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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为心声，字为心画”
左宗棠喜好书法。据《左宗棠年谱》记载，左宗棠在12岁时开始留意书法。道光二十年开始，左宗棠到安化为后来的女婿陶桄授课，虽独身一人在外教书不免寂寞，但很快他发现陶家“碑帖甚多，便计划将其拓出带回湘潭，继续参详。道光二十九年（1849），左宗棠就向贺仲肃推荐“抄经习篆”之法——所抄的经书，是《诗》《书》《易》三种。左宗棠认为通过抄经学习篆书，既巩固了经文，又提高了书法水平，还能修身养性，可谓一举多得，“但须印九宫格。篆好则真书断不致俗，且亦可养心也”。
收藏、把玩、印拓碑帖的记载时常出现在左宗棠的通信和著作中。光绪三年，他在《法华寺碑跋后》中透露，道光初年，二哥左宗植曾从劳崇光处借来贺长龄所藏的北海《法华寺碑》，他喜欢不已，“爱玩不置”，只是劳崇光很快就将此帖要回去了。54年后的光绪三年，有朋友送来此帖的另一拓本，正在肃州驻扎的左宗棠十分高兴，把玩之后，立即复拓一份留存。
左宗棠虽喜欢碑帖，但不夺人所爱。这样的例子，除《法华寺碑》之外，还有很多。比如牛鉴曾为两江总督，和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与英国签订《中英南京条约》。左宗棠出任陕甘总督期间，牛鉴之孙牛端将《成亲王墨迹》送给左宗棠。左宗棠虽然十分喜爱，但欣赏过后只是加了一段跋语便璧还，“牛氏世宝之，勿为豪家所夺也。识此还之”。
除此之外，左宗棠欣赏后题写过跋尾的书法作品，还有桐城张氏所藏的《名人书画册》、范仲淹的《范文忠公墨迹》和《何子贞墨迹》等。
借阅别人所藏字帖之外，左宗棠自己也搜罗、购买、拓印碑帖：咸丰十一年（1861），正在皖南一带与太平军作战的左宗棠，竟然收藏到了苏东坡和刘墉的书法作品，不禁喜出望外，赶紧送回家里好好珍藏，“吾于屯军乐平段家时，无意中得东坡书手卷一轴，元明人题跋颇多，极可爱玩；又石庵先生手书一册，皆至宝。今以与尔曹，好为藏之”；同治九年，他告诉儿子“字帖箱托沈吉田觅便寄家”；同治十一年，他就拓印了《华山碑》《三忠祠碑》等。其中的《华山碑》，他一下子就拓印了300本，还送给了沈葆桢、胡雪岩、黄子穆等。到了后来，因为要的人太多，竟然还不够送，“《华山碑》伯和拓三百本寄兰，尚不敷分送”。也是这一年，左宗棠在信中告诉儿子们，“近得阁帖数本，明肃王刻，此间板尚存；有便再寄归分赏也”。
左宗棠爱好书法，也为友朋所熟知。咸丰十年三月，被牵连到樊燮案中的左宗棠离开湖南巡抚幕府，曾到胡林翼英山大营。在英山期间，曾国藩得知左宗棠因缺纸而写不好篆书后，派人专程送来宣纸，“知日内为篆所苦。此间今日送宣纸十二张至英山……请试之可用否。如不可用，当专人至江西买纸”。
互赠书法成为左宗棠酬答友朋的有效工具。左宗棠书法作品留存颇多，赠送过曾国藩、胡林翼、张曜、谭钟麟等等。主政陕甘期间，他曾亲笔书写“天地正气”四个大字。后来，当地官员将其刻成石碑（现藏于西安碑林）。光绪十一年（1885），陕西三原名士贺瑞麟为刻石题跋，称赞左宗棠“公之勋业若在天壤，书法亦高抗古人。……公之生 平 盖皆天 地之 正 气 发 泄 流露。兹幅心画亦见一端，俾览者触目森然，各知正气之在我，而不可有一毫自卑自污之私，即于世道人心不无裨补”。
