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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阳
近年来，法国汉学家沙畹（Édouard Chavannes，1865—1918）的学术历程和汉学论著越来越为国内学人所关注。在20世纪，沙畹只是代表法国汉学的众多学者之一，其涉及中国历史，特别是西域史的研究被部分地译介到国内并得到了个别学者的回应。自21世纪以来，这位汉学巨擘成为了域外汉学史的重要研究对象，其学术地位得到了越来越清晰的认定。先后有若干篇文章综述了沙畹一生的学术成就，总结了他的治学特点，并将其置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欧洲学术史背景中，以理解沙畹何以成为“第一位全才的汉学家”。此外，更多沙畹撰写的专题论文被翻译成中文。以此为基础，专治海外汉学史的学者们也逐渐展开了关于沙畹学术生涯的某些细节的讨论，例如其学术思想的成因，其与同辈学者的交流等。但正如荣新江所言，构成沙畹学术殿堂的几块基石尚待以各种方式被介绍到中国，为学界所知所用。而这几块基石中，就包括这部《泰山：一种中国信仰专论》（下称《泰山》）。
《泰山》一书于1910年由巴黎欧内斯特·勒鲁书店（Ernest Leroux）出版。主体部分由六个篇章加简短的结论构成，末尾有附论一篇，题为《古代中国的社》（“Le dieu du sol dans la Chine antique”，下称《社》）。本书甫一问世，便得到了欧洲学界的广泛关注。仅在《泰山》出版的两年之内，就有至少五位语言文化和学科背景各异的学者撰写书评，总结沙畹的学术贡献，也以批判的眼光指出这部论著的不足。无疑，《泰山》引发讨论的首要原因是它对于当时西方学界尚不了解的东岳圣山进行了全面而详细的研究。然而更重要的是，该书为20世纪以降的欧洲乃至国际汉学界对中国宗教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议题和范式。也正因此，这部专著足以成为沙畹汉学世界的重要支柱之一。
沙畹的方法论根基
沙畹自中学起就奠定了良好的希腊、拉丁古典学基础。就学于巴黎高师（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期间，他将研究目标转移为中国，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École Spéciale des Langues Orientales, 即今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明学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学习汉语，师从冉默德（Maurice Jametel,1856—1889）。高师毕业之后，决定告别哲学投入史学研究的沙畹又接受了当时史学界的领军人物们的指导。佩罗（Georges Perrot,1832—1914）利用考古发掘和建筑遗迹来研究希腊历史文献的方法，以及莫诺（Gabriel Monod,1844—1912）建立的以严谨搜集和处理史料为特点的“方法学派”的熏陶，为沙畹日后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1889年至1893年，沙畹又获得了公派来华的机会，他进修汉语，与中国学人交流，并选定日后深入探索的研究主题。如此学术履历使得沙畹既具备良好的语文学功底，又接受了系统的人文学科训练。他既在法国接受了以培养学者为基本目标的精英高等教育，又有机会亲赴中国深入挖掘它的历史。
首次来华的旅程使沙畹确定了贯穿他学术生涯的两项研究课题：对司马迁《史记》的翻译与注解和对考古学、金石学文献的整理和分析。沙畹在研究《史记》时十分注重文献资料、石刻史料以及考古遗址等实物证据的互证。他的工作肇始于对《史记·封禅书》的译注。与此同时，他也着手搜集两汉画像和碑铭，兼及历代石刻以及各种民族文字的铭文。为了验证《封禅书》的记载，沙畹还两度亲临泰山，进行实地勘验。这两次旅程使得沙畹有机会获得更加丰富的金石铭文和经典史学研究中较少运用的新资料。这正是促成沙畹专门研究东岳信仰的契机。
《泰山》的方法论特点
我们在《泰山》一书中不难发现沙畹两次入华考察时积累的文献资料，以及在译注《史记》过程中形成的文献学和历史学的基本方法和理念。
