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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星
《大学》经程朱发明改造以来，地位极速提升，俨为四书学这一新经学系统之首，对近世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影响甚巨。凡欲于儒家义理有所立言者，莫不欲藉《大学》之宝地以播其新论，拈《大学》之字眼以扬其宗旨。如朱子之格物、阳明之致知、蕺山之诚意、船山之正心。今人对上述四者之说，虽亦颇多阐发，然多置其于专人研究中，少有对《大学》加以综贯而论者。《大学》学园百花齐放，论题多元，诸如宋代《大学》之断代研究、阳明《大学》之专人研究、《大学》改本之专题研究、郑、朱《大学》之比较研究等，然就《大学》学作为一系统之学的整体论述，实有待推进。
程旺教授《〈大学〉学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一书，即有见于《大学》研究之分，而欲综论其全。此乃该书立意不同凡响之高屋建瓴处。盖论者实有一整全之“《大学》学”观念孕育于胸，进而于广博的《大学》学中扣紧“狭义之《大学》学”，以突出《大学》思想诠释之内涵。该书内篇选取《大学》诠释最具代表性学者对格致诚正四个核心概念之诠释，以为《大学》思想支点及范式转进，以搭建《大学》学之体系。论者所搭建之《大学》学体系，其用心不唯为《大学》学研究铺砖，而更瞩目于经学与哲学、政治与教化之重要议题。论者之初心，盖有鉴于有关经学史/哲学史研究之分隔，而试图呈现经学与哲学之一体，其取径实在于经学哲学。此既遥承宋明儒治《大学》之通贯精神，又近接马一浮、金景芳治学由经学而入之“马、金学脉”。
全书结构精巧、脉络分明，由引言、内篇、外篇、附录四部分构成，形成一层次分明、首尾呼应之整体。引言先明其宗，依次论《大学》之思想旨趣、路径指向、内在驱动。《大学》之思想旨趣具体归纳为大人之学、教化之学、整体规划之学、“儒学代数学”，从中提炼出《大学》三层含义：头脑义、形式义和代入义，即《大学》是阐明儒家思想的简要纲领，具有无限丰富的开放可能性，具有儒家思想的形式架构意义，可以不断地填充。此甚合朱子以《大学》为纲领、行历、菜单之意。论者给出《大学》学的任务是通过“思想史的《大学》”与“《大学》的思想史”双向互动来呈现《大学》的思想要旨和文本诠释，但无论是阐发《大学》内在义理还是借由《大学》来表达论者新思，皆不能脱离《大学》文本。论者由此提出《大学》学的内在驱动的“两个空间论”：走向《大学》文本的“文本空间”和由《大学》出发的“思想空间”，即文本诠释与思想创造，经学与哲学之间的张力与统一。论者明确该书宗旨是从整体性来把握《大学》学的哲学精神，其所倚重的资源是《大学》学中最具哲学意义的宋明理学。换言之，是作为哲学的《大学》学，此义首先在内篇中通过对格致诚正四目的阐发加以呈现，继而于外篇中论修齐治平四目之外王学予以拓展，二者相得益彰，构成对《大学》明德亲民之道的全面阐发。论者由此更进一步，探讨了极富特色的《大学》诠释图解模式，论述《大学》诠释所体现的谱系精神，所论视野开阔，综贯古今，旁涉朝鲜儒学，盖四书图解之学虽源于吾华，然实兴盛于彼邦，构成朝鲜儒学的一大特色。此诚为中朝儒学交涉之一大课题。总之，经由引论之标宗名意，内外篇之核心呈现，附录之诠释谱系，全书构成一眉目清晰、条理畅达、内外兼顾的有机整体。
全书哲史并举、论从史出，意在建构一套《大学》学的思想体系和理论框架，其所重者在《大学》学哲学层面，而似未措意于《大学》之史，于浩如烟海的《大学》学术史、蔚为热点的《大学》研究史皆甚少着墨。然此并非论者忽视《大学》之史，恰恰相反，全书对史颇为重视，在隐显二层皆有表现。就隐微层言，论者以龚定庵“欲知大道，必先为史”为原则，以史思为路径，因史论以见大学之道，在“寓作于述”中实现“以史拓论”，以“了解之同情”的精神进入《大学》的历史世界。就显性层论，其附录部分收入了《大学》古本与改本举隅、《大学集说》校点、《大学沿革论》《大学沿革论校正》三份有关《大学》史之必要材料，对于理解《大学》的哲学精神和学术脉络皆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此三种文字涉及《大学》重要论题，体现了论者对《大学》学的全面把握。《大学》古本与改本之文本变化、取舍，传达出诠释者对《大学》义理理解之差异，故文本之争实是义理之别，远如宋代明道、伊川、朱子三者对《大学》之不同改本，近如明代古本、改本、伪石经本之纷繁之争，反映出“我注《大学》”与“《大学》注我”的内在张力。《大学集说》摘自卫湜《礼记集说》，收入自汉至宋数十家《大学》说，对了解宋代《大学》说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可谓一部简明宋代《大学》诠释史。所选朱子后学王柏之两篇《大学》文字，一则阐发了宋末之前《大学》演变史，二则记载了《大学》改本史上颇具影响的车若水之观点。
《引论》予读者印象颇深者是其精巧的体系组织、突出的创新精神，堪称学论结合，述作兼具。从书名即可知，该书追求学与论的结合。一方面重视《大学》学的阐发，如内外篇着眼于理学大家朱子、阳明、蕺山、船山之观点剖析，思想对话，附篇作为《大学》图解诠释史，依次论述朱子、黎立武、程复心、伍庸伯等说，体现了很深的述学之功。另一方面则对《大学》学加以体系性建构，是谓《大学》学论。这对于《大学》具体研究成果甚多，而对《大学》作为独立之学加以论述甚少之情况，实为有益补充。就四书单经之学而言，论语学、孟子学因二者本即为独立之书，且在宋代之前曾立于官学而影响早著，故不存在独立之过程。尽管《孟子》因纳入四书系统而提升了其地位，但与《大学》仍有不同。《中庸》与《大学》虽俱隶属《礼记》，然因其义理深远，多涉性命之学，且与易学关系紧密，其地位实在《大学》之上。如唐李翱《复性书》、北宋周敦颐、张载之学皆颇重《中庸》，佛教高僧亦重《中庸》，如智圆自号“中庸子”。然就四书学而言，《大学》实为其核心，朱子对《大学》的重视远非它书可比，自言一生只看破两件文字，《大学》即为其一。但朱子之《大学》始终被置于《四书》话语下，故《大学》虽脱离《礼记》而又被纳入《四书》，还是未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地位。《引论》则旗帜鲜明提出《大学》当自成其学而无所依附之问题，并从宏观上勾勒了《大学》学的基本内核和理论框架。《引论》颇多良工心苦、别有会心之论，盖作者所从事者，乃有本有原之学。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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