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心论的新探索

    ■张辉

    在理学系统中，一提起论心，人们首先想到的是陆王，其实，在朱子这里，对心有相当程度的关注和论述，甚至不比陆王少，以至于钱穆认为朱子之学“彻头彻尾乃是一项圆密宏大之心学”。自然，对朱子心论的考察成为朱子研究的一重要内容。王绪琴著《天理与人生的贯通：朱子心性论的内在结构与双向开展》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主要围绕朱子心理、心性、心气等方面，论述了朱子心性之学的内涵和在理论体系中的位置，比较了朱子心性论与陆王心性论的异同，辨析了朱子心论中误解较多、分歧较大的诸如心理关系、格物、朱陆异同等问题，尤其是关于朱子心的性质，提出了心贯形而上下的独到看法，为推进朱子心论的研究做出了新探索。

    心在中国文化中无疑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其内涵绝不限于作为生理意义上的器官，也不囿于心理意义上的意识，它所讨论的是人的本质、价值以及超越的问题。朱子网罗百家，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其中论心的内容丰富、细密甚至复杂，加以前后的发展变化，以至于对朱子心论的内涵及其在朱子思想中的地位难以把握，这也导致在理解朱子心论中出现很多分歧。尤其是关于心的性质，是属于纯粹经验层面还是贯通形上形下，历来研究者分歧很大，争论不断。对于这一关键问题，著者不惮纷争，立场鲜明，明确指出将朱子的心“划定为形而下者，否定其具有形上性和本体性”的看法（第23页），尚有讨论的空间。

    朱子论心，很重视心的知觉义，“心者人之知觉，主于身而以应事物者也”，“人心是此身有知觉”，又认为心有属于气的一面，“心者，气之精爽”，这也是不少研究者认为朱子的心是一个经验的概念的原因。著者通过全面考察，指出朱子所言之心并不仅仅停留在这一经验的层面上，对于“心即理”这一通常认为的陆王心学的命题，朱子并不是完全反对：“今日明日积累既久，则胸中自然贯通，如此，则心即理，理即心，动容周旋，无不中理。”朱子格外强调格物工夫，通过格物工夫，最终实现“心即理”，只不过象山少此一段工夫而流入禅学。

    既然朱子也讲“心即理”，还说“心具众理”“心包众理，万理具于一心”，那么其所言之心就不能仅以经验心视之，只不过朱子讲的“心即理”“心与理一”是在格物工夫之后才会实现的。但是心在格物之后何以能与理一？ 根本还在于二者本来是贯通合一的，“不须去着实通，本来贯通”。心在本然上既具理，也是理，同时在经验中又须扩充，如此在后天做格物工夫才能最后达到明德尽性，实现心与理一。也就是说，朱子和象山的区别并不在于通常所认为的一言“性即理”一言“心即理”，朱子强调在格物之后“便觉彼物之理为吾心素有之物。夫理在吾心，不以未知而无，不以既知而有”。可见，心也有形上超越的一面。

    朱子所言的心既是经验层面上的形下之心，而且还可以在格物的基础上达到尽心知性，有形上的一面。心有体有用，性为心之体，情为心之用。著者在详细辨析心的形上义和形下义后，指出朱子讲的心既是形而上的超越本心，也是形而下的知觉运动之心，具有形上形下的双重维度，得出“心是包含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整体，心既是形而上之体，又是形而下之用，是体用合一的全体”（第130页）的看法。朱子之心兼具形上形下，这一理解也合乎朱子本人的意思：“心是贯彻上下，不可只于一处看。”心贯通上下，在形上层面言心，则与理（性）合，在形下层面言心，则与理（性）分，“心、性固只一理，然自有合而言处，又有析而言处。须知其所以析，又知其所以合，乃可。然谓性便是心，则不可；谓心便是性，亦不可”，所以对于心和理（性），既要知其在何种意义上合，也要知其在何种意义上分。其之所以有分合，根本还在于心自身是一贯通形上形下的整体。

