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跨越时空的战歌

　　■陈建军

　　2025年是爱国诗人闻一多《七子之歌》发表100周年。这首因澳门回归而家喻户晓的诗歌，其写作、发表、版本、传播、影响等情况，值得回溯和梳理。

　　一

　　《七子之歌》是何时写作的呢？ 在美国留学期间（1922—1925年），闻一多曾在致梁实秋的一封信中谈到《七子之歌》的写作情况：“昨晚又草成《七子之歌》（，）也是国家主义的呼声。结构具在，只是音节词句上尚欠润色。”这封信末尾仅署“星期五早”，无具体年月。季镇淮将此信系于1925年4月（《年谱》，《闻一多全集》第1册，开明书店1948年8月版），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闻一多全集》则系于1925年3月。这封信到底是写于1925年4月，还是3月？在这封信中，附有一段写给顾一樵的文字，涉及波士顿中国留学生演出《琵琶记》的布景制作事宜。据当时的美国媒体报道，1925年3月28日晚，《琵琶记》正式公演（《中国学生在波士顿美术剧院上演戏剧》，《基督教箴言报》1925年3月28日第3版）。由此可见，1993年版《闻一多全集》的系年是准确的。这也就意味着，《七子之歌》是闻一多于1925年3月某星期四的晚上“草成”的。

　　《七子之歌》正文前有一小序，明确交代了其写作动机：

　　邶有七子之母不安其室。七子自怨自艾，冀以回其母心。诗人作《凯风》以愍之。吾国自尼布楚条约迄旅大之租让，先后丧失之土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臆其悲哀之情，盖有甚于《凯风》之七子。因择其与中华关系最亲切者七地，为作歌各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亦以励国人之奋兴云尔。国疆崩丧，积日既久（，）国人视之膜然。不见夫法兰西之Alsace-Lorraine耶？“精诚所至，金石能开。”诚如斯，中华“七子”之归来其在旦夕乎？

　　“邶”即周朝初期的诸侯国，位于今河南汤阴县东南一带。周武王灭商后，纣王的儿子武庚被封于此。《邶风》是《诗经》十五国风之一，共9首诗，《凯风》是其中的一首。全诗如下：

　　凯风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劳。

　　凯风自南，吹彼棘薪。母氏圣善，我无令人。

　　爰有寒泉？ 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劳苦。

　　睍睆黄鸟，载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关于《凯风》的主旨，历来说法不一。《毛诗序》曰：“《凯风》，美孝子也。卫之淫风流行，虽有七子之母，犹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尽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尔。”在《诗经通义甲》中，闻一多认为，“凯风”“喻暴戾之男性”，而“棘心”“棘薪”，则“皆喻妇女”；“凯风吹棘”“寒泉浸薪”，都是“隐射父之不能善待其母”。因此，这首诗“名为慰母，实为谏父”（《闻一多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在《诗经通义乙》中，闻一多又认为《凯风》不是“美孝子”，而是姚际恒所谓“孝子自作”。在他看来，“《诗》中凡言母必与父并称。此独不称父，必父早殁。父殁而抚养七子成人，其劳可知。但七子非同时成人也。……年长者方以母氏劳苦为忧……因作此诗以抒其哀思，兼以勉诸弟焉”（《闻一多全集》第4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这些都是闻一多后来的观点，写作《七子之歌》小序时，他有所保留地采信了《毛诗序》的说法。

　　闻一多由《凯风》联想到“失养于祖国，受虐于异类”的“先后丧失之土地”，同时受“有子七人”的启发，选择被帝国主义列强强占的澳门、香港、台湾、威海卫、广州湾、九龙和旅大（旅顺，大连）七地，分别作歌一章，“以抒其孤苦亡告，眷怀祖国之哀忱”，从而激励国人奋发图强、矢志不渝，使失散的“七子”早日回到“母亲”的怀抱。

　　二

　　1925年6月27日，北京《现代评论》第2卷第29期刊发闻一多诗作《醒呀！》。在附记中，闻一多说：

　　这些是历年旅外因受尽帝国主义的闲气而喊出的不平的呼声……而《大江》出版又还有些日子，我把这些诗找一条捷径发表了，是希望他们可以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我想《大江》的编辑必能原谅这番苦衷。

　　这些“历年旅外因受尽帝国主义的闲气而喊出的不平的呼声”的作品，还包括《七子之歌》（《现代评论》1925年7月4日第2卷第30期）、《洗衣曲》《爱国的心》（《现代评论》1925年7月11日第2卷第31期）和《我是中国人》（《现代评论》1925年7月25日第2卷第33期）。除《醒呀！》外，《我是中国人》《爱国的心》《洗衣曲》均发表在经过一年多的酝酿、筹备才于1925年7月15日正式出版的《大江季刊》第1卷第1期，《七子之歌》发表在《大江季刊》1925年11月15日第1卷第2期。

