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鲁迅与“无耻文人”黄萍荪

　　■薛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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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年，黄萍荪托郁达夫向鲁迅索字。当年6月28日，鲁迅日记云：

　　下午为萍荪书一幅云：“禹域多飞将，蜗庐剩逸民。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又为陶轩书一幅云……二幅皆达夫持来。

　　1981年版《鲁迅全集》对黄萍荪的注释是：

　　1902年生。浙江杭州人。1933年通过郁达夫向鲁迅索字幅，鲁迅为之书五绝一首。1935年编辑《越风》半月刊时将此诗手迹刊登于该刊封面，进行招摇撞骗。1936年又多次写信向鲁迅约稿，为鲁迅拒绝。

　　2015年版《鲁迅全集》对黄萍荪的注释是：

　　黄萍荪（1908—1993） 日记又作黄苹荪，浙江杭州人。1933年通过郁达夫向鲁迅索字幅，鲁迅为书五绝一首。1936年编辑《越风》半月刊时多次写信向鲁迅约稿，为鲁迅拒绝。同年10月他曾将鲁迅所书五绝字幅刊印于该刊第二十一期封面。

　　二者相比较，2015年版《鲁迅全集》不仅纠正了1981年版错误的信息，还删除了“招摇撞骗”这个字眼，更加客观理性。

　　秦硕编著《鲁迅书法珍赏》（辽宁美术出版社2019年版）对黄萍荪的介绍是：

　　报刊编辑。黄曾一面在杭州的小报上造谣诽谤鲁迅，一面通过在杭州的郁达夫向鲁迅求字索诗。鲁迅因不知其身份，于一九三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书此诗稿赠之。鲁迅逝世后，黄谬托知己，把此诗稿影印发表于《越风》。

　　“谬托知己”这样的字眼也带着较重的主观色彩。

　　《无题（禹域多飞将）》是鲁迅应黄萍荪索书而写下的自作诗。尽管黄萍荪当时同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的许绍棣（呈请国民党中央“通缉”鲁迅者）等人走得很近，但到底是年轻人，又由郁达夫代为索字，所以鲁迅还是给他写了一幅字。

　　在《“禹域多飞将”欲挂费踌躇》一文中，黄萍荪描述了拿到这一诗幅的情形：

　　1933年的一天，郁达夫给黄致一书：“有好消息面告，速来！”黄很兴奋地去了，郁赤膊会客，先是引用三国时祢衡“击鼓骂曹”的戏，向王映霞辩解赤膊会客并非不成体统。之后，郁便去室内拿出仿澄心堂纸的书件，说：“诺，鲁迅还算卖了我的面子！ 不过盘得很密，首问萍荪为谁？ 我说是杭州某报的青年记者；次问陶轩作何生理？ 我说他依祖荫为生，读书人也。最后，鲁迅怪我‘好事’，又说‘下不为例！’”郁达夫又说：“打开读读写给你的这首五言绝句自己去领会吧！”

　　说着为我揭去牛皮纸卷的粘口，豁然展开心仪已久的鲁迅手迹。小说《基督山恩仇记》写一个人进入宝窟时的情景，那是幻想中的描绘，无动于读者的内在，而我当时获此诗幅，倒真有如握瑰宝一样的感觉。因为这是我敬爱的一位作家所喷薄出来的诗句，并通过他的智慧的手指，留下的不朽书法，应该说是比一切矿物中的稀有结晶更可贵！ 尽管我对他的诗当时还只能就字面得到一知半解的领会，但把这三尺纸捧到手里时的兴奋情绪，却是无法用笔墨和言语所能状其万一的。（黄萍逊《风雨茅庐外记》，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5年版，第38—40页。本文所引黄文均自此书。）

　　黄得到鲁迅的手迹确实如获至宝，在这里使用了许多溢美夸张的词汇。

　　郁达夫问黄是否看出了诗中的含义，黄乞教，郁便讲了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中央“通缉”鲁迅之事。“现在，他知道你这个报纸属于省党部统辖，为诗刺讥，惩彼暴虐。如果你拿回去裱而张之，万一被他们中间的识者窥破，办你个‘为敌张目’之罪，反省院中岂不要为君挪出一席，款待佳宾了？ 所以，求是求来，为祸为福，还望得主好自为之！ 如自为之！”

　　黄半信半疑，觉得郁虽是忠诚相告，又似危言耸听，思想上虽有过斗争，最后还是挂了出来。黄自述直至抗日战争前夕，虽与浙江省党部中的核心人物常有来往，但也平安无事。

　　不过也有回忆文章指出，黄萍荪悬挂了这首五绝诗后，他的表伯兼蒙师钱家治过访。钱家治即钱均夫（钱学森的父亲），与鲁迅有“四同”的关系：同游扶桑，同立章太炎门，归国后同执教于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同事于教育部。钱家治自然非常懂得鲁迅，他认为鲁迅此诗讽刺的是此前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鲁迅的旧案，矛头明显指向党报。于是，钱家治劝黄萍荪不如收起此诗幅：“当思找一吃饭之地不易，犯不着栽这风雅筋斗！ 更不能轻视党老爷们都不懂，诗，须知王孚老懂得的不比鲁迅少，他能把这二十个字的涵义看到骨髓里去。”“王孚老”即王孚川，清末留日学生监督、同盟会会员，当时是国民党浙江省党部监察委员会的“马首”。（散木：《是“无耻文人”还是民国名编──杭州文人黄萍荪与鲁迅的一段旧事》，《中华读书报》2010年3月17日。）

