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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冬冬
徐行可（1890-1959），名恕，号疆，湖北武昌人，现代藏书家、学者。学术上兼通经史诸子、金石学及版本目录。藏书丰富，多稿本与精校本。生前将所藏六万册古籍捐赠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后划拨至湖北省图书馆。徐氏去世后，子女又将近四万册古籍及七千余件书画、古器物捐献归公。为表彰徐行可先生的学术成就与捐赠义举，相关研究层出不穷。2010年，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图书馆共同编纂了《不为一家之蓄，俟诸三代之英——徐行可先生捐赠古籍文物五十周年纪念集》，邀请了冯天瑜、杨海清、彭斐章等名家从多个角度撰文，成为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研究徐行可较为完备的著述。2021年，徐行可捐赠古籍文物六十年之际，湖北省图书馆又组织编纂了《徐行可研究论集》。该论集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于2022年出版，书前收有刘伟成、冯天瑜、徐孝宓序，正文收入纪念、研究论文33篇，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徐行可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论集考证了徐行可的生平与交游。李明杰《民国大藏书家徐行可的“朋友圈”》梳理出徐行可其人与其师、在藏书界的“朋友圈”、在学术界的“朋友圈”、在图书馆界的“朋友圈”，考证了徐氏与90多位学者的交游，提出：“在他的身边，因抄书、借书、鬻书、藏书、读书、校书、编书、刻书、论书而聚集了民国时期最优秀的一批学者。他们之间围绕古籍的互动，形成了古籍收藏、整理、出版与利用的良好氛围。徐行可的人生经历可以看作民国藏书家群体画像的一个缩影，而徐先生及与其交往的学者群体，则可视为民国学术生态的一部分。”周荣《家国与绝学：近代教育改革背景下湖北“怡古人群”的养成之路》以黄侃、熊十力和徐行可为代表，集中探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批“转而好古，深得传统文化的精髓，在文字音韵、心性唯实和古籍版本等领域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对中国传统文化起到的保护和传播作用”“以古籍和传统文化为纽带”的湖北籍“怡古人群”的养成过程。其余多篇文章，也分别梳理了徐行可与孙毓修、伦明、徐乃昌、黄侃、张元济、金毓黼等多名学者的学术往来，展现了徐氏生平、交游的不同侧面。
论集提炼了徐行可藏书特点与精神。李福标《嘤嘤其鸣，求其友声》考证伦明称徐行可“所储皆士用书”实为“有用书”之误。徐氏收藏的“有用书”，表现为“以购书为业，储书十余万卷，无论宋元明清古椠，还是民国笔记小说，凡有益于治学之著，或手抄，或点勘，必探讨源流，收之而后快。其中善本、批校本、抄稿本近万册，重点在经史考证、清人文集、近代史料、文字训诂、金石碑帖、地方文献等。这和当时藏书家只重元明旧椠的陋习，大相径庭。然其购书的指向殆为治学也”，体现了其卓越的藏书视野。周荣《家国》一文，指出徐行可能以藏书团结学者，“一在他为人慷慨，能救学者经济之急和求书之急，借书甚至赠送稀见古籍给学者对他而言是实属平常的事情；二在他为学渊深而踏实，能为学者推荐该读之书，亦能解学者之惑”，对于帮助学者治学、团结学者群体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吴格《金毓黼与徐行可交往事迹钩沉》中，记载了徐行可为协助金氏进行东北史地文献研究，多次出借《辽史索隐》《辽金正史纲目》珍贵古籍，甚至无偿赠送《南唐书注》《全辽备考》《潜索录》《全宋诗话》《唐句分编》等珍本古籍，体现出大公无私的藏书精神。
论集挖掘了徐行可的学术贡献。徐行可精通版本、目录、小学与金石之学，但不轻易立说、著述，故一直以藏书家身份为人所知。经《论集》中不同学者的挖掘，得以崭露头角。陈才《徐行可先生的〈诗经〉研究》从徐氏的专文、批校、题跋等处，提炼了其《诗经》学成就。具有宗《毛诗》而不偏废三家、重训诂而不偏废义理、主师说而不偏废遗佚、通经义而不偏废世用等学术旨趣，取得了对于《诗经》学史的系统梳理、提供了《诗经》阐释的新方法、开创了《诗经》研究的新路径等学术贡献。李晓杰《徐恕与〈水经注疏〉》指出，徐行可对于熊会贞修订的《水经注疏》提供了重大帮助。徐行可指示了熊氏“老师杨守敬先生没有教他的校勘方法”“搜集《水经注》的古写本及古刻本来做校勘”的研究方法，并亲自提供了南宋刊残本、《永乐大典》本、朱希祖藏明抄本、沈炳巽《水经注集释定讹》、孙星衍校本、王国维校本等珍贵版本，使《注疏》在杨守敬身后达到了新水准。徐行可在《注疏》大体成稿后，替熊会贞抄录了多部副本，并与熊氏反复商讨，将其最新的修订文字过录在北京本上，为《注疏》的流传和完善提供了实质性贡献。
论集指示了未来徐行可研究的路径。郑成《徐行可与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引1957年中国科学院《关于徐行可移交武汉分院图书的调查报告》称：“（徐氏藏书）（一）清人诗文集最多……。（二）近代史的资料多……。（三）……晚清西学东渐中有关数学的书亦不少。（四）明刻类书如《山堂考索》《文苑英华》，以及汇编书如《皇明经世文编》《记录汇编》，都是好书。此外，明人稀有文集较多。（五）徐行可的藏书中，以传抄本、批校本、过录本最为知名……其中有孙星衍的未刊稿《春秋集证》确可珍贵，将来应当整理刊行。此外如咸丰时张曾撰的《归绥识略》（稿本）、雍正时陈伦炯撰的《天下沿海形势录》（抄本）、丁晏的《山阳诗征》（稿本）等亦是好书。”揭示了50年代徐氏捐赠藏书时，当时接收专家鉴定最有特色的种类，及代表古籍。李国庆《北周南徐两藏家，捐赠藏书惠天下》，将徐氏藏书中最具特点的稿抄本、批校本和题跋本，细分为“名家稿本和带有名家题识的稿本”“历代名家著作及带有名家题识的抄本”“徐行可自己的批校本和题跋本”“过录本”“名家批校本”“他人过录本”等若干类型，并列举代表藏书。仅“名家稿本及带有名家批题识的批校本”，就列出明董守谕稿本《读易一抄》、戴震稿本《经雅》、程瑶田稿本《仪礼经注疑直》、周寿昌稿本《汉书校注补》、赵一清稿本《三国志补注》、钱基博题识黄卬稿本《读易质疑》等六种。这些珍贵藏书，大部分未经影印、点校及深入研究。沿着《论集》提示的路径，必能使徐行可藏书的整理与研究事倍功半。
现代学者卢弼称湖北学者“多自潜修，耻尚夸耀，黯然日章，期合古道，声华标榜，未之前闻”，故多学有根底，而声名不彰。徐行可正是一位学识、人品俱佳，而贡献有待于进一步表彰的学者。《徐行可研究论集》绝不是徐行可研究的终点，而是相关研究进一步推进的新起点。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献学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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