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引驰：在自我的封闭圈子里无法看清自己

　　复旦大学中文系似乎有写文学史的传统：赵景深有《中国文学小史》，刘大杰有《中国文学发展史》，章培恒、骆玉明有《中国文学史》。2024年底，陈引驰也推出了自己的“文学史”《文脉的演进：中国古代文学史讲录》。全书融会历代文人学士与海内外学人的作品、卓识，文学情怀贯穿始终，打破定说，时有创见，纵向从先秦一贯而下直至近现代，横向则以文类从韵文、散文、诗歌到小说，交织成动态发展的包蕴文本、作者、文学事件、文学流变、读者接受等在内的中国文学网络，呈现文脉的演进。不同于教科书式板正严肃的面孔，这里有讨论，有推断，有质疑，有互参，有搁置不论，轻松代入，语句鲜活，如同亲临一流大学聆听了几学期的高质量文学史课。

　　当下人工智能（AI）对各行业带来的影响正是热点，谈及这一话题，陈引驰认为，AI会提供很多知识，知识总会更新，会超越前代。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没有办法回避AI潮流。就目前来讲，AI可以做综合处理，它可以提供信息，提供相对固定的知识点，但是AI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对这个世界的认识、理解和感悟，AI可能还做不到，那个部分其实是很重要的。无论是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都有很多具体的、客观的和可以验证的知识点，这些知识点连缀起来，不一定能完全构成人类对理解世界的认知。“我不知道AI以后会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起码目前来讲，我觉得人还是非常重要的，无论他从事怎样的工作。”

　　1

　　中华读书报：您对学术的兴趣是如何养成的？ 从什么时候起确定了学术研究的方向？

　　陈引驰：我从小对读书有很浓厚的兴趣，对学术的兴趣很大原因是读书所致。

　　中学的时候先父曾借过一本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我读了非常喜欢，摘抄殆遍。由此再生发出去，读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然后晓得钱穆也有同名著作；找梁的老师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找与康异议的章太炎的《检论》；再找后来与梁有学术论争的胡适，进而引申到顾颉刚“古史辨”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等，左顾右盼，目不暇接。

　　就这样不知不觉自然偏向了文史学术。中学时志同道合的朋友组社团，一次读书报告会上我讲的是当时最感兴趣的德国古典哲学；本科时的读书报告会我讲过清代学人和学术——这些有那么一点学术研究意思的报告，都是读相关书而引发的。

　　对我来说，好像从来没有人生目标选择的困惑，一路下来，就想在一个学术环境之中研读不辍。当然，这也是因为父母的榜样，从小就感觉这样的生活很有意思，合乎自己的志趣。

　　中华读书报：在复旦大学读书时，您硕士师从陈允吉教授，学习魏晋南北朝隋唐文学，博士又跟顾易生教授学先秦两汉文学。两位老师从事学术的风格有何不同？

　　陈引驰：我进入复旦读大学之后就没有离开，先是学生，而后任教，超过三十年了。我从许多老师那里受教，陈允吉老师和顾易生老师分别是我的硕士和博士导师，自然影响很深。他们两位指导我研习的古典文学的领域，时段上相互衔接，构成了我所熟悉的学问天地。

　　两位老师都是博览群书的真正学者，注重文史的结合。比如陈老师年轻时候就参加了“二十四史”中《旧唐书》和《旧五代史》的点校工作。他们对于传统的思想脉络也非常之了解。顾老师对先秦诸子的文本非常熟悉，我读书的时候每两周去他家上课，常听老师从一字一句入手，衍申出许多精义。陈老师则精于佛学，我从本科开始旁听他的课，佛教文学始终是我持续学习和研究的一个方面。而且他们的视野非常开阔。顾老师家学深厚，精通英文，身后得到他女儿的允许，我从老师的藏书中留取了多册韦勒克（RenéWellek）有关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英文著作作为纪念。

　　中华读书报：您著有《中古文学与佛教》，主编过“佛教文学经典”丛书，译过海外汉学研究著作《唐代变文》等，视野开阔，学识通达，是否有过人的记忆和才学？

　　陈引驰：佛教文化浩瀚无边，我所知极浅，不过初识门径，主要是基于古典文学，对传统文学的世界中所呈现的佛教影迹有较多的关注和研究，即使如此，范围也大致限于中古时代。

　　年轻的时候，喜欢读书，什么都乐意一探究竟，慢慢收束，越来越体会学术研究得明白自己的基础和立场，理想的是立足脚下、放眼世界吧。立足脚下，是因为只有这才是你真能下手处。李贺的诗说“少年心事当拏云”，壮志凌云是对的，可谁能真的把握云彩？ 对自身的基础和立场持有充分的自觉，才能切实展开自己的研究。但另一方面，仅仅关注脚下的路，没有仰望星空，终究也走不好、走不远。这时候你能看到的世界有多大，你便可能走多远。

