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酒记

　　■黄仕忠 主持：丁帆

　　每年腊月，我父亲会用糯米酿制米酒，其色青白，俗称“白酒”，以与“黄酒”相别。至于城里人说的“白酒”，我们叫“烧酒”，以高粱配制。诸暨最有名的烧酒，系同山所出，名曰“同山烧”，其味香烈，堪与金门高粱媲美。吾乡有善饮者，于米酒黄酒已无甚感，须以烧酒为佐，方得滋味，每顿以“斤”论，习以为常。

　　我于何时初次饮酒，已无记忆。大约长得比桌子略高一些，就开始在家里做“司酒”，负责晚餐前舀酒、温酒。站到酒缸前，拨开稻草，掀开缸盖，垫一个小板凳，站上去，用陶瓷杯从酒窝中舀酒，装入锡制酒壶中。父亲特地用竹篾编了一个小圆筐，以作酒窝，舀酒时就不会把酒糟带入。缸中之酒，色泽青濛，诱人至极，我舀满一壶后，便再舀得小半杯，先自品尝。酒水清凉，入口略带一丝辛涩，余味转为香甜，就忍不住又来小半杯。时值严冬，却无冰冷之感。原来酒中有酵母菌滋生，有浓度，升酒温。酒入腹中，略生暖意，致人微醺，我晕乎乎溜入厨房，庆幸无人察觉。

　　长大后，我上桌与父兄一起喝热酒，又另是一种滋味。酒水温热，入口和缓，一线暖流，润喉浸嗓，抚揉于胃肠，舒展于四肢。舌尖上滋味醇厚，无烧酒之热辣，去红酒之滞涩，退黄酒之勾酸，唯觉绵软香绕，沁入心脾，浑身通泰，不可方物。私以为天底下的酒滋味，无过于此也！

　　在乡间，酒为奢侈品。我在童年、少年时候，年节、喜宴之外，极少有机会碰酒。且因年幼，无缘参加喜宴吵房（闹洞房）的猜拳斗酒，心颇向往，实只能旁观而已。上大学到杭城，身在异乡，时令年节，餐桌之间，最忆是此物。偶得回家，便先寻父亲所酿白酒，以解“相思”。父亲知我所喜，常用塑料壶装满让我带走。但家酿难以储存，酒离缸后味便异，端的是“此味只堪家中有”。

　　上大学某年暑假，我回到家，晚饭陪父亲喝“糟烧”（用糯米酒酒糟蒸制成的烧酒），有回甘之味，便多喝了半碗。饭后想起小时候“照黄鳝”场景，便独自一人，手持电筒，往田埂上转了一圈。一时酒劲涌上来，醺醺然仰卧于溪埂边的草坡上，溪水淙淙，草味扑面，满天繁星，辽远无际，偶有萤火虫舞过，唯不知身在何处矣！

　　初尝啤酒，是在上大学之后。时值西湖上放烟花，小组同学结伴往观。先在宝石山半山腰占得位置，带了面包等物，人手一瓶啤酒。啤酒，我虽从未喝过，自信一瓶不在话下。不意甫入喉咙，其味苦涩，难以下咽，又不能弃去，勉强喝完。回忆那晚，烟花甚美，啤酒难喝。

　　二年级初夏，我们班男生翻墙去隔壁杭州师院（马云读书那所学校）的大操场踢足球。我在前后场狂奔了两个小时，其实不曾踢到几脚球，却早已汗透球衣。结束后，班长建议去文二街喝鲜啤。那酒先经冰镇，味极凉爽，过喉入腹，浑身通泰。这才明白，喝酒与时机有关。燥热之际，喝一杯冰镇啤酒，真乃人间美味。不过我对于啤酒，通常也只一扎或一瓶之量，因为第一杯乃美味，第二杯以下，直至半箱、一箱，皆未得滋味，只是饮带味之水而已。后来去东京，与日本学者聚饮，都是先来一大杯啤酒，且得将泡沫弄得满满的，再大大饮上一口。饮完啤酒，再点清酒或其他。他们酒量实则一般，却真懂品酒之法。

　　说到清酒，其色透明，初次品尝，觉其味稍怪，酒度欠足，滋味略薄。后来与北大郭润涛兄相遇东京，他带我去小酒馆点清酒，各得一红漆木盒，内放酒杯，酒经冰镇，流注杯盈，满溢于盒，云生雾缭，清香扑面。举杯邀饮，滋味清凉，入喉润嗓，辛中有醇，余意无穷，恍觉灵魂飘然欲出，所谓琼浆玉液，大略不过如此。故饮酒一事，环境、用具、对饮之人，皆须对路，此人、此境、此心，各得其所，方能得其真趣。酒，犹只是媒介耳！