    心贯通形上形下，也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心在“形上维度接通天理，形下维度立足于现实人生，天理才能在现实世界得以呈现和贯通”（第164页），由此，著者对于朱陆异同的问题得出了新见解：认为在心与理一的本体层面上，朱熹和陆王本无二致。只是朱子不仅承认在本体层面上心与理的合一，而且更注重后天的维度，强调在现实层面中由于气拘物蔽，“心自为心、理自为理，不相赘属”，心与理不能为一，需要工夫修养而能为一，而陆九渊只是肯定了本体层面上的合一，“不察乎气禀物欲之私”，重形上肯认而于形下开展有失，缺乏笃实的工夫，没有在工夫层面上完成心理合一。

    在心贯上下的基本判断下，著者将朱子的格物说放置在这一前提下理解。因为心中本具理，格物穷理并不是单纯向外在客观物上求理：“他所以下‘格’字、‘致’字者，皆是为自家元有是物，但为他物所蔽耳。”格物并非是一种知识论，追求客观的知识和规律，而是指向了恢复内在固有的天理，其所求之理、所致的知实质上还是至善天理。正如著者所说：“从朱子的心性角度看，格物致知正是心性本体向现实世界的开展与落实，是一个内在天理和外在物理相互印证和相互实现的过程（第213页）。”正是基于此认识，著者进一步考察了阳明格竹这一事件，指出阳明指责朱子的格物说析心物为二是对朱子的误读，这一看法是有说服力的。

    基于心贯上下的认识，对于朱子所言的心气关系这一十分有争议的问题，著者也有一个合理的解释。心是否是气，谢晓东和方旭东在2024年还就此问题有过争论。谢晓东认为在朱子这里性心论与理气论具有逻辑同构性，心自然对应于气，朱子“无可置疑地把心置于气的地位”。针对他的这一看法，方旭东则认为心既不是性也不是气。如果仅就朱子论述心气关系的材料看，确实对这一问题不太容易判断。不过，朱子有大量关于心和气的单独论述，我们从中可以先厘清、辨明心与气的内涵，在此基础上再做判断就相对清晰和容易些。根据上面论述可知，朱子所言之心兼具形上与形下。相比于心，朱子明确以形而下论气。对于这一点，著者有清醒的把握：“朱熹是以心为贯通理气而为言之，一方面，心内具天理，故可上通天道；另一方面，心为气之灵，以此身之气与万物之气相感通。”

    本著重在论心，澄清了以往的部分误解，同时也存在一些难解之处，主要表现在对心的论述上有不一致处。比如既然认为心贯通形上形下，却又说理本心用（第117页），心若为用，何以能贯通上下？ 著者又根据朱子所言的“理无心，则无着落处”等论述，将心理解为“具体的身体器官”，“心和身体其他部位一样都是气之凝结而来”，若心为气，则又何以能贯通上下？ 之外，著者还说朱子“在心本论的分殊体用体系下，性情皆出于心，心对性情具有先在和主宰的地位和作用，故心为本性情为用”（第119页），“此心较之此性还有逻辑先在性”（第118页）。如果说朱子在论述心是否属于气方面还有模糊处的话，那么在论述性的性质方面则毫不含糊：相对于心，性一定是处于体而非用的层面上。在朱子整个体系中，性始终是和超越的理同处于本体层面上，二者是同构同质的，这也是朱子高度欣赏二程“性即理”说的根本原因所在。而且朱子所言的“心统性情”也绝非指心主宰性情，“心为本性情为用”。著者“心本性用”说不仅不合朱子本意，甚至也和自己书中所持的“性相对于心具有逻辑先在性，因此心只能是以性为体”（第133页）说相矛盾了。

    总的来说，本著直面朱子心论研究中的关键内容和重要争议，论述全面翔实，深化了对朱子心性论的理解，有助于把握朱子思想的整体精神，为推进朱子心论研究做出了新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