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与责任

　　■雷浩鑫

　　2005年4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举办了一场有关汉代武氏祠的专题展览，并出版了一本多达六百多页的图录，展览与展览图录的标题都取作“重塑中国的往昔：‘武氏祠’的艺术、考古和建筑”（Recarving China’s Past: Art, Archaeology, and Architecture of the“Wu Family Shrines”，展览图录以下简称“《重塑》”），其中收录了大量与武氏祠相关的学术文章和资料。此外，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还组织了国际学术研讨会，邀请了众多专家、学者参与讨论。值得注意的是，编者在展览与图录的标题中给“武氏祠”加上了引号，表达出对其真实性的怀疑。尽管图录编者对“重塑”（re⁃carving，也可以译为重刻）一词有模糊的解释，但在具体讨论古代石刻时，该词却被用来描述伪刻和后世对前代石刻的翻摹，这便暗示了武氏祠可能并非汉代文物。事实上，图录中的部分文章也对历史上被视为汉代文物的武氏祠的真实性提出强烈的质疑，认为它可能与武氏家族无关，也可能不是祠堂，而是后来的复制品。

　　白谦慎教授是受邀参加此次研讨会的学者之一。在接到会议邀请后，他最初提交的论文聚焦于清代发现武梁祠的著名学者黄易的学术和艺术成就。由于展览图录很晚才寄到与会专家手中，导致白谦慎教授在与会前并未充分了解展览及图录的具体内容和意图。直到会议举行，他才发现展览的主题竟然是挑战武梁祠作为汉代文物的可靠性。特别是会议的主要组织者刘怡玮（Cary Liu）发言的论文，其基本假设和论证方式都有明显的问题，白谦慎教授在会议过程中就已提出质疑，但因没有细读图录，无法在会上更多地辩驳。会后，白谦慎教授细致阅读了收录在《重塑》一书中戴梅可（Michael Nylan）和刘怡玮质疑武梁祠真伪的论文，发现其中的错误不胜枚举，令人震惊。经过严肃的思考，白谦慎教授有感于该议题关系重大，出于高度的学术责任感，他认为必须撰文明确指出相关论文的不当之处，否则，错误的学术观点就会肆意传播，不明真相的人也会以讹传讹，甚至很可能在学界带动一股不负责任的“疑古”风尚。

　　本次展览的图录《重塑》，收录多篇论文及武氏祠等汉代遗迹拓片的图文条目。其中只有少数几篇文本与“重塑”的主题相关，分别是：刘怡玮的《策展人的序言与致谢》（Curator’s Preface and Acknowledgments）、《作为重塑往昔的武氏祠》（The“Wu Family Shrines”as a Recarving of the Past）及《重置武氏祠：一项类型学研究》（Recon⁃figuring the “Wu  Family Shrines”:A Typological Study）三篇文章，以及戴梅可的《“泥古”：武氏祠简史（150—1961）》（“Addicted to Antiquity”(nigu）:A Brief History of the“Wu Family Shrines”,150—1961CE）。其他的作者，例如李安敦（Anthony BarbieriLow），主要讨论了东汉石刻工匠，鲁惟一（Michael Loewe）则聚焦于汉代的丧葬等，这都与武氏祠是否属于“重塑”的问题无甚关联。因此，白谦慎教授的质疑、辩驳，主要针对刘怡玮和戴梅可两位作者的观点展开。

　　白谦慎教授的商榷论文由英文撰成，首先收录于2008年普林斯顿大学美术馆出版的论文集《反思重塑：汉代与武氏祠的理想、实践及问题 》 （Rethinking Recarving: Ideals,Practices, and Problems of the“Wu Family Shrines”and Han China）中，日文版亦于同年问世（黑田彰子、坪井直子、中村直美译，幼学の会）。2017年，贺宏亮将这篇文章翻译为中文，正式刊发于《中国美术》2018年第2期。此文后又被收录于秦明主编的《内涵暨外延：故宫黄易尺牍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8年）。2019年，此文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制作为专书出版，最终定名为《武氏祠真伪之辨：黄易及其友人的知识遗产》（以下讨论皆依据此书），迅速引发学界广泛关注。