有趣的是，书法还成了左宗棠去困除倦、与病魔作斗争的法宝。长此以往，书法水平竟有所提高。同治十二年时，他就对好友吴南屏说，“五十以后，患脾泻，饭后辄欲睡，乃取古法作篆驱魔。而誉我者即以为有异于人。愚亦欲窃能文章、善小篆之号以自娱也”。光绪五年，他赠送谭钟麟扇面并说，“弟近年遇倦怠欲睡时，辄即端坐作楷，以遣睡魔，必不可止，乃就胡床假寐半时，少慰魔意，以此为常，楷、行亦稍有进境。……昨午为公书扇一柄，拟由差便寄交，然苦不能速，恐纨扇到而秋风起矣”。即使据这两封信计算，从同治十二年到光绪五年，已经坚持了七年的时间，练习的字体，也从小篆发展到楷书、行书。这让我们深佩左宗棠毅力的同时，也深信他对书法的喜爱。左宗棠这些练习之作，不少还集结成册，“有宗棠篆书刻石四种，一《屡霜操》第十二本，一《东铭》第五本，一《西铭》第十本，一《正气歌》第十本，殆即为平时作篆之成绩”。
左宗棠书法，在当时看来已有令名。咸丰十年，胡林翼曾请其撰写《箴言书院碑铭并序》。其碑铭书法被曾国藩赞为“简重浑括”。同年，曾国藩作《何丹畦殉难碑记》，也请左宗棠用楷书题写碑文。
左宗棠书名、文名为其功名所掩，那其书法水平究竟如何？康有为说，“左文襄笔法如董宣强项，虽为令长，故自不凡”；章炳麟说，“宗棠篆书遒劲”；王潜刚说，“左季高篆书有功，书盈帖颇有古意，行书不称”。而秦翰才的评价最贴合左宗棠作为政治人物的身份，“综括宗棠诗文书法，似有相同之一点，即气势浩瀚，卓然不群，此亦其个性之表现，所谓言为心声，字为心画者也”。
“懂读书，博功名，还是佳子弟”
科举制度确立之后，中国大多数读书人最紧要的事情，就是中榜以谋取功名，所谓的“十年寒窗无人识，一举成名天下知”“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和这些观念相比，左宗棠的读书观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读书不在博取功名而在于明理、在于讲求实际，这是左宗棠读书观一个鲜明的特点。道光十三年（1833）第一次参加会试落榜后，在给曾将其录为湖南第18名举人的座师徐法绩的信中，左宗棠就透露了自己想致力荒政、盐政、河政等实务的志向，“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河、漕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求副国家养士之意”。第二次落榜后，他又告诉老师贺熙龄，自己正在研习古今地理，准备绘制全国山川地理舆图。
道光十八年（1838）第三次会试再度名落孙山后，左宗棠决意不再参加科考。在此期间，他不时透露出对科举考试甚至包括对诗文的鄙视之意。道光二十年，在给京城好友黎樾乔的信中，他就表示，“文如昌黎，诗如少陵，总为玩物丧志，何况以有用日月徇不可必得之科名邪？”现存的左宗棠对联中，就有这样一副：“未成报国惭书剑；故将诗律变寒暄。”联语上下句各辑自苏轼的两首诗，鲜明地体现了当时的左宗棠重书剑轻诗律的务实态度。
道光二十四年（1844），在给著名经学家、史学家罗研生的信中，左宗棠在称赞罗研生的儿子资质好、有器宇的同时，也希望其能多读有用之书，解决实际问题。否则，如果过多执着于字句的考证、解释，将影响未来的成就，“能令多读有用书，讲求实济，斯为妙特。若徒龈龈于词章、训诂之为，是小其成矣”。
时势造英雄。镇压太平天国是咸丰年间和同治初年清廷面临的最重要任务，朝廷对领兵打仗之人才的重视程度远比科举中榜者高，诚如咸丰皇帝对郭嵩焘所说：“左宗棠何必以科名为重！文章报国与建功立业所得孰多？咸丰十年（1860）起，左宗棠出山带兵，赴江西一带与太平军作战。机缘巧合，不到两年，即出任浙江巡抚。随着自己职位的提升，左宗棠更是深感科举功名并非仕途的唯一通道，为此频频告诫儿子们不必以科名为重：同治三年（1864），孝威已决定要参加会试，作为父亲的左宗棠似乎在给儿子泼冷水：“欲轰轰烈烈作一个有用之人，岂必定由科第？ 汝父四十八九犹一举人，不数年位至督抚，亦何尝由进士出身耶？”同治十三年（1874），他更是由举人补授东阁大学士——照惯例，大学士须进士出身，左宗棠以举人入阁，为有清一代所罕见。
