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在世界，研究中心在中国

    ■黄正建 

    《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的顺利出版，为学术界提供了一部更契合当代学术发展的、总结性的专业辞典，为广大读者即无论是敦煌学研究者还是敦煌学入门者提供了一部更全面更前沿更有用的工具书。大辞典的修订是一项很复杂的工作，涉及面广，作者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能完成并出版，是很令人敬佩的。这不能不说是参加者十二分努力的结果，是参加修订的各位作者与出版社精诚合作的成果，当然更重要的也是辞书修订的领导者领导有方的结果。

    说到领导有方，就不能不提到郝春文先生。正是在他的下定决心、精心组织、不断督促下，才让修订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在《敦煌学大辞典》第一版的序言中，季羡林先生说：“我们只能在学术接力赛中起我们眼前这一代老中青学者应该起、所能够起的作用。我们只能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季先生的意思虽然是在说我们不能过分吹嘘自己和过分贬低自己，但同时也表达了编纂《敦煌学大辞典》是这一代人应起的作用的意思。同样，郝春文先生也说：修订敦煌学大辞典是在进行“我们这一辈人应做的大事”。郝春文先生还在第二版序言中说：“完成《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的编纂，是我们这一代学人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我想，这就是一种学术使命感。郝先生对敦煌学的感情非常深厚。记得2005年在武当山开敦煌学会理事会，我们一起聊天聊得高兴时，他曾半开玩笑地说：我们能在一起聊敦煌是多么开心的事，将来我们可以在敦煌建一个墓地，大家死后都葬到那里，我们就可以在那里继续聊敦煌了。这当然是玩笑话，但也可以看出他对敦煌、对敦煌学研究的一往情深。正是在这种使命感的推动下，才能在短时间内团结组织诸多学者共同完成这一重要而又艰巨复杂的修订工作。

    当然，郝先生之外，这次修订集中的敦煌学研究的天花板级的学者也都具有这种使命感。其实参加修订的这些著名学者，在自己研究工作之外，已经在以不同方式进行着《敦煌学大辞典》的修订积累。比如赵声良先生主持的《敦煌学艺术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9年），等于是《敦煌学大辞典》艺术部分的提前修订。张涌泉先生主持的《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四川辞书出版社。2023年），等于是《敦煌学大辞典》语言部分的提前修订。荣新江先生主持的法藏敦煌文献全彩版出版工作，包括文献重新定名等，也是在为敦煌学大辞典相关条目的修订提供资料。特别是他的《满世界寻找敦煌》，对于《敦煌学大辞典》中学术史条目的修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如负责历史地理部分的郑炳林先生、负责文学部分的伏俊琏先生、负责宗教部分的方广錩先生，乃至负责书仪部分的吴丽娱先生等，都是相关领域的顶尖专家，能充分体现我们这一代人的敦煌学研究水平。

    在此，我们不能不悼念和怀念去世的、为《敦煌学大辞典》做过贡献的先生们。第一版的出版前言中，对逝世的先生只提到了唐师长孺先生以下5人，而第二版如果提到的话，将会是一个长长的名单。在这名单中包含了我们这一代人中的佼佼者如赵和平、王卡等诸先生。在第二版《敦煌学大辞典》出版之际，对这些逝去的、对《敦煌学大辞典》有卓越贡献的学者，我们是会更加悼念和怀念的。

    《敦煌学大辞典》第一版的凡例中说，辞典“采用分类编排。所分类别及排列顺序，主要从编写及查阅方便考虑，并无构建某种体系的用意”。虽然如此，虽然出版方说辞典没有构建某种体系的用意，但实际上，从后来的研究实践看，这种按敦煌艺术、敦煌遗书、敦煌学研究几部分的分类，已经在构建着敦煌学的体系，而大体为后人所遵从。这就是大辞典出版的另一个意义。

    这种分类编纂的辞典，在历史上可以归为类书一类，而类书除查找方便外，在保留学术资料方面有其他专著所不能比拟的重要作用。比如《艺文类聚》《白氏六帖》《太平御览》这几大类书，保存了多少已经佚失的古籍资料啊。像我们研究唐代的法典如充夫式（户部式）、互市格（金部格）等，都只见于《白氏六帖》，而只有通过这些法条，我们才能更深入地研究例如唐代的杂徭夫役之类问题。类书的作用在这里就显而易见了。分类的敦煌学大辞典也具有同样作用。第二版增加了许多新的类目和辞目，也就是增加了更多的可以传世的资料。也许几十年上百年以后，研究敦煌学的学术史，就离不开《敦煌学大辞典》了。收在其中的一些人如我这样无名小辈的事迹，也许到那时只有在大辞典中才能留下一些痕迹了。第二版大辞典大大增加了学术史类别的内容，即公私收藏、编号；著作、刊物；学术组织、学术会议、展览；近现代人物等类别等，篇幅大为扩充，充分反映了敦煌学这几十年突飞猛进的状况。这就是仅靠分类就可以显示的学术发展趋势。

    最后想说的是，在第一版“敦煌学”条目中，撰写者季羡林先生写道：“与敦煌学有密切关系的是吐鲁番学。吐鲁番学也是一个新名词。从二十世纪初起，东西方许多国家的一些所谓探险家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地区发掘出大量的文献和文物。许多国家的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种学问被称为吐鲁番学。它也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由于两者关系密不可分，有时候合称敦煌吐鲁番学。”“敦煌和吐鲁番这两个地方都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而丝绸之路又是古代东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对于它的研究，是当今世界上最引人注意的学问之一，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里，季先生明确把“吐鲁番学”归入了“敦煌学”的范围内（张涌泉等主编的《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实际也收入了 吐鲁番文书的词汇）。所以我们期待着将来能编纂出版一部《敦煌学大辞典》的姊妹篇——《吐鲁番学大辞典》。

    现在我们提倡“文化自觉、历史担当”。《敦煌学大辞典》第二版的修订出版，正反映了这一代学者的文化自觉和历史担当。在《敦煌学大辞典》的序言中，季先生说：“前几年，在一次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上，我在发言中讲了两句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受到了在座的国内外学者的同声赞扬。”现在第二版修订出版的背景，不仅仅是“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了，还应该是“敦煌学在世界，研究中心在中国”。这就是现在的文化自觉或曰文化自信。而历史担当，就是前面说过的这一代人应该作这一代人该做的大事。希望这种自觉和担当会为更加年轻的学者继承下去。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