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耕森先生与“中国和生哲学”

    ■何善蒙

    如何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先贤论述中汲取智慧，并使得这些论述能够积极作用于当下，成为每一个中国古典学研究者的重要责任，已故钱耕森先生所倡导的“中国和生哲学”无疑是一次极具代表性的理论尝试。

    钱耕森先生1952年肄业于清华大学哲学系，195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深受清华园和燕园两大哲学氛围的熏陶，尤其得益于金岳霖和冯友兰先生的教诲并深受影响。毕业后，钱先生长期投身高校教育事业，先后在贵州大学、安徽大学任教，为安徽大学哲学系资深教授。在六十余载的学术研究和探索中，钱先生始终保持持续的学术兴趣与深刻洞察力，著述宏富，嘉惠学林，因其在学术研究领域的突出贡献，钱先生获得了2017年度“汤用彤学术奖”，这是学术界对他的最好认可。2023年底，钱先生在合肥溘然长逝，享年91岁。

    从学术成就的角度来说，钱先生的贡献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在道家哲学研究领域尤其是老子研究方面，其所著《老子外传》是其研究成果的重要体现。钱先生通过对老子思想细致入微的剖析，从老子的道论到其人生哲学、政治哲学等多维度展开探讨，不仅深入挖掘了老子哲学在传统语境下的内涵，更致力于探寻其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与意义。尤其是注重对老子“道生”理念的解读，为理解道家宇宙观与生命观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也为道家思想在当代哲学话语体系中的传承与创新开辟了道路。

    其次，在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领域，钱先生对儒家的道德观念、社会伦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对孔子的“仁学”思想及其在当代社会构建和谐人际关系、道德规范体系中的作用进行了重新审视与阐释，试图在现代社会多元文化背景下，重新激活儒家思想的生命力，为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提供理论支撑。

    再次，就是钱先生生前广为人知的“大道和生学”，这是其学术生涯中的一大亮点与焦点。这一学说依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生”与“贵和”理念，传承史伯的“和生”说和老子的“道生”说，构建起一套独特的新哲学体系。该体系旨在解决当代社会面临的诸多问题，如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等。他通过“大道和生学”强调世间万物的和谐共生，倡导以一种包容、协调的态度对待世界，这种理念在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和谐发展等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也为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范例。

    “大道和生学”是钱先生所有理论阐释中最广为人知的，也几乎成为其学术研究的“标签”，但是，这并不是钱先生理论创造的完整表述，更恰当的完整表述应是“中国和生哲学”。关于“中国和生哲学”的体系，在其遗著《中国和生哲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4年出版）中有着非常详细的论述，该书是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所策划的“原创中国系列”的第一本，在钱先生生前已基本完成，但因身体原因未最终定稿，在钱先生去世之后，由曲阜师范大学姚春鹏教授和钱先生夫人安徽大学沈素珍教授共同编撰整理定稿。由此我们可以一窥“中国和生哲学”的理论框架以及钱先生创立和生哲学的良苦用心。

    钱先生对和生哲学产生兴趣，源于1994年先生获邀出席“纪念孔子诞辰2545周年暨国际儒学讨论会”，这次会议主题是“儒学与二十一世纪”。根据会议主题，钱先生从儒学如何现代化问题着手，以儒家的核心思想“和为贵”为切入口，在会上发表了《“和为贵”新论——儒家与现代化》，将“和生学”作为“新论”提出，在论证了史伯“和实生物”哲学思想并结合儒家“和为贵”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新思考。