一生之中前后遭际的巨大反差，使得左宗棠对科举功名的态度存在前后差异和矛盾：当年三次会试不中后，他自己心灰意冷，自然而然会对科举功名产生敌意，过度的自卑激成过度的自尊。跻身督抚后，对儿孙逐取科举功名之举，他也不反对——同治元年（1862），17岁的大儿子孝威被县学录取，左宗棠对孝威说，“人多以此贺我，我亦颇以为乐”；这年闰八月，孝威在湖南乡试中第32名举人，左宗棠在担忧孝威“年少侥幸太早”的同时，更是兴致勃勃地吩咐孝威刷印试卷分发亲友、答谢老师等。同治七年（1868），孝宽被录为府庠——即被府一级的官学录取，左宗棠得知后也是“为之一慰”；光绪六年（1880），为了让儿子孝同能在乡试中取得好成绩，远在哈密的左宗棠亲自根据《四书》拟了21个题目，要在肃州的孝同每月写6篇，每篇写作时间为一天，写完后寄到哈密，由他判改。这种做法，可以说，就是当下流行的模拟考试。
跻身督抚后，左宗棠对八股文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他将八股分为真八股和假八股，为自己这一转变张本。同治三年，孝威决定要参加会试，左宗棠同意之余，去信告知孝威，求功名和做学问并不矛盾，“尔意必欲会试，吾不尔阻。其实则帖括之学亦无害于学问……只如八股一种，若作得精切妥惬亦极不易”。——“帖括之学亦无害于学问”，左宗棠这番话，是将做八股文和研究经世致用的学问相打通。
年轻时，左宗棠反对一心博取功名的原因，是他认为当时的读书人，大多数是只知道一门心思琢磨如何写好八股文，对真正的学问反而弃之不理，“专心做时下科名之学者多，留心本原之学者少”。他还很敏锐地指出，当下国家时局日坏都是由于大多数人只知学八股而无真才实学造成的：“近来时事日坏，都由人才不佳……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应该说，在当时，这样的观点十分前卫。
将八股文分为真八股和假八股之后，那种“写一笔时派字，作几句工致诗，摹几篇时下八股，骗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的做法，就被左宗棠批评为假八股。至于真八股，他认为想写好也不容易，“要作几篇好八股殊不容易”“非熟读经史必不能通达事理，非潜心玩索必不能体认入微。世人说八股人才毫无用处，实则真八股人才亦极不易得。明代及国朝乾隆二三十年以前名儒名臣有不从八股出者乎？”
虽然反对子孙们以博取功名作为读书的唯一目的，但左宗棠始终要求他们读书。在他看来，读书能让人明事理，义理悦心能使人心情高兴，能使子弟不改耕读本色，“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读书能令人心旷神怡”。他甚至现身说法，以亲身经历为例，告诉儿子们读书的好处，“读书养身，及时为自立之计。学问日 进，不患无用着处。吾频年兵事，颇得方舆旧学之力。入浙以后，兼及荒政、农学，大都昔时偶有会心，故急时稍收其益，以此知读书之宜预也”。
至于左宗棠心目中最理想的状态，是既懂如何读书，又能博取功名，还是佳子弟。光绪二年（1876），已经年逾六十的他对儿子孝宽说“读书只要明理，不必望以科名。……不过望子孙读书，不得不讲科名。是佳子弟，能得科名固门闾之庆；子弟不佳，纵得科名亦增耻辱耳”。这样的心情，应该说，和天底下大多数父母，并无二致。
（本文摘自《孤勇：左宗棠新传》，刘江华著，岳麓书社2025年2月第一版，定价：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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