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吏、差役与“非正式制度”

    ■吴宜宣

    自近代以来，全球范围内的历史进程见证了“个体”的发现，由此催生出诸如“解构”“失范”“相对”等后现代式的议题与关怀。在国家、宗教、文明的宏大叙事之下，那些隐匿于非官方、非成文、非正统背后的制度与联结被重新审视。在众多议题中，“非正式制度”的探讨尤为广泛、有趣，它涵盖了所有存续于国家成文制度之外的领域，囊括习惯法、行会、乡约、族约和传统道德等极为丰富的内涵。正所谓“非正式制度本身是正式的”，它们虽然运作于国家成文法规之外，但对于其参与者而言，这些规则和约束却具有同等的正式性和重要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比成文法规更具影响力。“非正式制度”由其参与者创造，同时也限制了他们的行为，这种双向的张力令人着迷。不过这样的紧张关系亦导致对此概念的解读和阐释颇为复杂多样。

    事实上，我们可以将“非正式制度”分为两个主要类别：第一类是指在正式制度形成之前就已存在的行会、乡约、族规、习惯法和庇护关系等，这些基于血缘、地缘等业缘的非正式关联，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而存在，我们可以称其为“补充型的非正式制度”。第二类是在正式制度建立之后延伸出来的，它们作为促进正式制度运作的润滑剂，依附于正式制度而存在，我们可以称之为“依附型的非正式制度”。因此，我们不应囿于仅思考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更需要探讨不同类型的非正式制度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

    在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对第一类补充型非正式制度的讨论已积累了丰富的文献，且绝大多数研究采用定量型的实证分析方法。譬如政治经济学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猛发展的原因产生过一些分歧：或认为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作为正式制度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或认为地方官员自己构筑的领导班子作为非正式制度，行政效率高于机械捏合而成的班底。无论结论为何，它们主要解释非正式制度的第一种类型，即那些显而易见的、通过非正式关联对制度演变和创新产生的影响。而且以定量研究占据主导地位的后果是使研究者容易逻辑简单地尝试将各种因素和现象连接起来，只关注数据显著度。这样的研究会忽视人的能动性，对场景中个体的实践乃至制度的构建过程难予重视。

    第二类依附型非正式制度隐蔽性更强，讨论更为复杂，实证研究难以触及、顾全，需要通过多角度、多层次地梳理、审视文献与材料来以臻理解，非简单的重复劳动可以涵盖。面对巨量但较为细节的定量研究，我们亟需一些可能显得冗长，却能持续揭示社会复杂性的质性研究。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绵延数千年的文明体中，文化的延续性和制度上的延续性并行不悖。社会运行的实际情势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材料来源是我们观察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探讨“正式制度”如何嵌入“非正式制度”，乃至“补充型非正式关联”如何嵌入“依附型非正式制度”，才是全面而细致地整合中外制度研究的应有之义。幸运的是，文史类研究愿意容纳长时段研究，并能够通过微观的视角洞察宏观的历史现象和社会结构。实际上，各国各地各时代有关非正式行为的讨论古已有之，只是其时未曾意识到这些行为构成了“非正式制度”。

    以中国官僚制度为例，廖伯源、何炳棣二位学者通过细致审查历史材料，采用偏定量的方法分析汉代、明清官吏的晋升路径和科举制度中的流动性。这种方法不仅揭示了官僚体系内部的运作机制，也让我们对那些非正式的、却在实际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业缘联结有了深刻认识。

    但更接近理想状态的“非正式制度”质性研究是白德瑞《爪牙：清代县域的书吏与差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一书，自其出版以来便被认为是海外中国古代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该书聚焦于清代中后期基层行政单位——县衙中的书吏与差役。这些人物构成了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既无官方编制也无官定俸禄，却在维系国家治理和共同体运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极其关键的是，书吏与差役在其团体内部发展出了一套内部的“非正式制度”，即房规、行规。这些规范看似不显山不露水，却深深植根于日常实践之中。它们并非官方的成文法规——毕竟书吏、差役本就不属于正式的县衙编制，却被衙门中的所有人——包括县令在内——所熟知，并在解决内部纠纷时，依照这些非正式规定做出决策。白氏著作揭示了这些非正式制度如何在官方叙事的边缘处悄然运作，深刻影响着清代县域治理的实际成效。

