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欣慨交心”与“尚友”古贤

　　■宋立民

　　日前，笔者用AI提问：“躺平一族”是在效法陶渊明吗？ 答曰：与陶令的生活方式不无相似处，如都强调减少社会压力，追求内心平静。但两者的背景和动机不同。陶渊明的隐居，多出于对自然和自由的热爱，对当时政治环境的不满；而“躺平一族”更多的是对现代社会高强度竞争和快节奏生活的反应，是对现实压力的逃避和抗议。

　　窃以为更为“本质”的，AI很难回答：陶令无论长久地“隐”，还是短暂的“仕”，内心皆充溢儒家的“浩然气”与释家的“清净心”。而如今的“躺平”者，疑似心灵空虚而放任自流。简言之，吃不了陶令的苦，自然得不到陶令的“静”。

　　读完张君民的新著《遇见陶渊明：陶渊明心灵游记》（大有书局2024年8月出版），“考据癖”催逼笔者复读了《陶渊明研究学术档案》收录的相关著作。心得有三：一是朱光潜的“静穆说”与鲁迅的“全人说”并不矛盾；二是陶渊明的“随机性飘逸”展示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三是究其原因，儒家的入世与“尚友”古贤是主要支撑。

　　南朝批评家钟嵘把陶渊明推为“隐逸诗人之宗”，这种“先入为主”，对后人颇有影响。故此，后学多半强调陶令隐逸的一面而不及其余。至梁启超，发掘出陶令的“热烈与豪气”。至鲁迅，论证了陶令是多侧面风格。鲁迅乃研究六朝文学的泰斗，地位与影响“光芒万丈在”，故后学多半以为，发端于20世纪30年代的“静穆与否”的鲁迅与朱光潜之争，是后者以偏概全，片面强调了“调和”“静穆”，所以遭到了鲁迅的批评。实际上，朱光潜在著名的《诗论》中深入探讨了陶渊明的“全人”，论述了陶渊明“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的长期困顿及其成因；论述了陶令对于刘裕篡晋的不齿，阐释了强权威压下的陶令，政治理想成为泡影，才采取了“不与合作”的态度。朱光潜说：“和一切伟大诗人一样，他终于达到调和静穆。我们读他的诗，都欣赏他的‘冲澹’，不知道这种‘冲澹’是从几许辛酸苦闷得来的……”朱先生的论述可谓全面而深刻——与其说陶令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田园诗人”，不如说他就是啼饥号寒的“贫民诗人”——后人借助“悲剧的喜感”，夸大了他的“闲适”“冲澹”，甚至说他可以“葛优躺”地在田垄边写诗，有人替他耕种。这无疑是对鲁迅“陶令有奴子”一说的曲解——“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单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的器具。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要不然，他老人家不但没有酒喝，而且没有饭吃，早已在东篱旁边饿死了”。无奈陶令出仕时间很短，而且远并没有阔绰到让随从“晨兴理荒秽”，自己“带月荷锄归”的境地。朱氏洞悉陶令“一生很少不在病中，他的诗集满纸都是忧生之嗟。”可见他深知陶令的困窘，深知陶令大半时间是无法“静穆”“飘逸”的。

　　同样，鲁迅论及陶渊明的几篇学术随笔与演讲，如《“题未定”草》《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也始终没有否认陶渊明的“静穆”“谋隐”与“飘逸”，只是对于“唯静穆是瞻”的偏颇予以纠正。更重要分歧在于鲁朱二位立足点的不同——鲁迅更侧重“社会批评”，在风沙扑面、虎狼成群、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之际，最需要的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是救亡图存，而非手持“琥珀扇坠”、大谈“闲适幽默”。而作为西方美学著作的顶级翻译家，朱光潜立足美学视角，敬慕超然静穆的美学境界，自然也是天经地义、无可厚非。

　　正如钟优民先生所评论的，对于这场争论，应当“珍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陶公人生观，在不同评论家的心目中，相去何其遥远，这正是现代陶学兴盛的一个重要标志。”

　　自由是不自由中的一颗心。没有“未敢翻身已碰头”的困窘，是没有资格说“自由”或者“静穆”的。问题在于，儿子们“幼而饥寒”，惨不忍视；自己“良独内愧”，“离忧凄目前”；若在一般人，又如何能够“静穆”下去而“自由”得了？