　　我父亲喜饮酒，不抽烟。据家兄说，父亲年轻时去绍兴卖番薯，被人灌醉，口吐白沫，浑身难受，被同伴用双轮车拉回。自此之后，饮酒从未过度。父亲曾多次叮嘱于我：适量吃酒，有助身体；烟无益处，勿要抽吸。平日谈论，也道酒为好物，微醺便好；吃醉难过，误事伤身。以我懂事后所见，我父我兄，都是保持酒品酒德，恪守不渝。我十八岁到杭城读书，八年后南下广州，不辞长作岭南人，都极少参与吃酒应酬。年轻时能饮，但并无酒瘾，且担心酒后喜眠，读不成书，所以很少喝酒。因自知酒量不低，在酒场来者不拒，但从未饮到失控。且无论饮得多少，均能面不改色。亦从不与人斗酒，以为无此必要。所以到广州近二十载，在中文系，同门之外，无人知我能饮酒。

　　2006年夏，与中文系孙立教授从北京去延安，在夜行的绿皮火车上，他买得一瓶不知品牌的53度白酒，邀我同饮。孙立兄向以“能酒”著称，更以善于劝酒而闻名，却见我未作推辞，欣然共坐，来者未拒，一瓶干完，他才惊诧地有了一个新发现：“黄仕忠你居然也能喝酒！”那之后，彼广为揄扬，使我能酒之名，才为传播，后竟被推为中文系第一。其实早此几年，我偶然闯入图书馆学界，便以酒事，赢得薄名，被称“无底之量”。原因无他，此界大佬，从北大、武大、南开到南大、上大、浙大，一半是滴酒不沾，其他人是一杯红酒便已面赤了。

　　我辈中真正善饮酒者，仍数中文系做古代文学研究的学者。更十余年后，我往金陵出差，南大中文系设席，张伯伟教授居主位，携徐兴无、赵益等一干酒友，与京城来的詹福瑞、廖可斌诸位斗酒相峙，独我旁观。帝都陪京，你来我往，各不相让；酒过多巡，瓶开数次，酒之量、语之锋，皆未分高下。于是相约后会。我提议不妨到羊城设席，三家分庭。两拨人马皆面露疑惑，伯伟兄睨视道：“广州哪有能喝酒的？”我悠然回告：“广州有黄仕忠啊！”

　　只是岁月无情，此后不过数年，伯伟、可斌诸兄均被下了“禁酒令”，福瑞先生也已不许放怀畅饮了。蒋寅兄南下穗城，还未容我安排好请宴，已告有限酒之诏。因而欲求畅饮，须当及时。

　　我对于酒，从不挑剔。常饮的是绍兴所产不同品类的黄酒，因是家乡之味，也可解思乡之情。且因好奇，凡见他地所出黄酒，均思一作品尝。曾见台州、湖州、镇江乃至平遥、成都所产黄酒，大多放于“料酒”之架，工艺不一，滋味各别，初尝不适，后乃得味。佛山亦出米酒，清亮如水，其味稍怪，细品之后，方获其趣。南方各省或用黑米酿酒，味亦别致，只是过甜，易引胃酸。

　　平常所至一地，喜寻本地所产。亦常求店家自酿之酒，每得佳味。酒与水相关，味与地相通。每一种酒的存在，皆有其价值。尤其是本地土酒专酿，往往别具滋味。我喜欢品味不同酒的不同感觉：他人用双眼遍览天下之美景，我则借酒水以品味各地之风情。

　　以我之见，黄酒等类糯米酿制的酒品，营养丰富，酒精含量低，甚宜独酌，亦宜与家人，轻言细语，慢酌共赏。白酒烧酒一类高度酒，适宜与群侪对酌，高谈阔论，随饮随散，不知东方既白。

　　《礼记》说：“酒食者，所以令欢也。”友朋共聚，酒过数巡，心热气壮，声高语多，方称兄而忽道弟。犹记上世纪90年代中，两岸交流才方开启，学者聚餐，惧言语有失，惴惴未安。台湾大学曾永义教授，最喜杯中之物，每餐不可或缺，首创“酒党”，自任党魁，以酒为媒，借助一条由酒构成的“统一战线”，倡导“人间愉快”，既见其智慧，也可见酒之功效。

　　新世纪伊始，我东渡扶桑有年。每至晚间，见一溜小酒馆内，人头涌动，乃上班一族，下班后在此畅饮，九十点后才方散场，语声喧哗，步履不稳，或致失仪。大略是刻板的制度，令人拘谨，须借酒气，放松心情，方能获取身心平衡。

　　《礼记》又说：“酒者，所以养老也。”家父年过八旬之后，曾来穗与我一起生活多年。每天午餐、晚餐，我陪侍于旁，小酌怡情。三二小杯下肚，父亲兴致渐起，为我讲述往日故事，更兼描摹细节，绘声绘色，成为我今日记述家乡旧事的依据。

　　每当身在高楼，面朝珠江，擎杯在手，品鉴入口之滋味，味蕾之触觉，鼻腔之气息，入喉之感受，渐觉酒气上引，游走经络，麻酥神经，浑身舒泰，大脑似微有嗡鸣，恍然直入饮酒之佳境。此时酒之滋味，美不可言。大雅君子，诚能如孔子所言“不为酒困”，便应与我同享班固所赞“天下之美禄”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