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趣的价值

　　■王澍

　　张琴的《长夜的独行者：童寯1963-1983》中文版出版后，她第一时间就寄给了我。我读了之后，就想为童寯先生再写点什么，尽管从1997年开始到现在，关于童先生我已经断断续续写了很多东西。但是张琴的这本小书，大大丰富了我对童先生的认识，也很符合我对童先生的一向感觉，一系列的琐事仍然让我叹息不已。

　　在我1998年发表在《建筑师》杂志的短文《造园记》里，引用了童先生在《东南园墅》里的一段文字：“文人，而非园艺学家或风景建筑师，才能善于因势利导去设计一座古典中国园林。他作为一位业余爱好者，虽无盛名却具差强人意的情趣，可能完成这诗意的和浪漫的任务。如果情趣得以强调，在这里要比仅具技术知识重要得多。”在我看来，童先生这么说，不仅只是在讨论对江南园林的一些特殊领悟，这几句看似轻飘飘的话，尤其是这种往往“不合常规”的情趣，实际上足以颠覆中国当时正统建筑学界的所有宏大叙事。而就江南园林本身，读完童先生的文字，得出一个结论：它是中国传统中出现过的最有先锋精神的建筑学。童先生没有这样说，但他用他的后半生践行了这种精神。

　　从1996年到1997年，我把《东南园墅》反复读了六遍，经常读到浑身发抖，然后开悟。这就是为什么当我读到张琴书中关于《东南园墅》的部分，感慨良深的原因。但我的“看懂”，也是有一个过程。我尽管一直钦佩童先生的为人，但是，从我1982年第一次在南京工学院建筑系馆中大院的楼梯上见到童先生，到我因为细读《东南园墅》而对江南园林有所体悟，间隔了13年。

　　多年以后，重新回忆我第一次见到童先生的情景，不得不感叹人世间的缘分。那应该是1982年，在中大院从二楼到三楼的中央楼梯上，我见到，不如说是冲撞到正在下楼梯的童先生。那时候我读本科二年级，正是年轻，上下楼梯几乎都是飞的。我只记得童先生用他有几分忧郁的眼神严厉地看了我一眼，但什么都没有说。我很快低下头，正好看见先生脚上的那双鞋，很老的牛皮鞋，按张琴书中所写，是一双美国皮鞋，从1949年一直穿到我见到的那个时刻。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童先生，居然也是唯一的一次。

　　但是从此我对和童先生有关的事情特别地注意。很多关于童先生的故事都在师生间流传，或者说，学院里的那些老先生中，如杨廷宝、刘敦桢等，童先生的故事最多。譬如资料室那张不变的座椅。譬如帮助学生画效果图，特别是补树，一挥而就，等等。但我印象最深的是童先生的著作还有语言文字。他的著作文字总是极其简练，是那种带有文言味道的白话文，质朴无华，几乎没有形容词。多年以后，当我开始带研究生，我要求学生的论文尽可能不使用形容词。读了张琴这本书，我才发现这也是当年童先生对学生的要求。不仅如此，我印象更加深刻的是，童先生对他讨论的问题，总是一针见血，极有独到见解，敢于做出判断，从不含糊其词。我记得读他的《西方建筑科技史》，对西方传统建筑中的材料、结构与施工方法的演变脉络描述清晰，对我大有启发，再次读到这样有深度的建筑史，是要等到90年代初见到肯·弗兰普顿的《西方现代建筑——一部批评的历史》和他的《抵抗建筑六点》。不过，直到1987年，当我写下那篇引起剧烈非议的文章《破碎背后的逻辑——中国当代建筑的危机》的时候，我仍然对江南园林没有特殊的兴趣，除了觉得童先生那些描绘江南园林的水彩画，实在是画得太好，是我这辈子都望尘莫及的。