    其后三十年，钱先生中国和生哲学的理论逐渐成熟，对于这个新理论建构的过程，钱先生自己有过非常清晰的概括，“中国和生哲学的创立历经了四个阶段：‘和生’新论的提出；继史伯绝学，建立‘和生学’及‘三态和生’的研究；以‘大道’立论，创立与丰富‘大道和生学’新体系；以‘和生’为主脉，构建与完善‘中国和生哲学’这样四个阶段，体现了‘和生学’理论不断升华的过程。在‘和生学’的创立初期，其特点主要是史伯的‘和生’思想与儒家思想结合；从‘和生学’提升为‘大道和生学’，是史伯‘和生’思想与儒家思想结合的基础上，再将‘和生学’与老子和道家思想打通；从‘大道和生学’上升到‘中国和生哲学’，是将‘和生学’研究纳入到整个博大精深的中国哲学当中，进一步丰富‘和生学’的哲学体系。中国和生哲学的形成过程，是一个随着对中国哲学史教学与研究的不断深化，对其隐含的‘和生’思想主脉，进行不断地挖掘与梳理的过程。”（《前言》，第3页）这是钱先生对其理论形成过程的完整概括，是我们了解其思想脉络的一个非常直观的依据。

    当然，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大道和生学”仅仅只是钱先生整体和生哲学讨论中的一个侧面，不可否认的是，钱先生对此付出了极为艰辛的努力和探索，这也正是其获得汤用彤学术奖的缘由。但是，在钱先生和生哲学的理论系统中，除了“大道和生学”，还有“大道和同学”，关于这个和同学，钱先生认为，“‘大道和同学’是中国和生哲学的又一理论，它的理论渊源于史伯的‘和同’政治哲学以及中国传统哲学中丰富的‘和同共生’理念。其基本内容为‘和同’的辩证哲学观、‘和同’的和谐政治观、‘和同’的和谐社会观与‘大同’的价值追求。”（《前言》，第4页），所以，只有把“大道和生学”和“大道和同学”联系在一起，才能完整地理解钱先生的和生哲学，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大道和同学”代表着更高的价值追求，“世界万物之‘同生’（和同共生）依然以‘和生’为基本机制，‘和同’是‘和生’的高级形态，是‘和生’的完成状态。”（《前言》，第5页）

    综上，是《中国和生哲学》上编所重点谈论的问题，中国和生哲学理论系统建构的完成，是钱先生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理解方式的一种创新。在和生哲学的视野下，该书中编钱先生主要是对中国哲学史以和生作为主脉进行了重新梳理，尤其突出了从史伯、《周易》、管子、晏子、老子、庄子、《淮南子》、《太平经》、孔子、孟子、荀子、王夫之到孙中山、冯友兰、方东美等具有代表性的哲学家和哲学作品所形成的和生哲学的基本脉络。通过这种方式的阐释，钱先生完成了对于中国和生哲学的理论建构和历史梳理。

    对于钱先生来说，其和生哲学的构建，不仅只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传统哲学、重新梳理哲学史，更为重要的是，传统中国哲学的智慧应当也必然对今日我们生存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回应。这部分内容集中体现在该书下编“和生哲学的实践应用——‘三态和生’”中，这部分的论述，充分体现了钱先生作为一个真诚的学者所具有的情怀，钱先生明确指出，“中国传统辩证法不满足于对‘原理’地阐释——为哲学而哲学，而特别注意于体用结合、有体有用。中国和生哲学传承了这一传统与精神，形成了体用兼备的理论体系，体现了中国哲学有体有用、体用不二的精神特质”（第257页）。由此，从理论到历史再到现实，我们可以清楚看出钱先生对于中国和生哲学的建构及其精神价值。

    我和钱先生认识近二十年，很多时候默默地向先生学习，因为我觉得老一辈学者身上的纯粹、执着及热情，是值得我们年轻一代汲取的。读完《中国和生哲学》，我不仅被钱先生理论阐释的圆融透彻所折服，更被先生观照现实的精神深深感染。对于中国传统来说，确实不能只关注理论本身的完满，更应重视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完满融合。都说中国士人有心怀天下的情怀，这种基于现实关切的经世致用，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精神价值。

    （作者为浙江省台州市和合文化研究院院长）