首先，沙畹对泰山的考察带着对中国宗教史基本问题的思索。浏览《泰山》一书总分总式的篇章结构便可体会到沙畹的研究意图。绪论性质的第一章开宗明义地指出，作者的主要目标是理解山岳在中国宗教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作为五岳之首的东岳泰山何以在中国人的信仰实践中始终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下面五章充满细节地描述了泰山的主要神格。在结论中，作者重构了历史上泰山的神格层累式叠加的过程。泰山从一位身份不明的自然神明，逐渐演变为人神之间的沟通者，主掌生死的东方主宰，以及保佑妇女及孩童健康的女神。于沙畹而言，这是一份人类精神演化的概览，也是一部中国人造神的历史。泰山的诸多职权反映了人们面临高耸永恒的山岳时产生的情感，而追索这种原始朴素且一以贯之的情感是宗教史研究的必要课题。
其次，沙畹对泰山信仰全面而细致的研究基于多种资料的综合运用。按照证据的来源区分，沙畹使用的资料大约包括传世文献、金石学证据以及田野调查资料。
传世文献是作为历史学家和汉学家的沙畹最常使用的资料，是一切讨论的基础。除了与泰山信仰直接相关的正史和《岱览》《泰山志》《泰安县志》《泰山道里记》等地方史志，沙畹还旁征博引《诗经》《尚书》等儒家经典，或《搜神记》《夷坚志》等笔记小说，来验证或补充官方史志文献中的记述。此外，为一般史学家所忽视的文学性资料，如元杂剧《合汗衫》《看钱奴》等，也为沙畹所用，以理解泰山诸神在民众信仰中的形象。
沙畹使用的碑碣、摩崖铭文多采自《古今图书集成》卷十五、卷十六，《山川典》以及与泰山相关的四部方志。此外，沙畹也博览《金石萃编》《寰宇访碑录》《求古录》等清代文人学者编纂的金石学著作，以备版本对勘之需。除古籍中记录的铭文的转录稿之外，沙畹也十分重视相对更能反映金石文献原貌的拓片。他搜集拓片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与同时代海内外学侣互相交流，二是亲身登临泰山复制碑铭。
1891年1月24日，沙畹首次登上东岳之巅。1907年6月17日至25日，他又在俄国弟子阿列克谢耶夫（V. M. Alexeev，1881—1951）的陪同下再次对泰山进行考察。加之在华北其余地区调研时获得的材料，沙畹在《泰山》中使用的田野资料包括：1.泰山石刻的拓片；2.实地探访山间名胜景观后绘制的泰山全图；3.第二次登山沿途由随行的周师傅拍摄的照片；4.与泰山相关的物质文化，尤其是历史文物的保存状况，如第五章提及的某些石碑由于游客的涂改已经漫漶不清；5.从与居民的交谈中获知的文献或文化知识，如第二章提到的与登封知县林裕焘谈及阴与阳在山川文化中的含义。
再次，沙畹对资料的理解务求精准。《泰山》在方法论上的显著特点是对大量史料的翻译和阐释性注释。第三章到第五章译注了与泰山信仰直接相关的三种文献：《后汉书》《旧唐书》和《宋史》中有关封禅礼制的内容、不同时代的祭告文以及立于泰山之上的十一通石碑。阐释性注释主要包括：1.某历史人物的生平信息；2.某历史事件的概貌及相关资料；3.某词汇或表达方式的出典；4.文献真伪及可信度的推定；5.对文献内容或形式的批判性阐释；6.与西文文献的比照；7.交叉注释指明同一文献如何被用在不同章节中。这些注释的目标很显然是保证沙畹的翻译臻于信达之境，同时建立文献网络，扩展阐释的可能性。诚如莫东寅所评价：沙畹的译注“不特为翻译之品，且兼有考据之功”。
总之，沙畹使用的形式多样的资料始终是互证互补的。这既能最大程度地保证沙畹理解泰山信仰的准确度，又能允许作者以此为基础对宏观题旨提出富有洞见的观点。同样的方法论特色在附论《社》中也有所体现。作者搜索、考释、翻译和阐发了反映古代中国社神信仰方方面面的文献资料，并时常将历史记述与现实情况做对比，综合地分析根植于中国宗教思想中最原始的情感。我们或可将这种收放自如的研究方法命名为“多重证据法”。但是必须指出，文献始终在“多重证据”中占主导地位。这也是《泰山》以及沙畹的大多数研究呈现出19世纪语文学风格的主因。
学科分支的建立
受惠于沙畹的研究者不胜其数，我们只能挂一漏万地提及最具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著作，分析他们在方法论层面上的反思与创造，以描述从《泰山》发展而来的庞大研究网络。
从20世纪初至今，东岳研究一直没有从西方汉学家的视野中消失。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研究者致力于补充和发展沙畹的研究。有的学者尝试搜集未被《泰山》囊括的一手资料。沙畹的学生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于1921年拓印并翻译了一通不见于《泰山》的石碑，讲述了1900年前后泰安县令如何为防止轻生者于“舍身崖”自杀而订立规制。慕阿 德 （Arthur Christopher Moule，1873-1957）在为1925年贝克尔（Dwight Condo Baker，1892—1971）出版的《泰山：中国圣山东岳》（T’ai Shan: An Account ofthe Sa⁃cred Eastern Peak of China）一书撰写书评时提到，如果能将《泰山志》全文译成英文，将对学界大有裨益。