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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盛江
读完胡可先、俞沁著《浙东唐诗编年史长编》（简称《长编》），感到这是一部格局宏大、厚实严谨的诗路创新力作。
第一印象，是格局宏大。这既在于这部著作百万字的巨伟篇幅，更在于作者以严整的架构，驾驭极为繁复丰富的材料，使之成为一个条理分明的统一整体。作者的构想是对有唐三百年间浙东诗人与诗篇作一总体的清理，既考证浙东现存唐诗的写作年代，又全面系统地梳理唐代浙东诗人的生平、行迹和交往，还要重点考察浙东本土诗人的诗歌作品，梳理与浙东唐诗相关的背景材料。这样的构想，一不小心，很容易做成一般的资料库和工具书。作者的意图，不仅提供一部研究浙东唐诗以及浙东文化的文献资料，而且要勾勒出浙东唐诗发展的大致脉络。这个学术定位，就远远超出一般的资料汇编。基于这个学术定位，作者就要创建一个新的严整的架构。作者以浙东为核心，以年代为经，以诗人为纲，以诗篇为本，旁及背景、佐证等材料，按照时间流程考证浙东唐诗的写作年代。唐代浙东诗人的生平、行迹和交游的梳理，浙东本土诗人诗歌作品的考察，浙东唐诗发展相关的政治背景、制度变革、官吏任免、区域沿革等重要内容，都系于每一年的叙事与考证之中。作者称之为“编年史长编”。这个格局架构，不仅有条理地包容了海量的资料信息，而且清晰地梳理了有唐三百年浙东诗歌诗人行迹交往以及与浙东相关的政治文化的史的发展脉络。作者自述受《资治通鉴长编》的启发，我以为，这是唐诗之路研究著作体例的一个创新。
这样宏大的格局，资料当然非常丰富。我熟悉的作者之一胡可先教授，多年从事唐诗文献相关的研究，有多部很有分量的相关著作。身在浙江，对浙江包括浙东文献非常熟悉，近年对浙东唐诗之路下了很大功夫。对这部著作所需的浙东史料可以说了如指掌。传统史传文集材料，运用起来自然得心应手。诗路研究，离不了地方史志，《长编》大量利用地方史志，使对诗人行迹的梳理，对诗歌作品及相关政治文化背景的考察，更接地气，根据更充实有力。涉及佛教道教人物事件，又有相关的佛道材料为史据。当然，还引据大量今人研究成果。胡可先教授近年对墓志有深入研究，《长编》因此得以大量运用这些对浙东唐诗之路的研究来说难得的新材料。丰富的史料，使这部著作显得厚重扎实。
这当中，有很多史料史实是以前不太为人们关注的。特别是，作者大量利用新出土的墓志材料，使我们因此知道贺知章的家世，虞世南之女虞秀姚于664年卒；李孝廉曾授都督越婺台括温等五州军事，越州刺史；679年王绍业为婺州信安县令；682年，阳简卒于括州司马任；郑仕洽于683年在台州丰县令任，建佛塔，时人号郑公塔；封言道于685年为温州刺史，692年为婺州刺史……这些新发现，都弥补了其他史料的遗缺。
所有相关的史料，都是大段原文录用，浙东唐诗都全文录用，并且注明可靠版本和页码，方便读者采用。《长编》确实可以用作可靠的资料性和工具性的专门著作。
系统的资料清理，建立在大量扎实的研究性工作的基础之上。学术性是作者的第一要求，也是这部巨著的基本特点。宏大的格局和架构，建立在对整个浙东唐诗之路发展历史和面貌清晰而深入的学术把握基础之上。《长编》海量史料的发掘和清理，都包含着作者的学术眼光和考量。所有浙东唐诗的写作年代，浙东诗人生平、行迹和交游，系于哪一年，或者找到有确切年代记载的史料，没有确切年代记载的，都要根据各种史料加以分析辨证，都要经过一番考订和思考。有争议的问题，作者都要在考证研究之后，作出自己的判断。骆宾王生年，随裴行俭西征突厥时间；贺知章籍贯；李邕何以左迁松阳县令又为括州司马；王维是否游越；唐人所游石门山在何地；朱佐日与《登鹳雀楼》著作权；李嘉祐为台州刺史时间；秦系与韦应物诗歌唱和时间；卢纶游浙东时间；李贺南游之事及时间……都有细致的考订，不能说作者的每一个判断都能为大家所接受，但作者的判断背后，都有自己的根据，却是事实。正因为这样，我们说，这部《长编》，既是厚实的，又是严谨的，达到了比较高的学术水平。
胡可先教授在本书的“前言”中指出，对于浙东唐诗之路的研究，他曾做过较为深入的思考，既从时间维度对浙东唐诗发生发展演变进行纵深的研究，又从空间维度对浙东唐诗之路进行地理与地域层面的研究，还从人物维度展开传记和年谱的研究，从艺术维度进行浙东唐诗之路的本位研究。这是一个全面系统研究的宏大构想。胡可先教授带领他的团队，完成这部百万字巨著《长编》之外，还完成了诗人群体研究、诗歌艺术研究、诗人诗迹考、文化意蕴研究等著作。这说明，唐诗之路作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有着广阔的研究前景，同时研究内容、方法都要有所创新。这部《长编》，在这方面做了很好的创新尝试。胡可先先生带领团队的系列研究，对全国各地的唐诗之路研究有着典范的意义。深入到材料和问题中去，人们将会发现更多的研究课题，研究视野会更开阔。愿唐诗之路的深入研究，能将整个唐代文学研究向前推进一步。
（作者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唐诗之路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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