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尔纳的万相与无相

    ■钱雪莹

    2021年，英籍非裔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1948）因“毫不妥协并充满同理心地深入探索着殖民主义的影响，关切着那些夹杂在文化和地缘裂隙间难民的命运”，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仿若一束聚光灯，照亮了古尔纳作品中的难民主题，无数“追光者”应声而动，以此为基调，谱出曲曲动人旋律。对此，古尔纳承认瑞典文学院的评价“公正合理”，难民确为其作品的重要主题。《海边》正是有关两个“难民”的故事。小说采取萨利赫与拉蒂夫的双主人公视角，通过倒叙、插叙、补叙等方式，呈现了二人成为“难民”前后的坎坷经历，彰显出古尔纳对难民命运的同情与关怀。然而，他同时强调：“我的写作远不止于此。”

    倘若对古尔纳有所了解，便不难发现，其性格极为“圆融”，说话做事妥帖周到。在访谈中，这种品质体现为应对各种问题时的游刃有余，所作回答常含有“四两拨千斤”的智慧与妙处；在作品中，这体现为一种复杂性。我们很难用某个具体的词定义古尔纳本人或其作品。他的高明之处在于，每个研究者似乎都能从其作品中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反非洲民族主义？ 有，古尔纳在《海边》中揭露了桑给巴尔革命后非洲黑人政府的暴行；反西方殖民主义？ 有，古尔纳在作品中深刻批判了殖民者的恶行；反西方中心主义？ 也有，古尔纳在《海边》中讽刺了白人至上的仇外民族主义形象……凡君所欲，皆可得到。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万物皆批，等于万物不批。批判一旦不加区分，自会失去锋芒，批判本身也随之失去意义。研究者若“仅取一瓢饮”，所得自然是古尔纳的“万相”之一，虽无误，然未尽善也。现有的古尔纳研究更像一个多面棱镜，折射出每位研究者心中的古尔纳之相。此外，上述“万相”往往由古尔纳态度鲜明之语得来，因此既是研究者心中的古尔纳之相，亦是古尔纳所欲呈现给他人之相。然而，除确凿话语外，亦有言外之意，包括作者本人有意为之或无意流露。换言之，除明确传达态度的语句与情节外，古尔纳亦有含糊之语或情节，供读者品味揣摩，《海边》结局即为一例。

    近年来，《海边》最引人注目的情节之一，莫过于最终的“合家欢”结局。负有世仇的桑给巴尔同乡萨利赫与拉蒂夫在异国他乡达成和解，前者与英国难民组织的法律顾问瑞秋逐渐培养起父女之情，后者则与瑞秋开启了“伟大友谊”，三人间的相处模式近似一家三口。昔日仇敌一笑泯恩仇，外来“黑摩尔人”与白人“主人”和睦相处，呈现出一幅“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主义图景。“世界主义”由此成为诸多研究者解读《海边》结局的关键词之一。然而，古尔纳叙事“圆融”，相关立场未必“确凿”。小说尾声，萨利赫到拉蒂夫家做客，却好似在西莉亚的难民客栈——没有一处干净整洁的生活空间，无法在彼处寻到一张干净的床单，最终只得如过去那般，在阿方索的毛巾（他心灵与精神的栖息地）上凑合。这是否说明，二人虽已和解，但彼此仍有隔阂，萨利赫在英国尚无容身之所，心灵亦无所寄托？ 此外，二人谈论吃食时，瑞秋给拉蒂夫来电，兴高采烈地聊了二十多分钟。萨利赫怀疑拉蒂夫忘记了买外卖一事，结果不出所料，他最终只吃了一顿寡淡的晚餐。这是否暗示，在三人的关系里，萨利赫是容易被忽略的一方？ 写故事的人将故事终结在此，故事中的他们生活却在继续。日后的若干年中，三人的关系究竟会走向何方，无从知晓。然而，许多人只注意到小说结尾洋溢的“天下大同、讲信修睦”之欢愉，而有意无意忽略了萨利赫呼之欲出的焦虑，以及古尔纳作此情节设置的意图，局限于自以为的“万相”之一，遗落其言外细韵。

    更有甚者，对于某些细节，或许古尔纳本人都难以尽述，唯有“高阶”读者方可体味。因此，研究古尔纳，不仅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还要解其未尽之意，无论其为古尔纳有意隐藏或无意流露。此即古尔纳的“无相”之境。既如此，如何破除“万相”迷雾，接近“无相”终点？“文史结合”或为良策。白乐天有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此论主张文学艺术应与时事相关，呼吁作者主动探讨当下现实。古尔纳创作时，自当有意顺势，亦会无意为之，无论有意无意，史实是重要材料。读懂《海边》，至少需要关注两个时代。一是作者所处的时代。古尔纳生于1948年，1967年底去往英国，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完成《海边》并付梓。其间，他经历了桑给巴尔脱离英国独立、1月革命、多党制改革等历史事件，探究此作与作者本人的经历是否关联，以及有何关联，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这部小说。二是作品涉及的时代。《海边》是古尔纳少有的视野广阔之作，时间上自前殖民时期延伸至20世纪末，历经数个世纪，空间上覆盖桑给巴尔、东德与英国，横贯非欧大洲。探究此作所涉前殖民时期的印度洋贸易史、20世纪中期的桑给巴尔革命史、后期的多党制改革史以及全球冷战史等，亦是通向“无相”之境的必经之路。

    历史之风，藏于文间。作者之思，乘风之势，方得彰显。文史结合，方可超越“万相”之境，接近“无相”之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