　　于是，黄萍荪就把鲁迅诗幅从墙上取下来了。

　　2

　　鲁迅诗中的“禹域”代指中国，相传大禹治水后把中国分为九州。“飞将”，指国民党和日本的空军。这是理解这首五绝的关键。

　　鲁迅为黄萍荪写诗前后，曾作《王化》(后收入《伪自由书》)，揭露国民党政府的罪行。此前，1933年2月，广西部分地区瑶民以打醮的迷信方式聚众起义，鲁迅读到《大晚报》载，国民党“宽仁的王化政策”，是派了三架飞机到瑶洞里去“下蛋”，在三万瑶民之中杀死三千人，使他们“惊诧为天神天将而不战自降”。鲁迅讽刺道：“呜呼，草野小民，生逢盛世，唯有逖听欢呼，闻风鼓舞而已！”这篇文章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处查禁后，鲁迅愤慨地说：“然则惟有一声不响，装死救国而已！”所以，鲁迅这首政治讽刺诗，揭露和控诉的是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时局不靖、人民难安的现实。

　　1935年10月，黄萍荪在杭州创办小品文半月刊《越风》，任主编，这也是鲁迅家乡的一份刊物。《越风》先是半月刊，共出二十四期；第二卷起改为月刊，出至第二卷第四期（1937年4月）停刊，除一份增刊外，共出二十八期。

　　1936年初，黄萍荪三次写信邀请鲁迅为《越风》写稿，鲁迅复信拒绝，并直书云：“三蒙惠书，敬悉种种。但仆为六七年前以自由大同盟关系，由浙江党部率先呈请通缉之人，‘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身为越人，未忘斯义，肯在此辈治下，腾其口说哉。奉报先生殷殷之谊，当俟异日耳。”（360210致黄萍荪）

　　意思是说，浙江党部通缉过我，身为浙江人，这点我没有忘，怎么可能在此辈治下发表文章呢？口气虽尚委婉，不失身份，但情绪已溢出纸外。

　　黄萍荪不甘心，此后又于三个月内七次去信，鲁迅皆未复信。

　　鲁迅“被通缉”事，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鲁迅1936年回忆旧事时说：“当我加入自由大同盟时，浙江台州人许绍棣、温州人叶溯中首先献媚，呈请南京政府下令通缉，二人果渐腾达……”鲁迅还写道：“有黄萍荪者，又伏许、叶嗾使，办一小报，约每月必诋我两次，则得薪金三十，黄竟以此起家，为教育厅小宦，遂编《越风》，函约名人撰稿，谈忠烈遗闻，名人逸事，自忘其本来面目矣。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然一遇叭儿，亦复途穷道尽。”

　　黄萍荪晚年为文，曾对当年鲁迅斥责他办小报丑诋他的这一说法进行了辩解，谓之“莫须有”。他质问道：“鲁迅是唯物辩证主义者，始而闻青蝇之嗡嗡，生气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青蝇之伎俩除嗡嗡外，‘双’与‘赃’两缺（即“捉奸捉双、捉贼捉赃”)，例如叶、许嗾办的小报以何名？‘每月约诋两次’的文以何题？ 口说不算，更须有实物为证，这叫‘人赃并获’。”（据散木文）

　　3

　　鲁迅逝世后，这首诗才与读者见面，最早发表在《越风》第二十一期（1936年10月31日出刊），是黄萍荪纪念鲁迅的一期杂志，封面影印刊出了诗稿手迹：

　　禹域多飞将，蜗庐剩逸民。夜邀潭底影，玄酒颂皇仁。

　　萍荪先生教正。鲁迅

　　钤“鲁迅”白文印。

　　黄萍荪后来自述，在刊物封面刊登鲁迅的手迹，是冀望“杂志限期能不胫而走，小子之名亦可附骥尾而招摇过市”。这种促进营销的手段，也并非不可为之。这期杂志还刊出了黄萍荪的悼文《鲁迅是怎样一个人》以及鲁迅的一篇旧文《谈所谓的“大内档案”》，黄萍荪加了按语。

　　那这幅手迹最后去了哪里呢？黄萍荪回忆：“三七年冬，日寇陷杭，撤走仓卒，未能身与物俱，家破，物也自然尽亡，只是不知落入谁手？”但在战争年代，身外之物，不再挂在心头。八年后黄回去一看，门庭依旧，人事全非。黄试着跑遍杭州上中下三城的荒摊冷肆，也没能找到杳如黄鹤的“禹域多飞将”。1956年至1970年，黄在“牛棚”的阅览室中翻阅研究鲁迅的各家著作，惊悉“禹域多飞将”已落户日本。