　　全书主要分为四个部分：概述部分交代了写作的缘由及动机，第一章梳理黄易的交游圈，第二章分析黄易的拓本，第三章延伸讨论中国古代的金石著录。作为长篇批判性的驳论,作者在《概述》中明言：

　　在学术研究中,由于知识和方法上的局限,每个人都会犯错。我们从错误中学习，容忍他人的无心之错,忽略那些细枝末节的错误,通过相互之间富有建设性的批评,避免未来再次出错，以此来促进学术的进步。（第1—2页）

　　但在《重塑》的几篇相关文章中，错误既多且重，不啻黑白颠倒，竟到了让人不能容忍的境地。基于此，白谦慎教授在此书中对刘怡玮和戴梅可文章所涉及的诸多问题，给出了严厉的批评，并就辨伪问题进行了深入而透辟的分析。至于全书的写作目的，正如白谦慎教授在《概述》中所言：

　　一方面，向读者介绍黄易及其友人学术生活的诸方面，他们是18世纪中国最优秀的学术群体，他们在学术研究中不仅才华横溢，而且特别谨慎细致。另一方面，我将讨论《重塑》一书中某些质疑洪适《隶释》的文章在论证方法和事实材料方面存在着的严重错误。因为18世纪中国学术界取得的成果不仅丰富杰出，还与我对《重塑》两位主要作者的反驳意见直接关联，因此，我的上述两个目标也紧密相关。当我向读者介绍黄易及其友人所取得的学术成果时，我将继承他们的研究方法，来分析讨论《重塑》一书中存在的问题。（第8页）

　　武氏祠遗址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汉碑和画像石群之一，其丰富多样的内容展现了东汉时期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制度信仰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武氏祠经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洪适等人的著录而进入学者关注视野之内。到了清代，在被黄易重新发现后，武氏祠进一步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黄易是乾嘉时期金石学的关键人物，其诗文书画皆可观，尤精篆刻，广交游，对彼时金石文化共同体的形成有显著贡献。20世纪30年代，美国汉学家费慰梅（Wilma Canon Fairbank）便利用黄易的拓片（照片）对汉代武氏祠进行了深入研究，使得武氏祠研究成为国际学界的一大热点。然而，美国学界对黄易和他在金石学史中的贡献尚未充分认识。

　　在第一章《黄易的交游圈》中，白谦慎教授除了简单介绍了黄易的家境、官职和访碑活动外，着重讲述了黄易的学者朋友和乾嘉时期的学术风尚。乾嘉学派重视考据，其基本原则是：穷搜遍讨，无征不信，实事求是。乾嘉时期，与考据学相关联的“辨伪”学术风气也十分流行，学者们在经过一番细致的考察和研究之前，往往不会轻易认可和接受古代遗存之物。白谦慎教授在介绍黄易及其友人学术研究领域、治学旨趣的过程中，对刘怡玮和戴梅可的部分错误学术观点也展开辩驳。即如关于“府丞”一词的使用，赵明诚《金石录》和洪适《隶释》中都曾提及武氏家族中的武开明曾担任过吴郡“府丞”。清代学者叶奕苞在研究《武斑碑》时也深入探讨了“府丞”一词，他认为，在唐代以前，“府”并不指称某级行政管理机构，因此在汉代指称“郡”这一级行政长官的助手时，“郡丞”比“府丞”更为合适。然而，叶奕苞也指出，在汉代碑刻中确实存在使用“府丞”的情况，表明“郡丞”与“府丞”二者可以通用。戴梅可则在引用叶奕苞的论说后，轻率得出《武斑碑》可能是唐代重刻或伪造的观点。这一结论虽基于《武斑碑》中出现的“府丞”职位和叶奕苞对“府丞”一词使用的分析，但这很显然有对叶奕苞的观点加以误读和断章取义的嫌疑。针对戴梅可的观点，白谦慎教授综合运用传世文献和存世实物进行反驳。他不但列举了《集古录》《金石录》《隶释》等金石文献和《汉书》《后汉书》等唐以前史书中出现的数十处对“府丞”的记载，还以现存于四川雅安地区的汉代《高颐阙》铭文中出现的“府丞”二字加以佐证。此外，白谦慎教授引用了学者劳幹结合传世文献与出土简牍等考古材料得出“府丞”和“郡丞”可以互换的结论，证明了戴梅可误用叶奕苞之说来否定《武斑碑》为汉碑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通过白谦慎教授的详细剖析，戴梅可文章中的失误之处显得无可遁形。在本章中，类似的精彩批驳尚有对刘怡玮误读“朱明”的指证。整体而言，该章介绍了乾嘉学者严格的学术标准和高超的学术水平，强调了黄易的武氏祠研究是建立在严谨且扎实的考据基础之上的，这也为论证武氏祠的真实性确定了基调。

