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叶圣陶

　　■李云龙

　　去年是叶圣陶先生诞辰130周年，不过对于正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和曾经在人教社工作过的人来说，追忆老社长其实是随时都在自然发生的事情。但如今哪怕是即将退休的老编辑，在职业经历中都无缘亲炙謦欬，那么对叶圣陶先生的这种深爱和崇敬从何而来呢？ 叶先生是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特别是做了人教社的首任社长和总编辑。令几代人教人时时想起并言说的叶圣陶，当然不是因为他的地位、成就以及依靠个人魅力所带给人教社的光环，而是作为一位“师者”对后来者的精神培育和职业共鸣，换句话说，都在人教社，都在编课本，都在做科研，谁心里不想成为“叶圣陶”？

　　后辈接受叶圣陶的精神培育，已经没有上个世纪50年代那样耳提面命的机缘了。但叶圣陶一直未曾远去，即使是在他离开了30余年后的今天。人教社里的每一个人，其实在进入这家单位之前，早就和叶先生产生了久远的联系。在学校教育的开端，接受入学第一课的那册课本，封面上即用最大的字写着叶圣陶所确定的书名“语文”。把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国语”“国文”改名为“语文”，这是叶先生的“一桩可以引以为得意的事”。课本叫“语文”是名字的改变，也不只是名字的改变，语文终究是要提供文本以实现情感、价值、文化、思想等精神层面的塑造，这就是课文选编上的问题了。叶圣陶1962年8月22日所写《课文的选编——致人教社中学语文编辑室》的信中指出，“选定之文，或不免须与加工。加工者，非过为挑剔，俾作者难堪也。盖欲示学生以文章之范，期于文质兼美”。“期于文质兼美”是目标，实现目标当然不会轻而易举，譬如语文要“强调思想政治”，“其实思想政治应融化于各科，此一观念为人所共有。而如何融化以期收效，则能言者已无多，能行者尤寥寥”。叶先生为此便带着一班人挑选、修改现有文章，于是就有了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凡卡》《最后一课》等经典课文。除此之外，叶圣陶还亲自为课本量身定作了一些课文，像《牛郎织女》《荷花》《爬山虎的脚》等，历经几十年几亿人的教育检验，如今已是跨越时代的教材名篇。

　　做学生时阅读这些“文质兼美”的课文，在幼小的心灵中播下真善美的种子，叶圣陶是课本背后的文字之师。但不一样的是，当我们走进人教社的大门，来自叶圣陶的精神滋养也由此变得更为切近和深入。原来作为阅读对象文本的客体变成了工作内容，重新拿起语文课本来读其中的“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少年时代未曾关注的作者与页下的叶圣陶、叶圣陶担任首任社长的人教社——今天的单位，便会跨越时空自然而然地链接在了一起。初任教科书编写工作的年轻人，其职业定向与成长策略尚处不断探索完善之中，而此时叶圣陶的课文则似一种贯穿人生、联系内外的船与桥，将人们从学者过渡为编者、由读者转换成了作者。职业的选择和认同，常常源于模糊而飘忽的感性崇拜，但进入人教社选择作教科书编辑，却是学习、生活向工作与立业的自然延伸。叶圣陶由此可称职业之师。作为创始者的他不能与当今的后来人共事，但他作为职业之师却并非抽象意义上的精神指引，就像不同时代、不同版本、不同学生口中的鲜活的文字那样，叶圣陶勤恳、严谨、规范、热情、专业的编辑工作经历，在代代编辑的传承中已经演变为一种工作流程和模式，鲜明而生动地活在一套套课本的编写出版当中。

　　使人教社同其他出版社划出代际界线的，无法脱开叶圣陶其人其行的影响。其所从由来的1949年4月 15日成立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到后来出版总署下面的编审局，叶圣陶都是主其事者。而叶圣陶领导下的这些机构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我们今日一直强调的“编研一体”。叶圣陶、宋云彬、朱文叔、蒋仲仁、刘薰宇、魏建功、吕叔湘等人，除在专业学术领域钻研精深而外，他们同时也是教科书的作者。按照教科书的特性完成编辑工作，属于出版管理甚至是经验层面；但以研究作为教科书建设之根本，则体现出极大的学术视野、事业情怀、专业识见。叶圣陶邀请各个领域的顶尖专家参与教科书编写工作，如王力、顾颉刚、周祖谟、王瑶、游国恩、古元等人皆一时之选。社外学科专家参与教科书研发终有去时，这本身似乎不值得怎么特别关注，但叶圣陶的意义在于，他实际是以个人为媒介来传递和强化教科书的专业研发理念。他有时新写课文，如1949年10月25日，“下午作成《国旗歌》一首，插入高小语文第一册。人民共和国业已成立，课本中无所表现，亦说不过去也。为此之故，初小语文八册且须重新排版”；有时为同事作业务培训，如1950年8月2日“为语文组同人谈前在师大关于《国家的》一文之话”，讲如何提出问题、讲授语体文，该月7日又“与语文组同人谈前在师大所谈之诗”，该诗为苏金伞名诗《三黑和土地》，宋云彬听了后认为“颇多发挥”，北师大师生听了则答曰“颇有实益”。叶圣陶长于语文却不拘于语文，他在担任行政领导的同时审读修润了多个学科的中小学教科书，其在1949年至1952年间的大量时间里，一直在“看蠖生所为近代史教本稿”，“看曾次亮所作本国地理稿”，“竟日除谈杂事外，续改植物教本”，“看乔峰所编动物下册之全稿”，“看许南溟所编初中物理”，“续改化学稿”。他于教科书编纂和语文教育实务之外，紧密跟踪学术前沿研究，积极消化、吸收、推介理论成果，譬如深研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余依斯大林之说，讲语言为工具、语言与思维之关系等，一讲三小时，自觉尚满意”。

　　时势推动、工作要求、个人执志，所有这一切际会于1949年之后的叶圣陶身上，开启了新中国教育出版伟业，也造就了居功至崇的大师。在各种不容忽视的因素之中，借助、完善、提升、成就自我的独特人生志趣，无疑是叶圣陶取得巨大成就的个性支撑。环绕于叶圣陶身上的业绩，在当年少有人能够比拟，于今天固然也难以复制，因为叶圣陶只有一人。然而叶圣陶将自己奉献于教育事业、教材编写并因此成为教育大师的工作取向，则与今天后辈人教人的工作同构且同质，我们是在缅怀、纪念老社长叶圣陶，更在以一个高标伟大的人物来观照自己，希冀在文字之师、职业之师、事业之师的大师的带领下，成为今天的“叶圣陶”——每个人自己的“叶圣陶”！

　　（本文作者为中国教育出版传媒集团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