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院士聊读书

　　何泽慧和钱三强是一对功勋卓著的科学家夫妻。1992年，钱三强因病逝世，此后19年中，何泽慧一直居住在当年的老房子里。中科院多次劝她搬到新盖的院士楼，她不搬；对钱三强生前留下来的一切，她都尽量不去动它，家里的陈设几乎没有变过。不论是卧室还是书房，她都尽可能地保持着丈夫生前的样子。我多次造访何泽慧的家，知道走廊尽头，朝南的房间，便是钱三强生前的书房，尽管钱老故去多年，但书房里面所有的陈设，包括书柜书架和书都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连天花板垂吊的白炽灯也没有更换，墙上挂着郭沫若手书马克思名言：“‘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只有崎岖小路上攀登不怕劳苦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书赠三强同志以为纪念。”

　　眼前的一切布置，仿佛回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面的每一本书，每一件物品都带着夫妻俩人的体温，让到访者流连忘返。何泽慧说：“这样既可以纪念丈夫，也为自己的心里留存一丝慰藉。”钱老去世以后，何先生就很少进入书房，她在自己的卧室里放了一张写字台和一个书架，书籍和生活用品混杂在一起。床头悬挂着她和钱三强的大幅肖像和全家福照片，整个房间显得零乱而无序。所有家具都十分陈旧，尤其窗台式空调十分突兀，像一件老古董。隔壁就是钱三强的书房，偶尔，她会一个人坐在钱三强的书桌前，静思片刻。此时，书房里所有的物品，仿佛又活了。

　　何泽慧的眼里容不得半点虚假，她性格率真直爽，从来一是一、二是二。我们聊起当下的学风，老人讲：“现在到处讲创新，哪有那么多的新？ 在原有的基础上，能够有一点进步就不错了。”她欣然提笔，写下“立足常规，着眼新奇”八个大字，这是老人对于科技创新的理解，可以启发后人细细品味。

　　有一次，我到何泽慧家，请她核实简历，老人直言不讳地说：“总把钱三强和我放在一起发现铀的‘三分裂、四分裂’，他是他，我是我。”听者不禁愕然。后来我才知道，这不是老太太的自尊。1947年11月22日，首例铀核俘获慢中子产生的四分裂，发现于巴黎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何泽慧的名字写在钱三强的前面。当年她考清华大学物理系，叶企孙教授对这个成绩优异的女生并不看好。因为物理系教学难度比较大，课业繁重，每年毕业率很低，他认为女生难以坚持下来并顺利通过考核，何泽慧用自己的成绩给了叶企孙教授一个改观。晚年，她依然对叶企孙先生有意见，说他重男轻女！ 曾有记者问道她：为什么会对物理有兴趣？何泽慧答道：“其实没什么兴趣不兴趣的，哪个对国家有用，就学哪个。”

　　尽管八十多岁了，老人依然每周坚持坐班车上班，依旧提着一个旧人造革书包，书包带子断了，用绳子系着。她的衣服上有补丁，脚上穿着解放鞋，生活一直保持着简单朴素的作风。但她始终对科学饱满热情，探索的脚步从没有停歇过。何泽慧曾说：“国家是这样一种东西，不管对得起对不起你，对国家有益的，我就做。”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林兰英院士家中没有专设书房，客厅也不见书架。她的书全部放在中科院半导体所办公室。见面寒暄后，我直奔主题，老太太似有准备地说：“除了专业书外，我平时不喜欢读文学作品，但是有两个阶段不得不找小说读。”原来，20世纪50年代她在美留学时，非常渴望了解新中国。当时美国报纸常常诋毁共产党，在宾州大学图书馆却藏有不少中文书籍。于是她借了《吕梁英雄传》《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两部小说，从中了解什么是革命战争和农村土地改革。在图书馆还能借到新中国出版的《人民画报》。老人回忆道：“我还记得画报上介绍山东青岛的图片拍得十分美丽，心想回国后一定要去青岛看看。”阅读小说和画报加深了对新中国的了解。1955年夏天，林兰英成为宾西法尼亚大学建校115年来的第一位中国博士，也是该校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博士。