　　2

　　中华读书报：您已经是国内《庄子》研究领域走在前沿的学者，曾出版《庄子精读》《庄学文艺观研究》等著作，开设的“庄子精读”课也是复旦大学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重读《庄子》？

　　陈引驰：传统中国的文化传统，道家是非常重要的一脉，而道家之中的老、庄各有其重要性。老子具有充分的思辨性，庄子则情理兼具。对传统中国的文士而言，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中，或许庄子的影响更为深刻。郭沫若就曾经说过，庄子泽被了半部中国文学史。如果要列举一份浸润庄子精神的名单，那从西汉初年的贾谊开始，不胜枚举。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要了解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不能不时常回溯到庄子。

　　《庄子》这部书也包含着非常丰富而重要的文化内涵。人们通常都接受这是一部思想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文学著作的观点，其文采不必说，作为道家的庄子，其思想也呈现出与老子不尽相同之处，比如《庄子》固然也常常谈“道”，司马迁在《史记》的庄子传里边认定庄子“归本于”老子。不过，其实《庄子》更强调的是“天”，荀子曾批评庄子说“蔽于天而不知人”，就点出庄子思想的聚焦点在“天”。这个“天”即“天道自然”，世间万物皆当以“天道自然”为归依。《庄子·逍遥游》界说“逍遥”是“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庄子》最后一篇《天下》评说庄子乃“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便都是这么一个意思。更近一步，庄子以为“天地精神”落实在万物之“性”，所以保守各物之性就是皈依、遵循天道自然，这就为实践合乎天道自然的生活提供了切实的路径，古代文人中，嵇康主张“循性而动”（《与山巨源绝交书》），陶渊明“性本爱丘山”，所以“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走的都是庄子的思想路径。

　　就学术史言，《庄子》不仅阐说了他自己的思想，而且包含了诸多观念、学说的印迹。从韩愈、苏轼到章学诚、章太炎，都曾指出庄子思想的儒家渊源，甚至直接认定庄学传承了儒家学脉。《天下》的后半篇包含了许多古代“名学”的命题，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提出在道家的老子和庄子之间隔了一个名学阶段，这是颇具洞见的。我们今天读《齐物论》，就很能体会到名辩的气息，虽然一般地说庄子对名家如惠施、公孙龙是持批判态度的。《庄子》中还有能与从《管子》《韩非子》到《吕氏春秋》《淮南子》相映证的黄老之学的内容。这些都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要了解古代的思想文化，不能不读《庄子》。

　　中华读书报：您怎么看庄子对当下的启发？今天应该如何客观评价庄子？

　　陈引驰：说到庄子对我们今天的启示，那也可以说举不胜举。从大的方面来看，我觉得最主要的在于扩大我们的视野、提升我们的境界，从而尝试着更从容地面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我曾经谈到庄子的三大突破。《庄子·秋水》中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曲士不可以语于道者，束于教也”，第一句是说不能如井蛙坐井观天，局限于自己所在的空间。第二句提出不能如夏虫无法了解冬日，仅生活在自己的短暂生命之中。第三句更了不起，揭明我们不能如乡曲之士只认自己所接受的文化教养，不能了解天下的大道。简而言之，庄子在这里指示了突破有限的空间、时间乃至文化的局限的方向。这也是我们今天一再重读《庄子》所能得到的宝贵教益吧。

　　3

　　中华读书报：您从1995年就在复旦大学给本科生讲“中国古代文学史”，30年后才把上课的内容梳理为《文脉的演进：中国古代文学史讲录》，有什么契机吗？

　　陈引驰：我从1993年开始在复旦大学任教，1995年第一次担任中文系必修大课“中国古代文学史”，从最初依循作为教材的刘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讲授，到逐渐基于自己的一些想法组织、梳理古典文学演进的脉络，经历了近十年，到本世纪初大致形成了现在的框架。那以后随着每一次讲课，都有改动。至今积累的讲稿有二十余万字。

