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年谱研究推动元代文学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

　　■余来明

　　在中国古代文学、文化研究领域，元代的研究虽然算不上门庭冷落，却也无法与中古、唐宋、明清等时段的研究等量齐观。在这一领域耕耘的学者，相比其他领域的研究者来说，受到的关注也相对更少。而如果只是就文学研究领域来说，这种对照之下，元代文学研究缺少显示度和影响力的情形则越发明显。在此背景下，邱江宁教授在元代文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可谓令人瞩目。十余年来，江宁教授相继出版《元代奎章阁学士院与元代文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奎章阁文人群体与元代中期文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元代馆阁文人活动系年》（人民出版社，2015年）、《元代中期馆阁文人传记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中华书局，2021年）等。近些年来，江宁教授专注于“13-14世纪丝路纪行文学文献整理与研究”的重大课题，出版有《中外交流与13-14世纪丝路纪行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2年）等，视野所及，已经广涉蒙古帝国时期世界文学的诸多方面，展现出宏阔的学术眼界，并以卓有成效的研究带动元代文学研究进入“世界文学”的行列当中。

　　江宁教授从事元代文学研究，时时注重将其建立在扎实、深细的文献研究基础之上。以笔者有限的了解，目前元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及其研究仍主要处于“初级阶段”。《全元文》《全元诗》《全元戏曲》《全元散曲》等一代之文献的集成，在前辈学者的努力之下已编成出版（其中查洪德教授主编的《全辽金元笔记》正在出版过程当中），其他各类史书、笔记、总集、别集的整理也颇具规模，对推动元代相关领域的研究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在利用文献展开基础性研究方面，相比于唐宋文学研究而言，仍有着很大的差距。比如在对文学研究而言具有基石作用的文人年谱、文学编年、文学资料汇编等研究方面，今人编纂的元代文人年谱、文学资料汇编至今仍屈指可数，现有的两种元代文学编年史（杨镰《元代文学编年史》和笔者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也因为各种原因而难称详尽。在此背景下，江宁教授将大量精力投入到《吴澄年谱长编》（以下简称《长编》）的编纂上，80万字宏大规模，在在可见其以传统学术方式实现元代文学研究向深入发展，进而创造元代文学文化研究大观的抱负和追求。

　　宋人吕大防在为杜甫、韩愈编纂年谱之后指出：“予苦韩文杜诗之多误，既雠正之，又各为年谱，以次第其出处之岁月，而略见其为文之时，则其歌时伤世、幽忧切叹之意粲然可观。”（《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首）为文学作品的正确理解提供事实基础，可以说是年谱编纂之于文学研究最基本又最重要的意义之一。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曾设想过一种类似史料长编的文学史：“苟今世之编著文学史者，能尽取当时诸文人之作品，考定时间先后，空间离合，而总汇于一书，如史家之长编之所为，则其间必有启发，而得以知当时诸文士之各竭其才智，竞造胜境。”（《元白诗笺证稿》）陈氏从史家的眼光出发，提醒文学史的研究应建立在事实考定的基础之上，而这样的做法对于文学研究来说同样有所启发，不但能够在研究中能够做到“知人论世”，还可以更加充分、全面反映文学文化历史演进的复杂脉络和交错情形。

　　江宁教授编纂的《长编》，聚焦的是元代思想、文化、文学、教育等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文人吴澄。全书以详细编年的方式对其生平经历、交游交往、学术思想、文学创作等进行全方位呈现，其意义不仅在于对于他作为个体文人、学者的相关事实作系统梳理和考辨，同时也能以他为时代的观照点，对元代前中期学术思想的演变、文学风尚的变迁等做出全面的分析与评价。就像《长编》绪论中所提示的，“吴澄学术的重大意义更需要与他的人生历程、与时代的变化进程以互文互训的方式结合起来理解”。

　　在元代前中期的思想、文化、文学、教育等各个领域，吴澄均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长编》的绪论通过征引他人论说，对吴澄在元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有所概括和描述。然而在经历时代变迁之后，这样的论断又往往缺乏确切的事实作为理解基础，很难从中看到不同思想相互交锋、主流观念生成演变、地位影响确立形成的具体过程。年谱长编的编纂从某个方面来说恰好可以弥补思想、文化研究中“过程”缺失的不足。反映在《长编》中，可以看到著者在记录相关事件时，不但根据历史事实进行准确系年，同时还以按语形式进行颇为详尽的考释与辨析（在引述古代史料同时，也大量征引现代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使得《长编》的研究意识更显突出），以此呈现相关事实背后所具有的丰富思想、学术内涵。例如，吴澄任教国子监期间与许衡在教育、学术理念上的分野，历来为论者所关注，学界认识也有不同。《长编》在“元仁宗皇庆二年”一条系录虞集所作《送李扩序》一文时，就吴、许二人的学术、教学观念是否一致问题进行考辨，并对吴澄离任国子监的相关原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长编》这种看似琐细的考辨背后，可以看到著者在不同历史事实之间建立联系，对相关学术问题、学界争议予以重新认识的用心与深意。

　　年谱的编纂是一项综合性、多层面、全方位的学术研究。不但要求著者对所有涉及这一时段、相关人物的史实有全面掌握，还需要在系年述史同时，对存在抵牾的史实和记述进行辨析，在看似不相关联的史实之间建立联系，为历史人物的命运与经历、思想的渊源与变化、时代的变迁与转折等提供言之有据的理解和解释。以《长编》的第一条系目“冯此山在江西抚州创建临汝书院”为例，此年（海迷失皇后称制元年、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年）吴澄降世，人生刚刚开启，书院的创建看似与吴澄没有关联。然而若是通览《长编》全书，则可以发现，吴澄一生学术思想的渊源与形成、师友交往等又都与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思想中朱陆会同的倾向即发源于此。《长编》通过“吴澄拜程若庸先生于临汝书院”（元世祖中统五年，1264年）、“吴澄与程钜夫相识”（元世祖至元四年，1267年）、“吴澄约此年从学于程绍开”（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年）、“吴澄至临汝书院，作《临汝书院重修尊经阁记》”（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等系目，从一个侧面呈现出这一发端于地方的学术思想，如何借助于由地方而走向全国的杰出思想家而成为时代思想、文化潮流。

　　作为一种中国学术传统中具有深厚积淀的旧学功夫，年谱的编纂一方面是“以事实决事实”（王国维语），强调通过排比史料呈现谱主一生的履迹、思想、功业和著述；另一方面，编纂者通过在年代顺序之下对各类史实进行征选与组合，于细微处见真义，在琐碎中蕴宏旨。江宁教授在《长编》绪论中论及全书体例时，对于年谱编纂过程中通过按语证解史料所蕴含的深意已经有所例示，提醒读者诸君：史实的梳理与编年只是《长编》所具诸多奥义之一，由事实考辨出发形成较之前人研究更具启发意义的创见，进而推动元代文学文化研究向纵深发展，则是《长编》编纂所暗含的学术期待和价值所在。

　　（作者为武汉大学弘毅特聘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