　　查陶令的生平诗文，窃以为他是从“理想化”的自由步入了“随机性”的自由。

　　清代文学家陈沆《诗比兴笺》卷二曰：“晋无文，惟渊明《闲情》一赋而已。”《闲情赋》无疑是陶渊明最为自由的书写——因陶令的年龄有76、63、56、52、51岁种种说法，是故写《闲情赋》具体时间亦未有定论，一般认为创作于陶令中年时期，约在东晋末年或南朝宋初年。而钱志熙与张君民都认为是未婚前对爱情“顶礼膜拜”的“遐想”——想象中的爱情总是最美好的。钱锺书先生亦认为：《闲情赋》里的“十愿”乃“实事不遂，发无聊之极思，而虚想生焉”。“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 愿在昼而为影，常依形而西东，悲高树之多荫，慨有时而不同！”——张君民评论曰：“十愿接踵，十愿联翩，情意浓烈，情思缭绕；辞藻华丽，变化自然；逐层生发，一气呵成。”如此深情的文字，昭示陶令自由度之深远，精神世界之丰富。而行文“摩登”至此，说明之于六朝的“绮丽”写法，陶令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值得注意却极难效仿的是，略有温饱，陶令便立刻能够“心满意足”：“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毕生经受着风刀霜剑，他居然常常“苦中作乐”，体味“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悠悠然。换言曰，困窘影响不了他灵魂的自由、自然与快乐。如是一边闲居寡欢，“顾影独尽”，欲饮一杯而缺酒；一边照样“遥遥望白云，怀古一何深。”这是怎样的悲催者与幸福者！ 乃至饥肠辘辘，不得不到朋友家里讨口酒喝，吃饱了照样“言咏遂赋诗”，且直言这样“豪华”的招待，自己无以回报，“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可怜乎哉？可怜矣哉！ 是故朱光潜认为，“欣慨交心”四个字可以概括陶令的精神世界：“他有感慨，也有欣喜；惟其有感慨，那种欣喜是由冲突调和而彻悟人生世相的欣喜，不只是浅薄的嬉笑；惟其有欣喜，那种感慨有适当的调剂，不只是愤激佯狂，或是神经质的感伤。他对于人生悲喜剧两方面都能领悟。”诚哉斯言，这正是难能可贵的“自由之精神”。

　　所以，陶令的价值和尊严，也恰恰在于这“贫贱不能移”而随时随地的“兴高采烈”。有几间茅舍、一餐饱饭，便不失时机地“静穆”而“飘逸”一把，这是把生命与灵魂拱手交给“自由”的高标，也是梁启超、鲁迅、古直、陈寅恪、郭绍虞、朱自清、李长之、逯钦立、王瑶等名家推崇陶令的主要原因，与以往高头讲章里的“消极”“落后”并无干系的。

　　与“乱世”格格不入，与门阀社会的疏离、对抗，与田夫野老的日益亲近，铸就了陶令“欣慨交心”的精神品格。

　　关于陶渊明精神力量的来源，朱光潜、叶嘉莹等学者认为是儒释道三位一体，这当然是很准确的。陶令思想的多元，大家有目共睹——如老庄之委运乘化，佛教之自然观等，皆为切入陶令思想的路径。李剑锋的专著《陶渊明及其诗文渊源研究》中，将劳动之美、神话传说、儒家文化、老庄玄学、家教礼俗、佛教因缘等一一梳理，持之有故。朱自清先生统计曰，陶诗引用《庄子》凡49次，引用《论语》37次，是“旷达”为主还是“忠愤”后来居上，仍然“值得讨论”。然而，三位一体与“三足鼎立”并非一个概念，“两端”或“多元”亦不无主次之分。隋代大儒王通把陶渊明视为“放达名士”的代表，曰：“《归去来》有避地之心焉，《五柳先生传》则几于闭关也。”陈寅恪也说陶令是“外儒而内道”。无奈陶令始终无法跳出三界外而“静穆”到底。梁启超先生说，陶渊明“虽生长在玄学、佛学氛围中，他一生得力处和用力处，却都在儒学”，“若把他当作何晏、王衍那一派放达名士看待，又大错了。”《遇见陶渊明》有统计：《饮酒诗》20首，“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与批判的诗篇约占半数”“说明陶渊明并不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是脱离尘世、超然物外、忘情于现实的人。”可以说，儒家的入世思想在陶令那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得知千载上，正赖古人书。”这种尊儒的倾向，从其“尚友”古贤的文字中可以得到明证——陶渊明一百多篇诗文，赞美的古代先贤就有七十多位。《遇见陶渊明》用了大量篇幅，一一介绍了陶令提及的伯夷、叔齐、管仲、鲍叔牙、程婴、公孙忤臼、颜回、子贡、屈原、贾谊、叔孙通、张挚、荆轲诸位古人，而其中多半是“俱映日月，共餐至言”的儒家先贤。同时，陶令的“基因图谱”——从辅佐周武王的先祖陶叔、汉高祖的谋士陶舍、助力西汉与匈奴和亲的陶青、二十四孝之“孟宗哭竹”……直到“桓桓长沙，伊勋伊德”的陶侃，活活一条“兴盛—贫寒—中兴—固穷”的“儒学”发展曲线。

　　总之，AI时代的作者在何处“遇见”了陶渊明呢？在曾祖父的乐善好施中，在岳父的机智勇毅中，在历代先贤的高风亮节中，在身边日新月异的社会进步中。这种跟随“诗踪”的“心灵游记”，恰恰是钩沉历史的学术思维与文化普及的社会服务二者的结晶。

　　鲁迅《影的告别》曰：“唯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自己把黑暗赠人，然后沉没于黑暗之中，其沉重不下于《报任安书》。今再读陶令《形影神三首》至“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结句，顿悟在“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交心”途中，鲁迅与陶令实在是殊途同归了。

　　（作者为湛江科技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