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羽之死”非寻常之“死”也

　　■吴川淮

　　“项羽之死”，每一位对中国历史感兴趣的人都耳熟能详，从明代甄伟《西汉演义》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广为流传的林汉达《两汉故事新编》，都在《史记》的基础上不断地演绎，人们深信项羽就是那样悲壮英勇地死去，一个巍峨英武的形象留存在脑海里。而《司马迁与“项羽之死”》这本书，揭示了在《史记》中有两个不同的“项羽”，一个是司马迁真实记录的项羽，一个是被司马迁所撰写充满传奇又顶天立地的悲壮英雄。后一个项羽，完全颠覆我们曾经深入心底的认知。

　　作者为什么选择大家最为熟知的“项羽之死”来昭示主题？ 在扉页的引言中，作者专门选用了亚当·斯密的一段话：“当一件人们原本确信无疑的史实遭到质疑之时，它就成了最令人感兴趣，并给人留下持久印象的东西。”的确，作者选准了“项羽之死”这个“原本确信无疑的史实”进行深入的辨析，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历史需要真相的同时更需要“为什么”。作者以现代人的眼光看历史，得出了完全不同于过去的认知，但也更好地理解了那段历史，甚至能够追寻司马迁为什么要这样写，他“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正人君子”的最终目的。

　　通过不断地追问，是书解答了为什么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的精神内涵，这“一家之言”是以司马迁作为史家的眼光，贯穿古今，并为以后塑造中国人的人格和精神所特别提供的史实乃至语言的构成。司马迁是超前的，超越古今的历史学者，“肠一日而九回”，其寄予愈深，其表现出来的就越加复杂婉转。作者写道：“《史记》亮出的矛盾、困惑以及悬而未解的难题，远比书中所能回答的要多得多。世间有太多未可理解、无法合情合理析说的事物和现象。司马迁通过人物群像来探找‘天道’和‘人事’接壤的界线在哪里，以期发挥人的主动作为和积极努力；他追问社会历史纷繁变化的共通规律是什么，哪些是人可把握的常则和共知，并始终与他的读者共同交流探讨着。”作者认为《史记》是一本两千年留下来的开放性的“文本”，超出了史籍的范本，而成为千百年来中国人精神行为的指引和例示。项羽殉道式的的壮烈死亡，显示其作为“人之子”高尚品格和人格，毋论其真假，成为以后多少人的慷慨壮烈的率先范例！

　　毋庸讳言，司马迁为历史留下了行为典范的“历史光谱”，《史记》的影响贯彻古今。作者借提问来导引连缀全篇，梳理细节，归结历史。恰恰是在追问、分辨的过程中，历史展示出它本身的可能与诡秘。司马迁为什么要这样写项羽，写的目的才是司马迁所要留存于后世的东西。读这本书，更能感受太史公的伟大和傲岸，感受他深邃的精神寄托。

　　网上流传着前不久已故历史学家金冲及与《南方人物周刊》记者的对话，说及当代很有影响的一位史学家的著作，他说：“我觉得，有些东西他比较隔膜，靠猜。”当代史因为档案的不公开“靠猜”，那么对于古代史，尤其是遥远的古代史，我们除了借助遗存下来的所有文字进行研究，以文物来佐证，到历史遗迹考察，剩下的关节之处，我们是不是也要靠“猜”呢？ 对于司马迁撰写《项羽本纪》的过程是这样描述：“为项羽作传，司马迁很可能做过实地调查，但由于他没留下任何说明和交代，后人无法判断他记下的文字中，哪些是经过核实的真实发生，哪些是录引的故事传言，哪些是他自己的敷陈演绎。不过有一点确定无疑。《史记》最终留下的讯息内容，都是司马迁希望存留下来，希望告诉后人的……”由此，笔者也想到英国历史学家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所说：“只有当历史学家要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会说话：由哪些事实说话、按照什么秩序说话或者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话，这一切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英]E.H.卡尔《历史是什么》第93页，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版）卡尔研究历史，有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假如你没有掌握历史学家本人从事历史研究的立场，就不能完全理解或鉴赏历史学家的著作；第二，历史学家的立场，其本身是根植于一个社会与历史背景之中的。这本书所阐述的，就是怎样理解司马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研究立场，和他在“李陵之祸”后著史观念的变化，“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超越了正统史官职务和功能的框限羁绊，走向新的天地空间。”

　　这本书也引述了泷川资言、钱锺书、钱穆、宫崎市定、李长之、梁启超、鲁迅、吕思勉等著名学者关于《史记》的论断评述，在饶有兴致的阅读中，也引读者去阅读这本书所涉及的诸多重要著作，这也是这本书的意外效果。

　　由此，作者引出《史记》的文学性议题，引用毛姆的小说两种创作方法，第一人称和全知的视角。他认为《史记》的文学性，是文学的“全知视角”，历史意义的项羽和文学意义的项羽浑融一体，更为真实地反映历史，通达人性亦直指人心，超出了史学的藩篱而闪现一种人性的光辉。他一再引用《太史公自序》中首引董仲舒所述孔子之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来印证司马迁为什么要这样写的目的缘由。后世史家为什么没有达到司马迁的高度，还是因为其思想境界和人生履历，还有以后的客观条件、写史轨制都限制了史家著史的高度，虽然也有类似“太史公曰”的形式，但都成为了人物总结，受三纲五常观念支配而少有人性的发挥。

　　这本书对今后撰写普及性历史著述也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历史不一定非要那样正襟危坐式地写，也可以围绕一个主题，散点式地写，探案式地写。大胆质疑，小心论证。其实作者在开始写“项羽身死何处”之时，并没有布局全书，两年之间，作者是在学与用之间，在读与写之间，在不断地发现积累思考中完成了这部著作，对他而言，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书不拘写法，只要有真东西，只要能横跨不同的学科而又关注历史曾经的“发生”，亦旧亦新，亦古亦今，一样能够吸引读者，并能让读者与作者产生共振共鸣。笔者写这一篇读书笔记，也是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