　　在第二章《黄易的拓本》中，白谦慎教授首先介绍了拓片在乾嘉文人间的流行和黄易及其友人对拓本制作的重视，并详细解释了拓片制作过程中的一些关键概念。这些讨论不仅是对若干名词的常识性介绍，而且是围绕刘怡玮和戴梅可在《重塑》一书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展开的。两人认为欧阳修是北宋最可靠的金石学家，并声称他曾被流放到武氏祠的所在地任城，在那里撰写了关于《武斑碑》的文字。戴梅可将欧阳修的著录视为权威，进而认为，由于欧阳修从未提及武梁祠中的石阙，所以这些石阙和铭文绝非汉代原刻：

　　在欧阳修的相关著录里，从未提及过石阙。而从情理上讲，欧阳修流寓于任城之时不可能不去注意到如此重要的碑石。（第35页）

　　诸如此类的误读还有不少，比如他们还忽视了对欧阳修所持拓片质量的讨论，坚持认为欧阳修所见的拓本就一定优于赵明诚和洪适的，甚至以此质疑赵明诚和洪适的学术诚信，片面地认为：只要比欧阳修《集古录》中所载《武斑碑》的文字多，则后出的这些拓片很可能系伪作。这种轻率的结论显示出，两位作者对拓片制作过程缺乏基本了解。因此，白谦慎教授详细解释了“精拓”“洗碑”等概念和两宋之际南北商品交换频繁等史实，以反驳戴梅可的质疑。更令人意外的是，白谦慎教授在查阅欧阳修的著述和相关年谱后发现，被刘怡玮和戴梅可援为立论基础的“欧阳修流放任城说”竟然缺乏基本的文献支持——他们没有为这一论点提供任何文献出处，尽管文章中大量的注释看似提供了充分的论据，但实际上只是相互引证，缺乏原始材料的支持，存在结论先行、循环论证的问题。这种错误可能并非故意为之，但反映出他们在论述过程中存在道听途说和主观臆断的问题。白谦慎教授在这一章中提供了许多详实的论证，有效地反驳了刘怡玮和戴梅可关于武氏祠是后世“重塑”的观点，同时也凸显了遵守学术规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刘怡玮和戴梅可的文章不仅质疑了武氏祠作为汉代文物的可靠性，同时质疑了我国自宋代以来的金石学传统及古代学者的学术能力和诚信问题。而以上质疑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二位学者在进行跨学科研究时对金石学、版本学、书法史、官职史等领域的基本知识了解不足所造成的。例如，对于训练有素的文史学者而言，在选择古代典籍引用时，如果有其他精、善版本，原则上不会选用“四库全书本”作为研究基础。但刘怡玮和戴梅可恰恰选择了“四库全书本”《隶释》作为讨论基础，而《四库全书》本《隶释》的底本——1588年刊本《隶释》，存在许多严重的错漏。由于二人未能充分利用其他更完善的版本进行参照，且忽略了前辈学者对1588年刊本《隶释》问题的讨论，遂在讨论之际错误频出而不自知。

