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对新中国文学出版事业的贡献

　　■商金林

　　冯雪峰1903年生于浙东一个偏僻的山村里，从小就受过劳动和生活的磨练，又特别爱好文学，1921年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求学时是该校“晨光文学社”的骨干。1922年5月，他与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结成“四诗友”出版新诗合集《湖畔》，成了全国闻名的“湖畔诗人”。1925年春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旁听鲁迅的课程，课余边写作边译介日本文学，在鲁迅主编的《莽原》半月刊上发表。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柔石的引领下见到鲁迅，从此成了鲁迅晚年最亲密的学生和战友。此后，冯雪峰在江西苏区默默地坚持艰苦的斗争，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皖南事变后被反动派关进江西上饶集中营，出狱后到重庆接编文协的机关刊物《抗战文艺》，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回上海，从事革命的统战工作。

　　新中国诞生时，冯雪峰专注于写作及整理研究鲁迅著作。1950年，他与唐弢一起筹建鲁迅纪念馆、恢复鲁迅故居，成立鲁迅著作编刊社并担任社长兼总编辑。1951年3月北京筹组人民文学出版社，周恩来点名要他出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奉命上任。作为新中国成立的第一家国家级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传承我国历代的优秀文学、译介域外文学、催促新中国新文学的诞生，对新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起着奠基和引领的作用。作为一个革命者，同时也是诗人、作家、文艺理论家、鲁迅研究专家，集文才武略于一身的冯雪峰则有着自觉的担当意识和开阔的视野，对新中国的文学出版事业，特别是对于推进“五四”新文学的传播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著名诗人、作家、编辑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聂绀弩回忆说：1951年，他从香港回到北京，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他一上任就接到冯雪峰的指示：整理中国古典文学遗产。他说雪峰强调整理遗产，就是要“给读者提供一个可读的本子”，不能随意删改古书，但可以通过注释条目再加上有分析的出版前言表达整理者的意图。这对于解放初期中国古典文学的出版工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商定的结果是首先整理人民性很强的古典小说《水浒传》。紧接着想方设法罗致人才，研究整理《楚辞》《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名著。冯雪峰学识渊博、思路清晰，受到古典部同人的尊敬。

　　对于“五四”新文学，冯雪峰更是情有独钟。作为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作家、诗人、鲁迅的忠诚学生和战友，冯雪峰和鲁迅一起发起和主持了“左翼作家联盟”，对“五四”新文学的发展史，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群体、对“五四”新文学都有非常客观而精确的评价和定位。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区文艺”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而“五四”新文学则被批评为“欧化”“非大众化”的“小资味”和“旧的文学趣味”，一些激进的文艺青年抱着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厌弃“五四”新文学，拒绝“五四”新文学的传统，把来自“国统区”和“沦陷区”的部分作家也视为需要改造的“旧知识分子”，正确对待和评价“五四”新文学成了新中国文学发展面临的最紧迫的课题。为了推进“五四”新文学的传播和研究，冯雪峰做了两件事，一是以“亲历者”的体悟撰写论文，对“五四”新文学进行客观而公正的评价，对阅读和研究予以引导。二是拟定“五四”新文学作品的出版规划，分期分批出版“五四”新文学，成了编辑出版我国现代作家全集、文集、选集的开创者。

　　冯雪峰对“五四”新文学进行客观而公正的评价的论文，影响最深远的是1952年7月至9月，他在《文艺报》发表的《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轮廓》一文，这篇论文对“五四”新文学作了很精辟而深刻的论述和阐释。他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无产阶级所领导的、统一战线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运动。”“五四”新文学的“主潮是现实主义”，“它的精神是非常革命的；它是完全为了适应人民的革命要求而建立的”。鲁迅是“五四”新文学“伟大的奠基者”。在文学史上“五四”新文学的来源有两个，一个来源“就是中国文学上的古典现实主义，尤其是宋以后发展起来的‘平民文学’或‘市民文学’中的古典现实主义”；另一个来源“就是欧洲近代和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特别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的现实主义”。强调“五四”新文学“并没有和自己祖国文学斩断了传统的关系。‘五四’新文学，这是中国文学适应着中国社会革命的需要（其中自然也包括对于世界进步和革命思想及文学潮流的适应）而引起了 巨大的变化和发展的结果。……当然，外国进步文学的输入，对于‘五四’文学革命有很大的影响，但在根本上决定这种影响的是中国社会的条件和文学的条件”。并把这种“巨大的变化和发展”界定为“是中国文学在中国革命的要求与推动以及世界进步文学的影响之下的现代化”。他解释说：

　　所谓现代化，在当时就是在思想上向民主主义革命的精神前进，在文学形式上向更适合于新的内容的形式前进。这样的现代化，是必要的，是伟大的革命行动，也正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目的。在中国社会和文学的历史条件之下，这样的现代化是不能不在世界进步文学的影响之下来进行的；就是说，外来的影响是必要的，是我们所主动接受。但是，如上面所说，这都是在中国社会和文学的基础之上来进行的；新文学的创造者们，尤其鲁迅，一方面分明受着外国文学的影响，一方面又分明继承着中国文学的优秀传统，并且完成了中国文学的新的划历史的发展任务。