　　《文脉的演进》这部书并不是我历年撰写的讲稿，而是以十五年前的一次授课记录为基础，进行补充、调整的结果，因而书的副题是“中国古代文学史讲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古代文学史的内容太过丰富和复杂，个人的知识、能力都太有限了，不敢自是到发表自己独力而成的文学史书稿。不过，受到朋友和学生的鼓励，出版一部“讲录”或许还有可能，因为这多少是课堂讲授的实况呈现，肯定有许多的缺憾，但就像没有一次演出是完美的，任何授课也都不可能完善——我可以此自我辩解。

　　这次整理的过程中，我个人感到高兴的，是不少由多年教研而来的有关古代文学史的想法，即使自知不够成熟，还是表达出来了。这部讲录，对于古代文学史极为丰富的知识而言，远远不能说是完备的。但想起来，这也要感谢复旦的学术环境和氛围，从来不会强行要求课程按照刻板的程式进行，给予教师自由表达的充分空间。

　　中华读书报：您在整体结构上是如何考虑的？导论分四节讲述中国文学的概念及文学形式、内容旨趣，鸟瞰“文学史”，附录“中国文学历史上的轴心时代”又分了九讲。如何提纲挈领地把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核心内容传达给读者，想必颇费思量。而且您的讲述并非平均用力，而是兼具各种方法，既讲诸子，也讲《左传》和《史记》。您是如何开始研究古代文学史的？ 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展开？

　　陈引驰：文学史绝对不是历史上曾经发生或存在过的文学事实（人物、文本、事件等）的总汇。那样的总汇是杂物仓库，永远没法也不可能穷尽。我1992年就发表过一篇文章，讨论文学史问题，认为文学史首先是一个理论观念的问题：什么是文学史容纳的对象？（比如新文化运动之前，戏曲、小说都不在视野之内，刘大杰先生《中国文学发展史》初版中司马迁《史记》都没有写到。）什么是文学史上前后关联的脉络和演变的动因？（是历史现实所推动？是文体的承传变异？还是文学观念或技术追求的结果？）这些问题都得有所考虑。所以我讲文学史，导论会花较多的时间，不能说得到了确凿的定论，但我们得试着想一想。

　　4

　　中华读书报：《文脉的演进》写作不拘一格。除文学外，诸子、史传都有顾及，将文学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表现形态都讲得非常清楚。且有中西文学对比，对古今中外引用非常多。您格外看重在古今贯通、中西比较的参照系吧？您认为在全球视野下观照中国文学有何意义？

　　陈引驰：《文脉的演进》谈史传和诸子，是早期文学史的基本内容。因为先秦时代尚未有后代清晰的文学、思想和史学的概念和分科。当时的“文学”可以说是存在于多种样态混融的文化体之中的一脉。当然从后世的观念论，有必要作一定的分析。所以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我着重谈了“文史之辨”。而在文学与思想之间，我主要疏理的是孔、孟、老、庄的思想观念，因为无论如何这些是数千年文士头脑中基本的精神底色。

　　至于中西比较的观照，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认识我们自己的传统不能回避的。今天不可能用论李白“飘逸”、杜甫“沉郁”一类的古典文学批评的范畴和话语来谈我们的文学传统了。中西文学固然有许多异同之处，但它们之间毕竟都是人类心灵之情与思的写照。钱锺书先生《谈艺录·序》“东海西海，心理攸同”的话理当记取。而另一方面，即使是两者的差异也是我们必需的资源。由差异才能更真切体认到各自的特点。“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只在自我的封闭圈子里是没法看清自己的。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看待AI技术对学术的影响？

　　陈引驰：我对新的媒体形式持相当开放和欢迎的态度。作为学者，主要的工作状态当然是埋首典籍，沉潜涵泳，寻觅蛛丝马迹，贯通千载文脉。但新媒体的形式乃至目前很热的AI技术，一则可以提供前所未有的学术研究的帮助——我们今天拥有前人包括我们研究的对象都难以想象的海量的信息和资源，并且可望得到基于海量数据疏理而来的有用信息。二则因为技术的进步，我们似乎在重回超越文字、结合图像的口传时代。人们能够更方便地通过新的媒介方式，诉诸口耳，来传播文化、相互交流。除了促成日常生活形态的改变，这也将对知识和学术的产生、传播产生相当大的刺激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