　　闻一多本已将《七子之歌》等交给了《大江季刊》，为何又急于“把这些诗找一条捷径发表”呢？

　　1925年5月14日，闻一多不堪忍受“帝国主义的闲气”，毅然决然提前离开美国。6月1日，抵达上海。闻一多满怀热忱地回到祖国，可一下船，看到的却是血雨腥风的景象。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打伤工人10余人，工人代表顾正红伤重身亡。5月30日，英国巡捕开枪打死游行群众13人，伤者无数，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广大民众的强烈愤慨，全国各地纷纷举行游行示威活动。6月11日，汉口工人罢工游行，英海军枪杀8人，打伤数十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汉口惨案”。面对帝国主义在沪汉制造的一系列“惨剧”，闻一多义愤填膺，于是把《七子之歌》等几首留美期间所作的爱国诗交由《现代评论》发表，希望“在同胞中激起一些敌忾，把激昂的民气变得更加激昂”。

　　《七子之歌》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时，有三处排印错误，即“香港”一章第二行“母亲呀”误作“如亲呀”，第四行“咽着我的脂膏”误作“嗳着我的脂膏”；“台湾”一章最末一行“我要回来”误作“我要回母来”。为此，《现代评论》第2卷第31期特地刊登《前期正误》，对这些错误进行了更正。

　　《大江季刊》上的《七子之歌》，在文字上与《现代评论》有些出入。如，旅大（旅顺，大连）一章第二至四行，《现代评论》为：“我们的命运应该如何的比拟？ ——/两个强邻将我们来回的蹴踢，/我们是暴徒脚下的两团烂泥。”《大江季刊》为：“我们的运命——强邻脚下的烂泥。/母亲呀，我们的昨日不堪回首，/我们的今日更值得痛哭流涕。”

　　1925年7月11日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和《留美学生季刊》1926年3月20日第11卷第1号先后转载了《七子之歌》，前者转自《现代评论》，后者转自《大江季刊》。

　　闻一多对自己的作品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润色，一改再改。《现代评论》上的《七子之歌》虽发表在先，但是目前所知道的经闻一多最后修改的一稿，或可视作定本。

　　三

　　《七子之歌》甫一发表，即引起国人强烈共鸣。

　　李一氓曾写过一篇《三首爱国诗》，刊载于上海《长虹》月刊1925年11月10日第2期，署名民治。李一氓认为，《醒呀！》《七子之歌》《洗衣曲》三首诗“表现了中华民族争自由求独立的迫切呼号的精神，但是也要有帝国主义者高压之下的中国，才会产生这样的作品”。还说：“这三首诗是我个人所最爱读的，我更深切的愿我们大家——全中国的爱中国的中国人——都来把这几首诗畅读一回，深深印入记忆之膜里。”在他看来，《七子之歌》“在正面似乎是向着家里亲切的声声叫母亲，而反面实在是要母亲挺身出来，收护她可怜的抛弃了的七个儿女”。

　　1926年6月，上海青年协会书局出版爱国教育家刘湛恩所编《公民诗歌》。刘湛恩在《自序》中称，选入的爱国诗歌，是从全国各地征求来的，“录其能发展公民爱国之精神，养成健全之人格者，且须适合各学校各团体集合时之用”。书中收录的诗歌共90首，仅闻一多就有两首，一是《爱国的心》，一是《七子之歌》。为便于传唱，所有诗歌都配上了曲谱。

　　1929年1月19日，《清华周刊》第30卷第11、12合期“补白”栏转载了《公民诗歌》上的《七子之歌》。署名“吴嚷”者，在按语中说：

　　读《出师表》不感动者，不忠；读《陈情表》不下泪者，不孝；古人言之屡矣。余读《七子之歌》，信口悲鸣一阙复一阙，不知清泪之盈眶，读《出师》《陈情》时，固未有如是之感动者也。今录出之聊使读者一沥同情之泪，毋忘七子之哀呼而已。

　　1933年5月，张若谷赴欧游学，当“万德伯爵”号航船途径香港时，他站在甲板上，吟诵着《七子之歌》。在中华书局1936年12月出版的《游欧猎奇印象》中，他写道：

　　当我看见香港和九龙时，心头便牢锁着一层怅惆，不知是苦是酸？ 难怪法国文学家路易拉罗氏在他的中国游记《中华镜》里要说：“在中国人的耳中，香港的名字，无异是一声警钟。这个海岛，从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割让给英国，就开始了其他一切不平等的条约，在近代中国爱国志士方面，是认为莫大哀痛的事件。即使是三尺的童子，在读小学教科书时，也都知道所谓鸦片之战这一件故事的。”

　　1937年1月22日、24日，绥远《社会日报》第4版刊发一篇署名“阿良”的《请听七子之歌》。作者说，《七子之歌》中的“七子”，是“我们近百年内逐渐丧失的土地。思想起来，能不叫人心痛吗？ 但是，我之所以录出那七子之歌，并不是单要读者洒一掬同情之泪，而是要叫同情者不要忠〔忘〕记那‘七子’，更不要忘记了那‘七子’之外的新的‘子！’”文后所附《七子之歌》，是从《清华周刊》上转录的。

　　闻一多的儿子闻立雕曾说过：《七子之歌》“是一篇控诉帝国主义罪状的血泪书，是启迪人们爱国意识、唤起民众讨伐帝国主义的檄文，不仅在当时感动了千千万万读者群众，而且几十年后仍令人心潮澎湃，热泪盈眶”（《红烛：我的父亲闻一多》，新华出版社2009年9月版）。

　　100年后的今天，再次重温《七子之歌》，依然能激发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感，《七子之歌》如同一首跨越时空的战歌，激励着中华儿女。

　　（本文作者系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闻一多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