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为矜式的人生导师

    ■胡镏生

    刘绍本老师是河北师范大学教授、著名教育家。自1956年考入南开大学中文系，刘老师就是学校里的活跃人物，要不然学校也不会在他三年级结束的时候，让他提前走上学校广播台的工作岗位，工作三年再接着完成剩余两年的学业。那时他最喜欢的学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喜欢的文学体裁是诗歌。他有天生的诗人气质，读诗、写诗、朗诵诗是他的拿手好戏。1964年分配到河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他教的是写作课，基础写作、新闻写作、文学写作（特别是儿童文学写作）他都教过，跟新闻界、文学界打交道最多，经常参加他们的活动，同时经常请其中有成就者来校讲学。诗歌仍然是他的最爱，一届又一届的学生认识并深刻记住他，差不多都是从李季诗作《只因为我是一个青年团员》（1947）中的那个“石虎子”开始的：

    石虎子最爱唱歌、大笑，

    同志们谁都知道他的这个特点。

    他的歌声笑声特别响亮，

    就像是长了翅膀能听几里远。

    ……

    请你告诉我，什么叫青年，

    活泼，勇敢，不怕任何困难。

    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能把一切都捐献！

    多少人听过他朗诵这首诗，多少人通过他的朗诵受了“石虎子”的影响，多少人因此也喜欢上了诗歌，恐怕是难以计数的。他激情澎湃、字正腔圆、感染力十足的朗诵，把故事、情感、文字、声音完美地融为一体，甚至让人产生错觉：他就是那个“石虎子”！

    1983年，刘老师成了“双肩挑”，此后他辗转于师大校长办公室、研究生处、河北省教育学院等单位，直到退休。他对任何岗位、任何事情都不会塞责推诿、敷衍了事，所以“双肩挑”就等于一个人很严肃、很认真地在做两个人的工作。加上很多的社会活动，他真的是忙到不可开交，而他没有任何埋怨，一概乐在其中，似乎总有使不完的劲。退休了，他也待不住。那时我主持教研室的工作，有一天他问我如今本科生、研究生都开什么课？ 都是谁在开课？ 有没有一些该开而未开的课？ 我听出来了，他不愿“享受”无事一身轻的生活。于是不久，他就在研究生中开了一门自冯健男先生去世后再无人开的课：文学批评学。退休后，他先后担任河北省老教授协会的副会长、会长、名誉会长，创办并主编会刊《河北老教授》，操持着协会的诸多事务，成了协会的灵魂。68岁的时候他得了一场重病，做了大手术，此后身体大不如前。多少人劝他，多少人议论他，他不为所动，照干不误。

    在我印象中，刘老师唱歌不多。偶有欢愉，情不自禁，他也唱，甚至是自娱自乐地唱。唱得最多的是李劫夫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从头至尾，一字不差，声音洪亮。这支歌跟叙事诗《只因为我是一个青年团员》异曲同工，表达了崭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其意蕴已经化为诵唱者的血肉，在其精神世界里生根发芽，成了一种自觉的目标，一种不竭的动力，一种生命的底色。

    我本人在刘老师成为人民教师的第十个年头，有幸成了他的学生。那时刘老师住在富强大街粮店后身的一栋简易楼房的二层，想不起为了什么第一次到他家，从此以后就成了他家的常客。他们夫妇不嫌弃我这个来自乡下、土里土气的农家娃，给了我在这个城市里最早的暖意。我毕业时要求到西藏去工作，学校党委副书记冯烨找我谈了话。刘老师知道了，在问清我父母的意见后支持了我。等到同学们都分配走了才通知我，说那一年恰恰没有赴藏工作的指标。阴差阳错我被留校，跟刘老师成了一个教研室的同事。我留在了石家庄，有了跟随自己敬爱的、佩服的老师工作一辈子的机会。

    尚记得1983年前后，刘老师带我多次到石家庄市内的中小学及附近县里的中小学听课，组织座谈，目的是了解中小学写作现状，寻找课程改革的办法。有一个星期六，我们俩去了晋县中学，早晨早早乘火车去，听完课赶紧乘火车返回，都是慢车，念及下午两点前必须赶回系里参加政治学习，下了火车已经不可能回家或回宿舍，就在老火车站对面的一个小店，一人吃了一碗罩火烧。可能是因为太饿了，吃得太快了，一直到现在都以为，罩火烧是至美食品，那次吃的是最好的罩火烧。