　　1957年林兰英返回祖国。回国不久得了急性腹膜炎住进医院，医生不让她看业务书，可以看小说，在医院里她第一次读完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老太太告诉我，自己就出生在一个封建大家庭里，书中描写的许多情景与她童年相似。因为是“长女”，意味着她必须担负做家务、看护弟弟责任，她6岁就能做好供全家人吃的两大锅饭。封建大家庭歧视女娃，不想让她读书，她以绝食相逼才上了小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争得读书权利的同时也塑造了林兰英坚强不屈的性格。1936年，林兰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福建协和大学，当时整个莆田县，女大学生屈指可数。这次，林宅大院充满了喜庆气氛，当年“没用的东西”成了林家的宠儿，母亲格外高兴，为出了个女大学生而感到自豪。

　　回国后，林兰英和同事们拉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根锗单晶；1958年国庆前夕，又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根硅单晶；1962年拉制成功砷化镓单晶；1964年，砷化镓二级管激光器问世；1987年，林兰英和同事们又异想天开，利用卫星拉制成功了两块太空砷化镓单晶，这一“国际领先”的科研成果，受到全世界科学家的关注，林兰英赢得了“太空材料之母”的桂冠。因为工作劳累，1996年夏天，林兰英又一次住院。医生交待不能考虑工作，可以看小说调节神经。她笑着补充说：“我总是住院才能读书！”从那时起她喜欢上历史小说，尤其是二月河的作品。出院以后，从黄昆院士那里借来《雍正皇帝》，接着又读了《康熙大帝》《乾隆皇帝》。看完后两人还一起交流康熙治乱，雍正治腐，给康乾盛世打下政治、经济基础的读后感。不久林兰英孙女也买了一套二月河的著作，她又抽空仔细看了一遍。老太太幽默地说：“我不是学历史的，但二月河如果在北京，我要跟他讲，雍正皇帝的结局写得不好，不如电视剧拍得精彩。”

　　谈话越来越轻松，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到了，临别时老太太说：“我这一辈子没有什么后悔的地方。唯一后悔是没有练好毛笔字。现在最怕题词，签名。”她风趣地说：“告诉年轻人既要读好书也要写好字啊！”

　　“人生的步履总匆匆，但只要走近书架就会流连止步，心情自然而然地变得宁静安详。读书人之所以珍惜自己的书房，就是因为有了书就有了一份独立自得，有了一种寻求知识的渴望。”

　　面对占一整面墙的大书柜，沈院士如数家珍地介绍：“这排是原生动物学、遗传学著作；这排是生态环境类著作；这是最新的学术期刊……”我也不失时机地频频按动快门。

　　沈韫芬5岁上学，20岁大学毕业，小时候读书并不自觉，考试为了应付家长。那时功课不重，学习没有压力，放学后常到弄堂口书店看课外书。念中学时接触了地下党组织，偷偷翻看《西行漫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上海刚解放，沈韫芬就加入共青团。“父母希望我当个医生，结果考入金陵大学后改学生物。想起当年团中央书记胡耀邦‘青年的任务是学习学习、再学习’的话，读书的劲头可足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国家急需人才，我们提前毕业分到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所。我觉得读书的目的还是很重要的，为父母而学有动力，为国家而学更持久。”1956年，沈韫芬被派往苏联留学。考一门无脊椎动物学，导师一下子抱来16本参考书，堆起来有一尺多高，都是俄文原版书，她当时惊呆了。于是只好在每本书的重点处先用笔译出大意，再抄到笔记本上，16本书变成几本笔记本，最后浓缩成十几页的核心知识，顺利通过了考试，四年后获得了副博士学位。“我尝到读书由厚到薄的甜头，笔记本要薄，但知识要厚，知识面要宽，才能随时拓展，触类旁通。”沈韫芬强调，要做一名开拓性的读书人，读书不是为了重复别人的工作，而是要努力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做人家没有做过的工作。“现在各种各样的书出得很多，我们要学会选择，要审读，更要思考。读书后思考是一种沉淀，一种积累，一种无形的力量，可以让我们活得厚重、大气、睿智不俗。”

　　沈韫芬的研究特色是创造性地把原生动物分类学和生态学紧密结合，使之更好地为国民经济服务。几十年来，她系统研究原生动物分类区系，调查了我国22个省区系分布，已鉴定近2千种，新种35种，论著10余部。代表作《西藏高原的原生动物》被国外同行评价为“原生动物领域的经典”。开辟了我国从南到北不同温度带土壤原生动物调查，获得种类组成特点和季节变动规律。她建立《水质—微型生物群落监测—PFU法》国家标准。该标准系国际首创，美国、韩国、英国、德国同行表示赞赏，誉为“世界领导者之一”。

　　（本文摘自《院士书房与书情》，侯艺兵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24年9月第一版，定价：86.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