　　我和童先生再续前缘是因为晏隆余老师。那应该是1988年。那时候晏老师在学校出版社做编辑，但我这个建筑系著名的叛逆学生就认识了他，并且成为莫逆之交。他曾经做过童先生的助手，很多童先生的故事都是他告诉我的。那一年我研究生临近毕业，他经常请我去他家吃饭，做红烧肉给我吃，让我补充营养。五月份，我论文答辩全票通过，寄给了三位我认为值得寄的教授，分别是清华大学的汪坦先生、陈志华先生和《建筑师》编辑部的王明贤先生。汪坦先生1986年曾经在东南大学做过关于西方现代建筑相关理论的六个系列讲座，对我影响很大。陈志华先生的《西方建筑史》有个人激情和文采，我很认同。王明贤先生则因为我1985年在《建筑师》发表论文《皖南村镇巷道空间结构解析》（应该是中国建筑界第一篇用罗兰·巴特式的法国结构主义哲学分析中国传统乡村空间的论文）后，跟我保持着通信联系。

　　好像是六月，暑假前，晏老师拜托我去一趟北京。他正在负责编辑《童寯文选》，是用童先生1930年代在上海用英文撰写的一批稿子翻译成中文来编辑的。估计是害怕邮寄丢失，他让我亲自带稿子去汪坦先生家，他已经请汪坦先生写一篇序言，并通篇校对全文。另外，他让我再带一份稿子的副本去童先生儿子童诗白家，请他校对一下。那个时候，我并没有看过稿子的内容，但因为是为童先生的事，而且能够见到汪坦先生，我就欣然前往了。

　　汪坦先生在家里接待了我，很热情，给童先生的书写序，在他是毫无问题。读了张琴这本小书，我才知道汪坦先生和陈志华先生都是童先生老友，1982年童先生去北京化疗，最后一次拜访清华建筑系，他们拍过一张合影。谈完童先生的事，汪坦先生就拉着我坐下，问起我硕士学位论文的事，论文的题目是《死屋手记》，以先生的学识，他当然知道我借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名字的影射含义。他又说，陈志华先生也收到了我寄的论文，特地让他转告我。今天回忆起来，那一天都说了些什么，我记不清楚了，只是觉得那一刻很美好，尽管只有汪坦先生在，但是似乎童先生、陈志华先生也都在。我记得很羡慕汪坦先生的书房，四壁堆满书，房子中央有一棵高大的橡皮树，茂盛得已经挤住屋顶。阳光灿烂，汪坦先生又热情地邀请我一起吃午饭，我那个时候还很土，第一次在汪坦先生家见到烤面包机，至今嘴上还残留着那一天烤面包片微焦的香味。

　　午饭后，和汪坦先生告别，我又去童诗白家。他不在，但我见到了他的夫人郑敏——著名的诗人和诗歌评论家。她让我把稿子放下，就开始问我的硕士论文，并追问为什么要借用《死屋手记》这个名字。我已经完全记不得当时的谈话，只记得郑先生坐在沙发的一张拖地的老虎皮上咄咄逼人的语气。有意思的是，从张琴书中看，对于童寯先生用莎士比亚式的英文写给她和童诗白的信，郑敏是相当服气的。

　　十多年前，台湾的诚品书店要出版童寯先生的《江南园林志》，让我写一篇给读者的推荐短文，我在文中把童先生不做设计比拟为沈从文停写小说，我觉得，童先生不仅开启了对江南园林的近现代研究，更加重要的是，他代表了中国建筑师身上稀缺的风骨，至今意义不减。更有意思的是，这种风骨是以情趣的状态自然流露出来。2000年，我和陆文宇在杭州太子湾公园参与建造了我们的第一个夯土作品《墙门》，我后来就一直用元代画家倪瓒的《容膝斋图》来讨论这件小作品。前两日，为了写张琴拜托的这篇任务，我又读了一遍《长夜的独行者》，不经意间发现一个小惊喜：童先生在“文革”期间的一次检讨里写到，他的这种隐逸状态，主要是受他喜爱的元人山水画和明末小品文的影响，特别是倪瓒的画，几棵杂树，一个简单的亭子，隔着水，一抹远山。

　　看来我和童先生还真是意趣相投，气息相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