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大辞典》的代际传承

    ■王素

    终于见到这部新版《敦煌学大辞典》，虽然只是匆匆翻阅，仍能留下深刻印象，概括为两点：一是彰显文化传承，一是反映学术新貌。

    世界各国的工具书，包括“大百科全书”，都有经过若干年就修订或增订一次的传统。这是由工具书的特殊性质决定的。在中国，《辞海》的修订最为规范，1981年召开主编扩大会议，提出“十年一修订”，当场通过并成为制度。此后迄今，已经修订过四次。需要强调的是，每一次修订，由于十年不能构成一代，后者与前者没有“代际”关系。这种情况，对于工具书的修订，其实未必有利。

    我们知道：不管是工具书，还是传世古籍和出土文献整理著作，后人修订前人，存在“代际”关系和文化传承，比没有“代际”关系和文化传承，无疑要有利得多。譬如“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中华书局对于承担单位的遴选，首先考虑的就是当年的原点校单位。武汉大学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年唐长孺、陈仲安先生主持“北朝四史”点校，后来唐先生的学生朱雷、冻国栋先生主持“北朝四史”修订。《吐鲁番出土文书》也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年唐长孺先生主持《文书》整理工作，现在我作为唐门第二代，参与并支持唐门第三代刘安志先生主持《文书》再整理工作。后者与前者存在“代际”关系和文化传承，后者对前者的成果会更加尊重，修订或增订也会更加慎重。

    有人曾举日本岩波书店二战后组织编撰“岩波讲座：世界历史”为例，说明该书重视“代际”关系和文化传承。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从最近出版的两期看：1997年开始出版的第二期，共31卷，中国中古史是第9卷，妹尾達彦先生（1952年生）主编，名为《中華の分裂と再生（3-13世紀）》；2024年开始出版的第三期，共24卷，中国中古史是第6卷，荒川正晴先生（1955年生）主编，名为《中華世界の再編 と ユーラシア東部（4-8世紀）》。荒川正晴先生与妹尾達彦先生是同一代人，书名和内容完全是另起炉灶。这样，后者与前者完全没有传承关系，既不存在修订或增订，也不会产生由此导致的问题。

    1998年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第一版）距今超过四分之一世纪，按照“十年一长，二十年一代”的旧说，已经过去了一代人。主编季羡林先生（1911年生），副主编唐长孺（同前）、段文杰（1917年生）、宁可（1928年生）、沙知（1926年生）等先生，年龄最大差距是17岁，相当于两代人。撰稿人大部分都是他们的学生，则属于另一代人。2024年出版的《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主编郝春文先生（1955年生），副主编荣新江（1960年生）、方广锠（1948年生）、赵声良（1964年生）、张涌泉（1956年生）、郑炳林（1956年生）、伏俊琏（1960年生）等先生，年龄最大差距是16岁，也相当于两代人。撰稿人大部分都是他们的学生，也属于另一代人。前后两版《敦煌学大辞典》，分别都由三代人编撰，本身就存在“代际”关系和文化传承。旧版《敦煌学大辞典》真正主持工作的是宁可先生。新版《敦煌学大辞典》的主编是宁可先生的高弟郝春文先生。后者与前者自然存在更加明显的“代际”关系和文化传承。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种关系和传承，保证了新版《敦煌学大辞典》不会偏离旧版《敦煌学大辞典》的学术规范，并会维护旧版的质量和权威。

    对比新旧两版《敦煌学大辞典》的内容，显然，新版《敦煌学大辞典》两册，条目、图片、字数等，都较旧版《敦煌学大辞典》一册，增加了将近一倍。不管是工具书的修订或增订，还是传世古籍和出土文献整理著作的修订或增订，内容如此大量增加，都是极其少见的。我以为，最重要的，还是因为这二十多年来，敦煌学确实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有太多的条目需要新增，有太多的内容需要补充。以《敦煌学大辞典》“人物”专栏为例：旧版所收最后一位人物是1961年出生的刘进宝，新版所收最后一位人物是1984年出生的刘全波。说明至少增加了一至二代新敦煌学人的成果。因此，可以自豪地说：这部新版《敦煌学大辞典》，确实反映了这二十多年来敦煌学领域的学术新貌。

    近年来，文化传承受到重视。从文化而言，精神传承和物质传承，典籍传承和口耳传承，方法和途径都不尽相同。惟一相同的是，无论精神还是物质，无论典籍还是口耳，文化传承最终依靠的都只能是人。目前只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了“传承人”制度。精神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可以学习“非遗”的“传承人”制度，建立自己的文化传承梯队。目前，出土文献五大门类，只有敦煌学（含吐鲁番学，二者原不可分）的文化传承梯队最为整齐和成熟。这与新旧两版《敦煌学大辞典》的先后出版，彰显的文化传承，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文化传承要求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知识的积累和人才的成长，创造更为宽松和优渥的条件。尤其对于老年专家，要趁他们尚能工作，为他们传承文化，培养“传承人”，提供更大的支持。陆游《题尊信斋》：“伏生九十语已讹。”杜甫《秋兴八首》：“刘向传经心事违。”不要等到伏生年逾九十，话都说不清楚，再口传《尚书》。否则如同诗圣杜甫，只能徒羡刘向能够校传《五经》，自己传承文化的美好愿望，最终难免功亏一篑！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