容的空间。同时，用“判断力（识）”来支撑和认识中国特有的诗学理论，还能更好地与世界艺术哲学及诗文美学思想相契合，因为西方传统中自柏拉图以来，就曾以认知的视角来探索审美艺术的本质，并在康德以后将艺术的认知传统立足于判断力的概念之上。之后，还有以科林伍德为代表的一些学者逐步转向重视思维的意向性等。在宋烨看来，以“识”或“判断力”为基础的中国诗学理论能最大程度上实现了中西文艺思想的互鉴与会通，便于中外相互理解和学习。为此，作者有着很突出的整体问题意识和整体理论自觉，能有效运用中英文理解和表达的优长，展示出较好的中西合璧的跨学科思考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