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观”视野下太行根据地的“全民皆兵”

    ■张钧皓

    太行根据地的历史长期以来受到广泛的关注。这既源于位于抗战前线的太行根据地是中共发挥抗战中流砥柱作用的直接证明，又与它的建党建政及社会改造经验在后来的解放战争中随着干部、组织的迁转而广泛扩散有关。以往学界对太行根据地的讨论，既有把它作为中共抗战或发展整体历程中的个案，延续革命史叙事的宏观研究；也有将视野下沉到区域内特定县份或具体历史事件，以多样视角进行考察的微观研究。以“中观”视野考察太行根据地，提炼出既能收束根据地系统内微观事相，又能构造其与宏观叙事之间对话的理论问题，成为摆在学术界面前的新课题。

    率先在这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是《太行山上：中国共产党太行根据地干部政治成长史》（赵诺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年版）。该书从根据地独特的干部构成、战争形 势出发，将太行根据地的干部成长与整风整党的历史联系起来讨论，并延展到太行根据地干部在中共建国过程的作用，这样，太行根据地的历史就与中共建党建政建国的历史纵深贯通起来了。

    2024年出版的王龙飞的《全民皆兵：太行根据地的武装体系（1937-1945）》一书是接续这种努力的一本力作。作者先前在博士论文中以太行根据地的群众武装为研究对象，着重关注其组织、运作、效果，后来他将研究对象扩展到使群众武装真正发挥效力的武装体系、社会形态，并以“全民皆兵”来概括之。

    “全民皆兵”不仅是对太行根据地一系列具体历史现象的统摄，还可以与中共抗战和发展的整体进程乃至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宏观脉络对话。它是以“中观”视野从太行根据地历史中准确提炼出来的具有理论意义的学术概念。

    首先，“全民皆兵”是一种具体运作的实践中的武装体系。它包含了民兵、自卫队，以及群众武装—地方武装—正规军三结合的武装体系，还有劳武结合、游击秩序等使其具体运作的一系列安排。从苏区时期开始，中共就开始构想这样的武装体系，直到太行根据地在抗日战争的残酷淬炼中才逐渐使之成为现实。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这种强大的武装体系成为左右国共较量的关键因素，是考察中共武装力量在困境中发展并最终获得“逆袭”的重要线索。

    其次，“全民皆兵”还是一种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形态。“全民皆兵”还包括了动员体制，以及武装体系与基层社会的互动关系。近代中国有识之士始终怀抱着将“一盘散沙”的民众“组织起来”的夙愿，中共更是力行这一目标的代表。在抗战的亡国危机中，这一尝试获得了 前所未有的合理性和可能性，根据地社会被高度地、军事化地组织起来。这种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形态甚至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改造进程也产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无论是回顾中共在抗战中发展壮大的历史进程，还是溯源一些绵延至今日的社会制度，“全民皆兵”在抗战中的实现，都是不可绕过的话题。

    做好根据地“中观”研究必须仰赖大量的地方档案，尤其是以前开发较少的县市级档案。在材料运用方面，作者不满足于以往太行根据地研究主要依靠现成的若干资料汇编，除了山西省档案馆的档案外，两年间他跑遍了作为当年太行根据地核心区的长治地区，搜集了十几个县档案馆的材料。这些地方档案，很多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整理完成以来，几乎没有人查阅。正因如此，我们能够在书中看到大量丰富且优质的细节，了解到“人民战争”的细部。这一特点典型地表现在本书的第五、六章。第五章中，作者对于群众武装的武器选用，细化到了枪支与地雷何者更能提高士气、何者更有实际杀伤力这样的细微差别。在第六章中，作者围绕群众游击战争的情报、戒严、生产等问题，发掘了大量落实到具体策略的材料，更以沁源围困战为典型案例，展示了一幅抗日 战争时期群众日常生活的生动图景。

    在“中观”视野下考察太行根据地，能够对许多学界既有的讨论提出独具价值的思考。比如，对减租减息运动与民众参军参战的关系，以往学界既有从宏观角度肯定土地政策与群众踊跃参军的正面关联，又有从微观的群众心理与利益考量角度对二者之间必然联系的质疑。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找到土地政策转化为民众参军参战意愿的具体解释。作者从民兵 以及武装体系入手，提出了对这一问题的较为合理的解释。一方面，由于中共领导开展的群众斗争明确了阶级矛盾，群众除了有宽泛的“报恩”心理之外，更产生了惧怕报复、保卫成果的具体考量，建立民兵武装的意愿于此产生。另一方面，针对过去有学者认为的农民的支持拥护并不会直接转化为参军参战的动力，作者通过研究根据地群众武装—地方武装—正规军三结合的武装体系，指出民兵组织能够为群众参军参战提供缓冲铺垫。民众不愿参军，但是加入民兵却相对没有门槛，等到在民兵组织中获得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和素质锻炼以后，再提升为正规军就顺利得多了。

    “中观”研究为实践“新革命史”学术理念开辟了广阔空间。“新革命史”的倡导者李金铮曾提出揭示政治史与社会史复杂互动关系，从而避免陷入大而化之和细枝末节两种极端的呼吁，这正与“中观”研究的思路契合。作者在提出对土地政策与民众参军之间关系合理解释的同时，还揭示了民众参军对于基层社会的影响。群众斗争的反复冲击，民兵武装的建立，均大大削弱了乡村旧有权势，使中共对于社会的控制深入基层，将民众前所未有地组织起来。这既是决定日后国共决战胜负的关键因素，也与建国后的政权建设与社会治理方式联系。贯通宏观与微观，串联政治与社会，既是“新革命史”的学术抱负，也正是“中观”研究的优势与发展方向。

    关于太行根据地武装体系的研究，本书依据丰富的一手资料，已经做出了令人倍感新鲜的开拓，但似乎还有进一步提升的可能。一方面，尽管作者在补充细节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但是这样呈现出来的历史情境仍然有更进一步丰富的空间。虽然叙述的生动性因档案资料的利用而大大提高，但由于停留于文本的考察，这样的生动仍然是一种“舞台剧”式的生动。作者事后曾多次表达过，自己在本书完成后，对太行地区进行了实地的调研，这使得他对于一些历史事件的发生、历史人物的心理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发现了一些从前忽视的问题。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会在后续的研究中，加入对历史事实发生的地理空间考察的心得体会，给读者奉献一幅更加生动、更有现场感的“全民皆兵”画卷。另一方面，政治史与社会史的互动，需要对基层社会进行更加细致周到的考察。在本书中，群众动员、社会改造所需要面对的“旧秩序”，很多 时候只是被简化为农民与地主的阶级对立，基层社会的复杂性在本书中呈现得还很不充分。比如，黎城离卦道暴动就表明地方的异端武装、民间宗教信仰等因素同样制约和规定着中共革命采取的策略，这在本书有提及，但有待进一步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