　　这一情况在许广平的回忆中也得到了印证。

　　1956年8月，许广平访问日本，意外地见到了这件手迹。此时手迹已经转手，被日本反原子弹、氢弹大会的事务总长（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安井郁所收藏。8月30日早晨，安井郁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许广平下塌的旅馆，“他拿来一幅鲁迅手迹，本意是要我鉴定真伪的。打开一看，赫然是鲁迅的笔迹”。内容即是“禹域多飞将”那首《无题》诗，上款写的是“黄萍逊属”（许文回忆有误，应是“萍荪先生教正”）。

　　安井郁请许广平解释诗的意思后，又问黄某是何许人，许广平就告诉他：

　　那小子自称是青年，请求鲁迅给写字。凡有青年的要求，鲁迅是尽可能替他们办的。待到寄出不久，鲁迅的字就被制版做杂志的封面了。而这杂志，是替蒋介石方面卖力的，当时鲁迅看到如此下流的人这样地利用他的字来蒙骗读者，非常之愤恨，这愤恨之情，至今还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许广平《鲁迅在日本》，原载《文艺月报》1956年10月号，收入《回忆伟大的鲁迅》，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164页，下同。）

　　许广平给安井郁介绍完有关情况后，安井郁说：“如此说来，我得到这幅字比黄某胜多了。”

　　许广平说：“如果有灵魂的话，鲁迅倘有知，亦会觉得这幅字有个着落了也！”

　　安井郁表示：“我将好好地保存这幅字，作为安井家传家之宝！”

　　许广平也客气地说：“作为中日间为和平事业而奋斗的文化因缘，那倒是佳话呢！”

　　此后，凡涉“禹域多飞将”诗幅的文章，多引用许广平之说。

　　事实上，许广平的记忆明显有误，因为鲁迅的字幅影印到黄萍荪自己主编的《越风》半月刊第一卷第二十一期（1936年10月31日）封面上，已在鲁迅病逝12天之后，鲁迅是看不到的。

　　因此黄萍荪感慨：“兹二十字所给我加上的桂冠，已高可檐齐！达夫先生往矣，不能为我作证，书此幅的鲁迅先生墓木已拱，从何而诉此‘缺席宣判’之冤呢？”

　　这幅鲁迅字幅原件流落日本后，国内就很难见到其真容了。所以，《越风》封面是刊载鲁迅这一手迹的唯一出版物，弥足珍贵，故以“蒙骗读者”视之，似有失公允。

　　鲁迅对黄萍荪印象恶劣确为事实，许广平讨厌黄萍荪也是事实，核心原因应当与黄萍荪用“冬藏老人”的化名发表一篇《雪夜访鲁迅翁记》（《越风》第一卷第五期，1935年12月16日出刊）有关。

　　这篇所谓“访问记”完全是想象之文，其中写道：

　　本月上旬，海上初雪，北四川路一带，如银洒地。余得某君之介，持函往访……

　　他有一个非常宠爱的男孩子，今年较老人要少五十年，名字叫海婴。起居食用，均极华贵。公子海婴乃二夫人许氏所出，许为两广宿将许崇智侄女，年三十五六，态度大方，装饰朴质，善治家，侍老人眠食尤周……

　　黄文中还说鲁迅“不喜欢给人占半字便宜”，这些话都毫无根据。特别是称许广平为“二夫人”，那在黄萍荪的心目中，朱安无疑是正室，而许广平就是妾了。这样的提法既不厚道，也犯了大忌，极大地刺激了鲁迅夫妇。鲁迅“非常之忿恨”，恐怕就是对黄萍荪这篇文章的态度，而不是对《越风》第二十一期上影印鲁迅手迹的态度。黄萍荪晚年承认此文向壁虚构，又辩称自己当年只是为了招徕读者而已。

　　黄萍荪为了扩大刊物影响而不择手段地硬拉名人文稿，又乱拉政要（如陈立夫、陈布雷、许绍棣、叶溯中等等）为“赞助人”，所用手段确是相当无聊，为业内所不齿。如果说他后来受到什么非议的话，也是其来有自。

　　对黄萍荪晚年所写的《风雨茅庐外纪》，柯灵先生评价：“读《记风雨茅庐》所述，材料实在，凿凿有据，也没有什么卖弄玄虚的迹象，读来感到翔实可信。人之相交，各有因缘，名士伟人，也不例外。如确曾亲炙者，不论深浅，只要不是志在自炫，自可各以所知，本着诚实谨严，忠于历史，忠于自我的精神，为一得之贡。”（《关于〈记风雨茅庐〉——答黄萍荪》）

　　这段话主要评价《风雨茅庐外纪》的文本，持论极为稳妥，读之可对黄萍荪多一层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