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护根脉　大道知行

　　■刘健 文/摄

　　2024年是孔子诞辰2575周年，也是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30周年。为推动儒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与传播，故宫博物院与国际儒学联合会共同主办“大道之行——儒家文化特展”，展示包括故宫博物院藏品在内的国内外近30家考古文博单位的380件（组）展品。

　　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灿若星辰的考古发现与浩如烟海的典籍传续，共同汇聚而成了中华民族的文明长河。儒家思想正是由于其精神内核与中华文明的五大特性契合交融，并承继夏商周代精神主流，自众声喧哗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思想坚定的础石。

　　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的第一大特性，也是儒学传承数千年先民思想智慧的核心要义。以思想史的方式创意并构建考古成果展，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与中国考古学研究的一次有探索价值的结合。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次展览上，如兴隆洼的玉玦，良渚、石峁的玉琮等大量前儒时代考古成果首次展示，为参观者提供了孔子时代儒家继往开来的实证。展厅中，来自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的《伏生授经图卷》相传为王维所作，讲述了儒生们为这一连续性而做出的艰辛努力。秦始皇焚书坑儒后，中国思想发展跌入了黑暗的深谷。秦代禁止民间私藏《诗》《书》以及诸子百家的书籍，齐国故地的博士伏生冒死将《尚书》藏于夹壁中。《尚书》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相传由孔子亲自编订，是上古三代最重要的历史与政治元典。仅存的二十八篇由九十多岁的伏生口述，晁错记录，成为《今文尚书》，为汉武帝“独尊儒术”提供了历史参考。博士伏生以一己薄力为天下存史，让汉初式微的儒学得以延续，与孔子及门人弟子们一道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做出了巨大贡献。大量石经及残碑刻石，诉说着印刷术盛行前推广教育、普及知识的坎坷与功业，这同样是文明传承中的一环。

　　创新性是中华文明永葆活力的前提，它与连续性一道，共同造就了不断发展的儒学。随着近些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推进，传统的“文明三要素”被新的考古发现改写，以礼治四方的夏朝被越来越清晰地勾勒出来，崇尚上古礼乐的儒学也在这一过程中得到溯源与丰富。《论语·为政》中记载：“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这是儒家思想中重要的“损益”学说，是连续性与创新性交相辉映的华章。孔子出生于鲁国，祖籍为宋国。西周初年“三监之乱”后，殷商旧民被周公分封于宋，承袭殷礼，祭祀商代宗庙，殷商礼俗是孔子学说中天然具备的文化基因，又被孔子创新而“损益”地发展。在儒家文化特展中，“酒器”的流变体现了这一特点。商代的青铜酒器品类繁多，规模浩大，其背后是娱乐化商业文明的繁荣，这一特征被考古发现的西周“兽面纹铜禁”取代。“禁”为盛放酒的器具，其得名与周人禁酒有很大关系。周人总结商代娱乐化饮酒误国带来的恶果，由武王亲自颁布禁酒令《酒诰》，“无彝酒……饮惟祀……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克受殷之命。”以酒禁为代表的修身律己，是儒家“克己复礼”道德理念的溯源。

　　《论语·八佾》中记载“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子入太庙，每事问。”《礼记·中庸》中记载“吾说夏礼，杞不足徵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这皆是孔子对周礼恭敬的尊崇和无上的赞美。周礼对社会规范和礼仪制度的重视，将中华文明从商代以祭祀问卜为主要方式的不确定性中脱离出来，以典章制度维系社会秩序与良性运转。

　　夏朝以礼乐治四方，“礼”与“乐”一向密不可分，音乐文明的传承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重要表现。贾湖骨笛奏出9000年前中原音乐文明的清脆声响，这声响是精神世界的文明曙光，是儒家文化礼乐制度形成的重要起源。商代的永余石磬、西周的士父钟、春秋的蟠螭纹镈、战国的古先石磬、北宋的大晟钟·黄钟清、清代的镀金甬纽桥口镈钟·南吕……展陈的文物虽不能开口亲言，但其背后蕴藏的丰富的文化传承却早已彰显。这是中华音乐文明传承的一个侧影，时代有变迁，王朝统治往来有古今，对礼乐的崇尚却是连续而统一的，这也是儒家崇尚的礼乐文明绵延不绝的象征。

