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时代的书信传奇

    ■李金涛

    在俄国白银时代文学的浩瀚星空中，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无疑是其中最耀眼的两颗明星。1922年夏天，帕斯捷尔纳克读了茨维塔耶娃的诗集《里程碑》之后，坠入她诗歌的抒情漩涡，于是，他给女诗人写了一封充满赞美和钦佩的信，信中称赞她为“黄金般的、无与伦比的诗人”。茨维塔耶娃以炽热的笔触回复了一封长信。至此，两位诗人以鸾笺为媒，开启了长达14年的精神对话。

    两位诗人的通信是俄国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包括书信在内的茨维塔耶娃手稿收藏在俄罗斯国家文学艺术档案馆，根据茨维塔耶娃女儿阿丽亚的要求，这些手稿在2000年后才能公之于世。2004年，莫斯科瓦格里乌斯出版社出版了由伊琳娜·舍维连科整理的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书信集《灵魂开始目睹——1922-1936年书信》。后经莫斯科ACT出版社两次更名再版，分别是《越过时代的荒年》（2016）和《爱情的岛屿》（2020）。值得一提的是，《灵魂开始目睹》和《越过时代的荒年》这两个书名取自茨维塔耶娃致帕斯捷尔纳克的组诗《电线》，《爱情的岛屿》则取自茨维塔耶娃1923年8月 18日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剑刃》。这些书名巧妙地为两位诗人的爱情故事做了精彩注脚：“他们在书信中找到了彼此的灵魂共鸣，分享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倾诉着内心深处的情感；他们在书信中相互鼓励，相互支持，相互慰藉，一起度过了那个充满苦难的时代。而那些取代现场交流的往来信件，堆砌成了他们二人的爱情的岛屿。”

    俄文版书信集在2004年问世后便引起了国际学者的密切关注。2005年，法国西尔特出版社出版了埃芙琳·阿穆尔斯基和卢巴· 尤尔根松翻译、介绍并注释的法语版书信集，并于2019年再版。2019年，德国沃尔斯坦出版社出版了玛丽-路易丝·博特翻译和编辑的德语版书信集。近日，花城出版社出版了刘文飞和阳知涵以《灵魂开始目睹》为底本翻译的《最后的远握——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书信全集》，让我国的读者有幸阅读到20世纪俄国诗歌史上的珍贵文本。

    中译本的出版，填补了两位诗人书信的中文文本空白。我国读者对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之间的书信并不陌生。早在1992年，《世界文学》杂志就刊载了刘文飞先生选译的14封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三位诗人的书信。1999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刘文飞翻译的《三诗人书简》，书中收录了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三位诗人的书信。之后，分别在2006年和2017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另外，在汪剑钊主编的《茨维塔耶娃文集 书信卷》（东方出版社，2002）和苏杭翻译的《火焰的喷泉：茨维塔耶娃书信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中，我们也能够阅读到多封茨维塔耶娃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信。2020年第4期的《花城》上刊载了刘文飞翻译的《最后的远握——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最后十封书信》，此次译介也成为了《最后的远握》翻译出版的缘起。花城版《最后的远握》首次以中文完整呈现两位诗人留存在世的近200封珍贵书信，弥补了已有书信译介成果的不足，使中文读者得以触摸这段文学对话的完整肌理。

    《最后的远握》的问世，也完善了两位诗人诗歌的中译版图。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凭借其艺术特色和审美价值深受读者喜爱，并对中国诗人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两位诗人诗歌的译介工作都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201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了顾蕴璞、李海、王智量、冯玉律等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诗全集》。2024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了刘文飞翻译的《帕斯捷尔纳克抒情诗全集》。茨维塔耶娃诗选的中译本相对更多一些，其中收录诗篇数量较多的有：王家新自英译本翻译的《新年问候》（花城出版社，2014），汪剑钊的《她等待刀尖已经太久》（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刘文飞的《茨维塔耶娃诗选》（人民文学出 版社，2020）等。令人遗憾的是，中文世界尚无《茨维塔耶娃诗全集》，导致其创作的全貌难以呈现。《最后的远握》虽然是书信集，但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一部诗集来阅读。两位诗人的每一封信件都是一篇蕴含诗意的散文，而且他们常在信中附上自己的诗作，其中有些作品是现有中译本诗歌全集或选集中没有收录的。如，在帕斯捷尔纳克1926年5月8日写给茨维塔耶娃的信中的《施密特中尉》片段是未经删减校对的初稿本，与最终出版的定稿略有不同。茨维塔耶娃1923年3月10日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后面附件中的《山》《摇篮曲》等诗是首次汉译。这些译作为两位诗人诗歌的完整译介补上了重要拼图。

    《最后的远握》提供了研究两位诗人生平和创作的珍贵史料，书信中镌刻着诗人的生命痕迹，碎片般的生活细节拼凑出鲜活的文学肖像。如茨维塔耶娃在信中提到其剃发养病的琐碎日常：“生病后我至少洗了十次澡。……我剃了七次头，剃刀逐渐钝了，谢·雅病的时间更久一些。谁愿意给我剃头就给我剃头，甚至包括那些从来没给人剃过头的，他们在我头上练手。现在我和我的脑袋有许多支持者，许多陪它共同生长的东西。”（茨维塔耶娃致帕斯捷尔纳克，1927年10月末）

    书信中蕴藏有诗人对诗歌创作的自我解码，是研究文本生成的重要材料。帕斯捷尔纳克就在信中坦承《施密特中尉》有茨维塔耶娃的影响：“这里的主题中有你的影响（《终结之诗》中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等等）。但你永久地、悲痛地将它当作象征，我则准确地将其作为一种经常的转化，近乎历史的宏伟规范：舞台转化为露天剧场的前排，苦役转化为政府。或者更好：看一眼历史，就可以想到，理想主义的存在，最有可能是为了让人们去否定它。”（帕斯捷尔纳克致茨维塔耶娃，1926年5月8日）

    书信中还揭示出诗人与同时代人的互动关系，为俄国白银时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素材。以著名的俄国文学史家、批评家和文艺学家德·斯·米尔斯基为例，茨维塔耶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在通信中多次提及米尔斯基对他们作品的看法。另外，在他们的通信中，我们还能阅读到帕斯捷尔纳克与米尔斯基的来往信件，因为这些信件是通过茨维塔耶娃转寄的，而在转寄之前茨维塔耶娃会读一遍并做转抄。

    书信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其语言往往经过精心雕琢，内容常承载丰富的情感、思想与艺术表达，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因此，《最后的远握》的出版，不仅填补了中文世界对两位诗人书信和诗歌的翻译领域的空白，更搭建了中俄文学交流、文明对话的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