此外，自1925年起，学者们已经对泰山的朝圣进香活动产生了兴趣。慕阿德也提到，若能根据地图和田野调查描述朝圣之路上的重要庙宇和景观，并配以照片，将是对《泰山》的一项重要补充。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学者们进一步扩大文献证据的范围，将描写朝圣东岳的文学作品纳入到研究视野中。柯睿（Paul Kroll）搜集和评述了描述登临泰山的中古诗歌，并强调了理解中古中国世界的仙山圣地的重要性。杜德桥（Glen Dudbridge）、吴北仪（Wu Pei-yi）和伊维德（Wilt L.Idema）三位学者，分别使用清代小说、明代文人游记和元杂剧，探讨了帝制晚期的文学和文人世界中的泰山进香与官方史志的记述有何异同，并尝试还原各个时期的朝山动机、香社组织、进山时间、朝拜对象、活动路线、民间习俗等。所有这些研究都试图借助文献资料来讨论关于朝山进香的宗教社会史问题。
布赖恩·多特（Brian R. Dott）于2006年发表的《身份的反观：中华帝国晚期的泰山朝圣》，发表于《泰山》出版的百年之后，是一部进香圣地的文化史。作者一方面呈现了泰山作为圣地的文化含义，另一方面分析朝山活动如何帮助不同类型的进山者建立、巩固或重构各自的社会文化身份。这部书综合使用了各种文献，并且积极地挑战现有的社会科学，尤其是宗教学中关于朝圣的理论。。
2022年，韩书瑞又为泰山研究贡献了物质文化的视角。她的《泰山之神》（Gods of Mount Tai）将目光投向泰山诸神信仰遍布的华北地区，以理解不同的地方社会如何利用当地的物质资料来使居民“熟识”来自东岳的神灵。作者调用了与泰山相关的文献记载，华北各地的地方史志，以及造像、绘画等视觉资料，来呈现在一千年的漫长历史中，东岳诸神如何从泰山走向华北，又如何在物质文化的层面上建构泰山的“熟识感”。
欧美学界对于“社”（土地神）的探索也源于《泰山》，尤其是它的附论。相对而言，这个研究分支具有明显的人类学特色。从1910年让·普齐鲁斯基（Jean Przyluski,1885—1944）对越南东京（Tonkin）的土地信仰的研究，到1998年丁荷生（Kenneth Dean）在中国福建莆田对“社”做的历史学和人类学调查，再到2002年戴德中（Alessandro Dell’Orto）对中国台湾地区土地神的考察，学者们已经将研究目光投向整个东亚和东南亚。他们广泛地思考“土地”的地位、神职和管辖范围等命题，也关注土地信仰的地方性、国家对地方信仰的干预、传统与现实的历史性关联等话题。人类学家们沿用并发展沙畹在《社》一文中使用的方法，从整体上形成了关于社神信仰的跨文化对话。
最后，《泰山》一书还创立了中国宗教史的一个分支：神圣地理学。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认为，沙畹对泰山的研究，以及1956年苏远鸣（Michel Soymié,1924—2002）对罗浮山的研究，共同为这一分支领域指明了道路。神圣地理研究的是空间如何被结构化和神圣化。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系列以中国圣山为研究对象的著作应运而生，其中包括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1913-1991）对茅山的研究，何瞻（James Hargett）对峨嵋山的研究，罗柏松（James Robson）对南岳衡山的研究以及马德伟（Macrus Bingenheimer）对普陀山的研究。他们共同关心的是中国宗教社会中的各种力量，包括皇家祭祀、地方信仰、道教、佛教等，如何形塑一座圣地的地形特征、宗教社会象征和政治文化意义。从事中国圣地研究的学者通常会充分利用山志这一综合性文献，利用版本比对、文本分析甚至数字人文等方法论工具，对某些经典历史地理课题进行跨文化反思，如圣地的多重角色、关于圣地的集体记忆、圣地的空间分布和分层、圣地对政治或精神权威的巩固等。
综上，由《泰山》发展而来的研究分支，其实不断在探索扎实的文献功底和跨文化宏观探讨的理论敏感度之间的微妙平衡。无论从研究主题、提问方式、文献整理、理论视角等哪种角度分析，这些研究都得益于沙畹在《泰山》一书中呈现的材料、结论以及前瞻性的提示。
（作者为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明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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