　　针对这一问题，白谦慎教授在第三章《古代金石著录》中详细梳理了洪适《隶释》的版本以及前辈学者对《隶释》的校勘和研究。文章详细讨论了《隶释》的不同版本及其流传，尤其对1588年刊本的由来、后世评论及产生错漏原因的来龙去脉，做了详实的考证。刘怡玮和戴梅可因版本使用不当产生的错误也被一一指出。如戴梅可曾据1588年刊本和“四库全书本”《隶释》的记载指出洪适《隶释》与赵明诚《金石录》记载的矛盾之处，并以此质疑洪适的学术诚信和武梁祠的真伪问题。她认为，《隶释》收录的《武梁碑》碑文表明是武开明为其兄长武梁竖立了石阙，而这种说法与《金石录》中记载的碑文完全不符。《金石录》中所载是武开明及其三位兄弟竖立了石阙，根据武氏家族的谱系，武开明比其兄武梁要早三年去世，按照常理是不能预知修建石阙的，否则就得承认他们不是为了武氏祠墓地建立石阙（第62页）。白谦慎教授在系统研究《隶释》的版本后指出，上述矛盾的出现是因为戴梅可不了解在1588年刊本《隶释》中，编者误将《武梁碑》碑文和洪适跋《武斑碑》的文字混为一篇，造成了误读。如果以传世其他善本来与1588年刊本进行比勘的话，本可以很容易发现这个错误。除以上案例外，刘怡玮和戴梅可关于1588年刊本《隶释》的理解、翻译和表达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这些问题显示了二人未能准确理解《隶释》的结构和内容，以及洪适的学术贡献。针对二人在论文中对《隶释》的诸多误解，白谦慎教授都予以详细的批驳，展示了极为扎实的文献功底和分析能力。

　　如今回溯起来，在该展览举办之时的美国汉学界，一股“疑古”风潮正在兴起，其中部分学者由于文史基础不牢，在缺乏充分历史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对已有定论的古代文物进行无端质疑。普林斯顿大学作为国际知名学府，由资深学者在其美术馆主持举办的展览，竟也受到不良风气的大肆侵蚀。若不及时予以反驳，这种不负责任的“疑古”风潮可能会对海外学术界造成严重的误导。鉴于此，白谦慎教授此著对这种不负责任的风潮予以了果断批驳，是一篇不得不为又敢作敢为的学术文字。他认为，今人并不是不能对古代的权威和经典进行质疑，但质疑的前提是必须遵守学术规范：

　　我们可以对权威和经典进行质疑吗？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不过这样的质疑必须遵循普遍接受的学术规范。戴梅可和刘怡玮在提出他们的质疑之时，并未提及那些已有的不支持甚至否定他们观点的研究成果和论据。他们既不引用也不讨论这些材料，似乎这些学术史的背景材料根本就不存在。而比起这种对已有成果视而不见更为严重的是，他们用大量的对原始材料的误译和误读来支撑自己的论点。这种有严重问题的研究方法，不仅不能论证他们所提出的观点，反而让其陷入了被严肃质疑的境地。（第7—8页）

　　在白谦慎教授写作论文期间，以研究汉代美术和《孝子传》蜚声国际的日本学者黑田彰教授也连发多篇论文，对《重塑》一书中的错误观点展开批判，论证极其全面细致。二人组成“学术联盟”共同抵制了这股对武氏祠的无端质疑。尤需说明的是，白谦慎教授用英文撰写的论文乃是在美国这一辩论主战场上发表的，在拨乱反正上发挥了直接且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此以后，武梁祠作为汉代文物的真实性不再被人质疑。这篇近五万字的长篇驳论，也是目前为止全球华人学者中唯一批判“武氏祠翻案闹剧”的著作，观点鲜明，论证有力，体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缜密的研究逻辑。白谦慎教授在我国伟大文化遗产和学术传统遭受不当质疑时挺身而出，抱持着巨大的学术责任感和学术勇气，以精湛的著述维护了武氏祠的历史地位及自宋代以来传统金石学的尊严。在《武氏祠真伪之辩：黄易及其友人的知识遗产》中译本出版之前，这场辩论在国内鲜为人知，尤其是对于非汉代研究领域的学者。所以，此书的出版，可以让大家更加充分地了解这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学术公案，增益对伟大文化遗产和学术传统的爱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