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English
  • 时政
  • 国际
  • 时评
  • 理论
  • 文化
  • 科技
  • 教育
  • 经济
  • 生活
  • 法治
  • 军事
  • 卫生
  • 健康
  • 女人
  • 文娱
  • 电视
  • 图片
  • 科普
  • 光明报系
  • 更多>>
  • 报 纸
    杂 志
    中华读书报 2025年03月12日 星期三

    通过对奥斯卡·王尔德、威廉·巴特勒·叶芝和詹姆斯·乔伊斯与他们的父亲关系的解剖,托宾揭示了一个悖论:父权的压迫性阴影与精神遗产的隐秘传承,共同铸就了爱尔兰文学的现代性基因。

    创伤与反叛:三位爱尔兰文学巨匠和他们的父亲

    《 中华读书报 》( 2025年03月12日   11 版)

        《王尔德、叶芝、乔伊斯与他们的父亲》,[爱尔兰]科尔姆·托宾著,张芸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5年1月出版,69.00元

      ■冯新平

      科尔姆· 托宾的《王尔德、叶芝、乔伊斯与他们的父亲》以三位文学巨匠的家族史为棱镜,折射出爱尔兰文化的深层裂痕与创造性张力。通过对奥斯卡·王尔德、威廉·巴特勒· 叶芝和詹姆斯·乔伊斯与他们的父亲关系的解剖,托宾揭示了一个悖论:父权的压迫性阴影与精神遗产的隐秘传承,共同铸就了爱尔兰文学的现代性基因。这本书不仅是传记研究,更是一部关于“文学弑父”的哲学宣言,它证明了创伤与反叛才是艺术创造的真正摇篮。

      詹姆斯·乔伊斯的父亲约翰·乔伊斯是一个“典型爱尔兰人”的黑暗化身:酗酒、暴戾、经济破产,甚至将儿子逐出家门。托宾指出,这种创伤在乔伊斯笔下转化为“冷酷、疯狂、愤怒”的父权符号——《都柏林人》中瘫痪的家庭、《尤利西斯》里游荡的幽灵西蒙·迪达勒斯,乃至《芬尼根的守灵夜》中破碎的语言迷宫,皆是对父亲暴力的艺术重构。乔伊斯用文学完成了一场“语言弑父”仪式:他将现实中的父权压迫解构为意识流的碎片,以此挣脱血缘的枷锁。

      威廉·叶芝的父亲老叶芝是一个失败的画家,常年漂泊纽约,与儿子仅靠书信维系脆弱的联系。托宾从档案中挖掘出关键细节:老叶芝晚年与爱尔兰政治家之女罗莎·巴特的情书往来,字里行间充满“对衰老的蔑视”与“理想化生活的狂热”。这些未被寄出的情书,成为叶芝诗歌的隐秘养分——《当你老了》中超越时空的凝视、《亚当的诅咒》里对艺术纯粹性的追问,皆是对父爱缺席的诗意补偿。托宾认为,叶芝通过将父亲升华为“永恒的艺术符号”,完成了对现实疏离的精神超越。

      奥斯卡·王尔德与父亲威廉·王尔德的关系充满戏剧性反讽。老威廉是都柏林著名外科医生,却因性骚扰男性病人的丑闻声名狼藉;奥斯卡则因同性恋情入狱,成为维多利亚时代道德审判的牺牲品。托宾敏锐捕捉到父子命运的镜像关系:王尔德在《自深深处》中对父亲只字未提,却通过《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的道德悖论、《快乐王子》中的牺牲美学,将父辈的丑闻转化为对世俗虚伪的嘲讽。这种“反向继承”揭示了一个真理:沉默的父权阴影往往比显性的压迫更具创作催化力。

      托宾将三位父亲的个人史嵌入19世纪爱尔兰的集体创伤中。彼时的都柏林是“后饥荒时代的孤岛”——经济凋敝、天主教压抑、殖民伤痕深重。老乔伊斯的落魄象征爱尔兰中产阶级的溃败,老叶芝的艺术坚持映射知识分子在理想与现实间的撕裂,而老王尔德的争议性成功则暴露了殖民语境下的身份焦虑。

      都柏林的好处在于它提供了“孤立”,这是天赐的礼物。这种孤立既是牢笼,也是熔炉:乔伊斯在流亡中书写故乡,叶芝在疏离中建构神话,王尔德在放逐中戏谑传统。他们通过文学将都柏林的压抑转化为创造的动能,使城市本身成为“父权制的终极隐喻”,一个需要被反复逃离又不断回归的精神原乡。

      托宾的论述始终围绕一个核心悖论:父辈越是“疯、坏、危险”,越能激发子辈的文学创造力。他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谁不盼着他父亲死呢?”的诘问,却超越了弗洛伊德的“弑父情结”范式:尽管与父亲决裂19年,乔伊斯却在《芬尼根的守灵夜》中以“词语的尸骸”拼贴出父亲的复杂肖像——暴戾与温情、失败与坚韧并存。这种文学重构既是对现实的逃离,也是对父子关系的隐秘和解。叶芝一边支付父亲在纽约的生活费,一边在诗中消解父权权威。《在学童中间》将父亲的形象升华为“舞蹈的柏拉图式理念”,完成从血缘到美学的置换。王尔德通过《不可儿戏》中的身份扮演、《莎乐美》中的禁忌之爱,将父亲的道德困境转化为对维多利亚伪善的终极嘲讽。托宾指出,这种“以美学颠覆伦理”的策略,本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父子联结。

      作为小说家,托宾的非虚构写作充满跨文类的实验性。他以漫步都柏林街头的个人记忆开篇,将城市空间化为一座“流动的父权档案馆”:从王尔德故居到乔伊斯笔下的邮政总局,托宾让建筑成为“沉默的叙事者”。例如,乔伊斯与诺拉初遇的芬尼根旅馆,被赋予“命运转折点”的象征意义——文学巨匠的诞生始于对父权地理的逃离;托宾从尘封的情书、法庭记录中打捞历史细节。老叶芝写给罗莎的信件被解读为“未被完成的诗”,老王尔德的诽谤案则被重构为“维多利亚道德剧”。这种写法既严谨又充满小说家的想象力,让历史档案焕发文学光泽;托宾常以第二人称与逝者对话,如对老乔伊斯发问:“你是否预见到,自己的失败将成为儿子最丰饶的遗产?”这种叙事策略模糊了历史与虚构的边界,使全书成为一场跨越时空的精神招魂。

      托宾的终极追问直指爱尔兰文化的本质:当三位作家以文学“弑父”时,他们是否也在对抗殖民历史、天主教传统与民族身份构成的“大写的父亲”? 书中暗示,爱尔兰文学的辉煌恰恰诞生于代际裂痕中:王尔德通过唯美主义反抗道德伪善,叶芝以凯尔特神话重塑民族认同,乔伊斯用语言实验解构殖民话语。他们的创作证明真正的文学革命,始于对父权的背叛,终于对历史的回望。都柏林的街道上,父亲的幽灵与儿子的词语永远在对话。这种对话构成了爱尔兰文学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

      《王尔德、叶芝、乔伊斯与他们的父亲》不仅是一部文学传记,更是一曲献给所有“不称职父亲”的复杂挽歌。它让我们看到,创伤的遗产或许比完美的传承更接近艺术的本质,因为伟大的文学,总是在裂痕处生长出超越性的光芒。

    光明日报社概况 | 关于光明网 | 报网动态 | 联系我们 | 法律声明 | 光明网邮箱 | 网站地图

    光明日报版权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