    讨论至此，我们必然会想起费孝通关于“双轨制”的精辟分析。官府与士绅共同治理乡土社会，仿佛一个功能和谐的桃花源。正如知县等高级官吏和书吏、差役这一群体，貌似组合而成一个铜墙铁壁的县衙共同体，但通过白氏论著，我们发现由于缺少籍贯回避和明确的晋升路径等制度化约束，清末的书吏与差役在县衙内部自然形成了一种具有乡土特色的组织，其中存在大量因为没有成文规定而发生的几乎能够终其成员一生的纠纷与恶斗。这与费孝通提出乡土社会中的“差序格局”惊人相似，周雪光进一步将这种非正式制度的组织形态称为“组织的儒家化”。所以双轨之间，到底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史实？ 这大概要留待后人继续思考了。

    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房规、行规不仅左右着书吏、差役个体的升迁、罢黜、调任，更成为久居乡里的士绅百姓解决纠纷的关键因素，深刻地影响着当地治理的效率和公正性。诸如国家政策推行、共同体意识形态上的团结、乡里纠纷等都需要书吏、差役先于正式的官方行政从中调停。他们不仅是这个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乡土社会中法律和道德冲突的直接见证者。他们通过以血缘、地缘、学缘等业缘形成的内部房规、行规解决自身群体内部纠纷，这种在县衙乃至整个县域都不透明的非正式制度，在幕后维系着清代中后期每个县衙的日常运作，亦正是前文所言将第一种补充型非正式制度嵌入依附型非正式制度中的最佳例证。

    如果说对白氏著作有所补充，本文以为应加强对行政文书产生过程的关注。例如文中以光绪之名下发的上谕仅笼统给出裁剪书吏、差役的旨意，紧接此便是巴县知县在上知府奏疏中抱怨以明确数据大量裁撤书吏、差役会使政务极为不便。从圣旨“定调子”到知县被要求以具体数字为纲进行大刀阔斧的人事改革过程中，圣旨如何转化为县域的具体行动？涉及的裁员数量和比例由谁来决定？ 各地是否都会下发同样的裁员比例，京畿地区亦然？ 最终的协商和解决方案又是如何达成的？ 这些细节会揭示从中央到地方政策执行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展现行政命令如何在不同层级间传递、解释和实施。这类政治实践和“非正式制度”的动态变化糅合在一起，将是前文所言把非正式制度嵌入正式制度中的一条可以探索的研究路径。

    清代文书行政是中国古代文书制度的一个高峰，西北与北京相距5000里，军报能在九天内抵达，但掌握一手军情和及时应变仍异常困难。如果将历史进一步向前推至早期中国，秦汉时期以简牍文书为运转载体，这又将耗费多少时间和资源。在文书传递不畅、细节难以一一表述的情况下，许多政务必须在基层就得到解决。史汉中常有类似“至数年无辞讼”的记载，我们实难相信真的某郡某县没有民间诉讼，更可能的猜测是郡县乡里的官吏、父老通过一种在地化的“非正式制度”在地方上解决了案讼，或可称之为一种秦汉时期的“枫桥经验”。富谷至在讨论汉代文书行政时提到“实与文不与”，即在国家律令和实际执行之间灵活应对，正是对于这一情形的总结。

    若我们更深一步，以中国古代哲学论之，则汉儒、宋儒反复讨论的“经”和“权”亦可以成为讨论“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思想来源。“经”指儒家经典中所蕴含的恒常不变的原则和道德规范，是治国理政的根本指导原则。“权”指在特定情境下对原则的灵活运用和调整，即在遵循“经”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权变。由此，董仲舒提出“经权相济”“反经合道”，与“非正式制度”之辨甚为相通。非正式制度往往在正式制度的框架之外，不被具体的繁文缛节所束缚，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甚至带动了正式制度的不断推进。在“经”和“权”之间抉择或平衡，即是在正式与非正式交融互动的灰色地带探寻可能的“第三条路”。

    古今中外史学家们的关怀无一不指向“通天人之际，究古今之变”。在常规制度史方兴未艾的同时，“非正式制度”在官方叙事之外构筑着制度运作的微妙网络。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前进的方向，但理论总有其局限。个案式的质性研究的意义正在于此：它存在于宏大理论的边缘，似乎是一种后现代的个体化的思考，却可以让我们不断反思、不断前行，将文献、数据、史料、他者拉入自身日常经验的范畴，捕捉到那些微妙而关键的个体实践，也期待理解和包容人类社会种种深刻的冲突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