　　此次儒家文化特展中，出土于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耶律羽之墓的“孝子图鎏金银壶”成为中国古代儒家孝道文化向边疆地区传播的证明，也是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实证。耶律羽之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堂弟，曾担任契丹东丹国左相。以孝子图为装饰的鎏金银壶，反映了孝道观念在公元1000年前后的广泛传播。“事父母，能竭其力”，孔子在《论语·学而》中即明确将“孝”的理念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之一。周代将孝道作为人的基本品德，孔子及其弟子著述《孝经》，孝作为一种道德理念，充分体现了德治的思想。这一思想具有全人类的共识，也是中华文明以德传续的精神脊梁。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华文明与周边各文明间频繁的交往，儒学亦是在同百家思想的交往中不断发展。孔子在《论语·子路》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此次展出的文物中，清代的青花题《后赤壁赋》笔筒呈现了儒学的“和而不同”。《后赤壁赋》为宋代大文豪苏东坡的传世名篇，以青花书于笔筒之上。赋旁存画，一僧一道一儒同乘一叶扁舟，泛游江上，品茗论道。儒士应为苏轼，另有一僧一道，三人显畅谈之态。尽管三者思想不同，但“和”为纽带，将三者联系在一起。儒学在其发展中，也兼容并蓄地吸收了道家思想和佛教思想，北宋大儒张载在此基础上开创了对后世儒学影响极大的“关学”。取长补短的包容性，让儒学在中国古代思想中脱颖而出。

　　通过此次特展中的清代乾隆年间碧玉描金云龙纹特磬·南吕，可以管窥儒家文化和平性的一面。乾隆二十六年，准噶尔叛乱平定，乾隆依“礼治”传统，依据《礼记·乐记》“功成作乐，治定兴礼”，制作镈钟、特磬，以求与儒家礼法相合，期盼和平安康。乾隆是一位非常重视儒家教化的君主，曾朱批《大学章句》供清代宫廷学习，以提升皇室成员的儒家文化修养。回溯权谋盛行、兵乱四起的春秋战国，儒学肇始时期的孔孟二圣奔走游说，倡导以礼乐之治消弭战火。在《论语·学而》中，孔子比较早地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和平、和睦倡议；在《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掷地有声地道出“仁者无敌”。和平观是儒家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华文明浓重的底色。

　　“广被四海”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特征，也概括了儒学的国际传播影响力。展出的文物中，东京国立博物馆藏日本汤岛圣堂释奠礼器展现了江户时代日本统治阶层对儒学的尊崇和致礼；韩国国立民俗博物馆藏“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屏风，以图文并茂的艺术样态呈现儒家品德教育的精髓；康熙年间的“册封琉球全图册”中的仪注图，真实记录了儒家礼法在当时清朝属国琉球国王位传承中的应用。儒学思想更远播至欧洲，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深入研究儒学与孔子，在他的名作《哲学词典》中，认为孔子在道德层面的教诲，让古代中国简朴、明智而崇高。

　　《论语》及其承载的儒家思想得到了海外汉学研究的持续关注。日本教育家、作家下村湖人的《论语故事》在战后日本影响极大，年年再版至今。这本书以现代人的角度，以《论语》章句为主体，加以故事化讲述，传递《论语》成书时的亲和力，对读者形成润物细无声的滋养。

　　“儒学：文明多样性与现代化”是儒学发展与研究最新的主题。遥想2500余年前，孔子曾在周都问礼于担任守藏吏的老子。守藏室是周王朝的国家图书馆，是保存上古文献、史籍和思想最丰富的地方。尽管老子与孔子对世界运行秩序有着不同的想象，但儒学的兼收并蓄让孔子对老子发出了“真吾师也”的感慨。儒学自其先师始，就秉持了开放包容和不断发展的理念，并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语境下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