    现在想想，将近50年来，自己的微小进步、点滴收获，哪个不是老师指点、提携和引领的结果？

    1977年，刘老师去省委宣传部开会，领回了为上海人民出版社编选《晋察冀文艺作品选》的任务。中文系领导是怎么研究的我不清楚，但最后刘老师并没有参与，任务落到了庞安福、纪桂平两位老师和我的手里。这个任务的完成过程打开了我的眼界，帮助我建立起了自己的一小片关注和研究的领地。

    1991年，刘老师和他的两位老同学为长征出版社主编一部《战争文学名著鉴赏辞典》，他对我说：“通过这些年来搜集整理晋察冀边区的文艺作品，你不但熟悉了晋察冀，也跟其他根据地、解放区的编选者建立了联系，获得了许多宝贵资料。你现在不是正在编《中国解放区文艺大辞典》吗，正好顺便参与我们这个事，相关选目都由你来提出吧，然后我们再做补充和订正。”选目以及鉴赏文字，很快就完成了，我自己也获得了解放区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角度。

    2002年，在河北、重庆、贵州三省市写作学会多年协作办会的基础上，刘老师与袁昌文、傅德岷老师为汕头大学出版社联合主编了一套“爱我中华——世纪文评写作书系”。刘老师说，把你的文章集一下、筛一下，看能不能成为书系中的一本。这就是我《文学世纪结》这本小书出版的起因。刘老师替我想着出书的事，却并未考虑收进他自己的一本书。

    此类事情还可以举出许多。有参观游览的机会，他拉上你；有出席会议的机会，他带上你；有发表文章的机会，他督促你；有获得荣誉的机会，他举荐你……2021年，刘老师为《随笔》写了一篇《四十年前一本书》，署名却是我们两个。当我问这是为什么时，他说：“咳，那本书是咱俩一起写的呀，况且你还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材料呢！”

    我猜刘老师的心思，为我署名，除了在外人面前给我一个大“面”，也是逼我、带动我，想重新唤起我动笔的情绪和信念。近些年，由于生理和心理上的种种原因，我明显手懒，还常为自己的懒寻找开脱的理由，这是刘老师所不愿看到的。每次去刘老师家，一聊就忘记了时间，等到他提议“一起吃午饭吧”或“一起吃晚饭吧”，我说得最多的就是“今天不行，改天吧”。某次又发生了这样的事，刘老师批评我说：“你知道吗，有时你说不行，就像别人热情地递过来一样东西，你却反手就把它吧唧拽到对方的脸上！”他可能是担心我经济上不宽裕或者舍不得花钱，想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打破困局，增加交往的随意气氛，甚或改变我骨子里的不随和。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忽发奇想，开个玩笑而已。

    2023年9月27日，刘老师在家中溘然长逝，享年85岁。

    刘老师的文章，他生前有意搜罗。可有些文章，写了，书籍或刊物用了，他自己手中却并未保留。现在，这些文章通过大家的帮忙，拐了多少道弯，还是找到了。断了线的，百觅不得的，还有多少？ 好在83级学生傅春生把这副担子挑起来了，文集四卷可望出版。

    刘老师去世后，我看到不少回忆或悼念他的诗文，有人以“贤达”“热肠”评价刘老师。刘老师一生在大学做老师，他尽了一个老师教书育人的本分职责，传道、授业、解惑，始终如一。他上课有个人风格，是中文系若干讲课类型中激情洋溢型的代表人物。但是他没有在此止步。所谓“贤达”是从本职工作向外扩，是在才华、胸襟、风格基础上形成了社会认可度和社会影响力，不但为人表率，而且超越了专业教育、课堂教育、学校教育的藩篱。而所谓“热肠”却是向内求，形成用之不竭的动力源，这就是爱心与真诚，发自内心地热爱自己的教育对象，热爱自己面对的一切人，源源不断地向世界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我以为刘老师就是这样一个具有高尚人性、人品、人格的人。与专业上的导师相比，他更是一位难得的人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