　　在这里，我们可以重复一句，“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学运动对于中国文学史的伟大功绩，就在于：这个文学革命是进行得彻底的，它所实现的现代化也是彻底的，而它对于中国过去优秀文化的继承是创造性的继承，对于外国进步文学的影响的接受也是创造性的接受。这个伟大功绩及其革命的创造性的精神，是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我们应该肯定它和继续发展它。（《冯雪峰选集·论文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345、346页）

　　仅从上面的引文就可以看出冯雪峰的渊博和睿智。类似“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这样的提法，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才在学界流传开的，而冯雪峰早在1952年就率先提出“五四”新文学的进程是“文学的现代化”，从而突出了“五四”新文学的开创意义以及它与中外文学和中国革命进程的联系，这是冯雪峰对“五四”新文学研究和阐释做出的重大贡献。

　　在冯雪峰的引领和规划下，从1951至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鲁迅全集》《瞿秋白文集》《郭沫若文集》《茅盾文集》《叶圣陶文集》《巴金文集》《郑振铎文集》《蔣光赤选集》《叶紫创作集》《丁玲短篇小说选集》《王统照短篇小说选集》《沙汀短篇小说集》《叶紫创作集》《曹禺剧本选》《欧阳予倩剧作选》《阳翰笙剧作选》《岁寒集（陈白尘戏剧选集）》，以及《巴金短篇小说选集》《巴金散文选》《女神》《倪焕之》《子夜》《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各种单行本，入选的现代作家多达五十余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带领下，大规模多样化地出版“五四”新文学形成风气。至于冯雪峰亲自选编或主持的编辑出版工作就更多了，这里列举五项：

　　1951年10月，冯雪峰主持编印的方志敏烈士遗著《可爱的中国》影印本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书中收有方志敏的《清贫》《可爱的中国》《遗信》，以及冯雪峰写的《影印本说明》。他在《影印本说明》中说方志敏的这两篇作品和一封短信，“是方志敏同志就义前在狱中写的”，从狱中带出之后送到鲁迅先生手里。“我在1936年4月从陕北到了上海，鲁迅先生立即把它们交给我”，“我当时就转送到在陕北的中央了”。上海解放后，得到党中央宣传部的同意，由冯雪峰整理后“托上海出版公司影印三千本”（冯雪峰：《影印本说明》，方志敏烈士遗著《可爱的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第39―44页）。不难看出，《可爱的中国》是与冯雪峰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1953年8月，冯雪峰编定《瞿秋白文集》并写了序。文集共四卷，于翌年2月起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955年，冯雪峰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撰写了《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准备工作计划》《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研究性论文拟题计划》《〈鲁迅全集〉（新版）出版计划》。1956年5月，冯雪峰主持编注的十卷本《鲁迅全集》开始出版，至1958年10月出齐。此后鲁迅著作的二十四种注释单行本、十卷本《鲁迅译文集》，以及《鲁迅日记》铅印本也相继印行，蔚为壮观。

　　1957年9月，冯雪峰主持编辑的《应修人潘漠华选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应修人潘漠华是“左联”时期的烈士，也是早期杭州“湖畔诗社”的挚友。冯雪峰在为这本选集写的《前言》中介绍了“湖畔诗社”生成的始末，以及它在新诗史上的重要作用。收在这本选集中的《潘漠华小传》也是冯雪峰特意撰写的，是一篇不可多得的研究潘漠华的史料。

　　冯雪峰将自己定位为一名普通编辑，先后从事《叶紫选集》《郁达夫选集》《郁达夫文集》《新文学三十年集·短篇小说卷》的选编和校订工作。他敢于坚持真理、公而忘私的奉献精神在文艺界和出版界广为传颂。因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历史上的遗留问题，在如何看待郁达夫的问题上学界是有分歧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只在1954年出过一册薄薄的《郁达夫选集》。这本《郁达夫选集》，其实是1951年开明书店《郁达夫选集》初版本的改版本，除把丁易写的《〈郁达夫选集〉序》作为“附录”外，所收作品完全相同，这与郁达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冯雪峰认为郁达夫是一位真诚的有才华的作家。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多次讲到郁达夫“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在九月十七日夜间被日本宪兵部秘密杀害于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的荒野中”，是革命烈士。在冯雪峰的坚持下，经他亲手编定的《郁达夫选集》1959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为三辑，第一辑是小说，第二辑是散文，第三辑是论文，较好地展现了郁达夫的创作风貌。

　　与此同时，冯雪峰又坚持应该将《郁达夫文集》列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十年规划中，并承担《郁达夫文集》的编订任务。在《郁达夫文集》的编订过程中，冯雪峰认真地阅读原作，反复比较，决定取舍，“为了准备发稿，他将自己的藏书拆开粘贴，无可粘贴或舍不得拆书的就亲自抄写，如日记部分就是他亲自抄写的。”遗憾的是这部一百多万字的书稿连同《出版说明》及所附资料在“特定的年份”里散失了，因而未能面世，可他精心编撰的《郁达夫著作编目》保存下来了，成了郁达夫研究重要的史料。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编选《新文学三十年集·短篇小说卷》。为此，冯雪峰阅读了1919至1949年的全部短篇小说，基本上编就了一部三四百万字的选本。可以说，研究冯雪峰如果不关注他为新中国文学编辑出版事业，特别是“五四”新文学作品出版做出的贡献，那是极不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